明朝的嘉靖皇帝，在歷史上的名聲並不好，其實，他是明朝少有的有為之君之一。如果沒有他推行的改革，明朝可能早就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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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明史這幾年成為熱點，但一般人心目中對明史的印象，恐怕還是以兩頭為主，開國的朱元璋、朱棣“二祖”和最後的亡國之君崇禎知名度最高，萬曆因為《萬曆十五年》，也算出了名。其他那些明朝皇帝，形象就不是那麼清晰了。

這樣一來，有一個有為之君——明世宗嘉靖皇帝就被埋沒了，或者說被誤會了。誤會的主要原因就是“大禮議”。

“大禮議”差不多是嘉靖剛當上皇帝頭幾年中朝廷的頭等大事。這事是這樣的：明武宗，也就是那個精力充沛、自封大將軍並要帶兵去打仗的正德皇帝，既沒有子嗣，也沒有親生兄弟，同父異母的兄弟也沒有，也沒留下話說皇位傳給誰，突然患病，很快死了。

大臣們只好在宗室裡找皇位繼承人。找來找去，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選中了正德皇帝一個叔叔的兒子，也就是堂弟朱厚熜繼位。正德皇帝名叫朱厚照，二人都是厚字輩的。

被選為皇位繼承人，朱厚熜就來到京城準備繼位。沒想到大臣們提出一個條件，他們要求朱厚熜給自己辦個過繼手續，把自己過繼給正德皇帝的父親（明孝宗）當兒子，不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當時朱厚熜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還在），這樣就理順了繼承關係。

對此他，朱厚熜嚴詞拒絕。他不但堅決不改換父母，還要追認自己的親生父親為“皇帝”。於是，就圍繞著朱厚熜到底應該算是誰的兒子這個“大禮”，朝廷百官分成兩派，激烈爭論了很長時間。這就是所謂“大禮議”。

一般的歷史書往往把朱厚熜堅持較這個勁，貶低為無謂的好面子或者虛榮心，進而認為朝廷上下為這種虛名之事爭論了幾乎二十年，分裂為兩派大打出手，是明朝政治荒唐的表現。看，從皇帝到大臣，不幹正事，沉迷於這種無聊的名分之爭。這不是一幫“無事忙”麼。

再加上嘉靖皇帝后來有幾件醜聞，包括差點兒被宮女們勒死，重用大反派嚴嵩，晚年沉迷道教不理朝政等等，於是，嘉靖皇帝基本上被歸入“明朝那些沒志氣的懶皇帝”之列，歷史形象的檔次，實在不高。

其實，嘉靖皇帝是明朝少數有為之君之一。後來的張居正就把嘉靖皇帝和太祖成祖“二祖”並列，實際上，張居正那著名的“一條鞭法”改革，是嘉靖皇帝時期提出來並開始改革的。張居正並非改革的開創者，而是繼承和發揚光大者，並且，在改革的某些方面，張居正做得還不如嘉靖皇帝好。

那麼，一個有為之君為什麼要執著於“大禮議”這種虛名之事很多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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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的回答就是，“大禮議”可不是什麼虛名之事，而是嚴肅的、重要的、關鍵的政治鬥爭。正是因為嘉靖取得了這場關鍵的政治鬥爭的勝利，才有條件推行重要的改革，興利除弊，成為一代有為之君。

“大禮議”之爭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搶到了“大旗”

正德皇帝的父親，也就是大臣們要求嘉靖認的爹，是孝宗，孝宗之前是憲宗，再往前是代宗英宗宣宗等等。這些皇帝一般人都不熟悉，甚至完全沒聽說過。這也不奇怪。這幾位王朝中期的皇帝，確實做事不多，說是混日子也差不多。

經過這幾位王朝中期的皇帝，太祖成祖“二祖”勵精圖治、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創業精神已經所剩不多。朝政各方面都漸漸紊亂，國家顯露出衰落之相。到了自封大將軍的正德皇帝，可以說明朝已經有了敗亡之相。幸好那時候滿洲還沒興起。如果那時候就有努爾哈赤式的人物帶兵就打過來，明朝應該早就滅亡了。

大臣們之所以堅持讓嘉靖認孝宗為父，是為了用“大宗”壓住“小宗”，也就是把嘉靖這個外藩“小宗”納入孝宗-武宗這一系當中去。這可不僅僅是為了“禮”，更重要的為了保持政策的延續性，也就是讓嘉靖把前面幾位中期皇帝的守成原則繼承下去。

嘉靖拒絕認孝宗為父親，也就等於拒絕了來自“大宗”的吸納之意，而要確立自己獨立的政治路線。這個路線，當然也不是憑空而來，而是追溯到太祖成祖的“二祖”時期。這就是嘉靖透過“大禮議”搶到的“大旗”

對政治操作來說，搶佔道義制高點非常重要，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繼而就是事不成。對改革者來說，“搶大旗”尤為重要。沒有大旗，改革的困難就會多很多，甚至完全辦不成。有趣的是，古今中外，改革者搶佔的大旗，往往來自更古老、更起源的某個時期。崇古而抑今，是很多改革者慣用的手法。

歐洲文藝復興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其實，文藝復興的內容是全新的，和古代沒多少共同點，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之所以強調“復興”，就是為了援引古希臘古羅馬為自己的“大旗”，以擺脫宗教勢力強大的中世紀的桎梏。

當代的美國保守主義者也經常大聲疾呼“回到國父”，也就是回到美國國家的立憲時期，追尋立憲者——美國國父們的本意。其實，現在的美國，和建國之初的美國差別很大。當代美國社會的問題，美國國父們當初根本就想不到，更不可能預先在憲法中就給出解決方案。所謂“回到國父”無非是為了搶大旗，搶到大旗以後就可以“舊瓶裝新酒”，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

對嘉靖皇帝來說，“二祖”就是他推行改革的道義來源。把自己的改革解釋為“回到二祖”，在明朝社會，就有了最高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所以，他絕不能認孝宗為父。這不僅是孝義倫理問題，更是政治路線的選擇問題。只有在“大禮議”中獲勝，嘉靖皇帝才能有改革的空間。

二、大改革必須先要大換血

在“大禮議”中，朝廷官員分為兩派，一派是以原大學士楊廷和為首，要求嘉靖改換門庭認新爹。楊廷和歷任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不僅態度上傾向繼續守成，而且，由於官場千絲萬縷的關係，即使他想改革，也顧忌很多。

比如明朝的內閣，到楊廷和為大學士時，已經形成傳統，內閣成員只從翰林院選拔。“二祖”時期並無此規定。這個傳統是後來漸漸形成的。有了這個傳統，內閣就成了一個“近親繁殖”的小圈子，彼此都是翰林院中的師生師兄弟，外部的新鮮血液無法進入。這是明朝中期政治漸漸消沉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派則站在嘉靖皇帝這一邊，支援他堅持認親生父母。這一派官員中的很多都是從地方新到中央不久，和楊廷和等老臣還不熟悉，沒進入他們那個小圈子，屬於新興勢力。

這兩派官員長期互相爭論，勢不兩立。結果就是，當嘉靖最終取得了“大禮議”的勝利以後，楊廷和這一派，從人事上也就基本被清除了。楊廷和被削職為民，不久死去。而對立的另一派佔了上風，紛紛入閣拜相，擔任各種重要官職。

看起來，這似乎之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再演，其實，有更深的作用。

如果沒有“大禮議”，楊廷和多半會繼續當他的大學士。嘉靖這個“外藩小宗”，在這個四朝老臣面前，權威性和能動性都嚴重不足。再加上圍繞楊廷和的一幫大臣和他同聲同氣，大的改革舉措就很難推出，比如打破內閣成員只能來自翰林院這種傳統，恐怕就很難做到。

因為“大禮議”，這批官員和嘉靖算是徹底鬧翻，很難合作，只能一拍兩散了。這樣一來，客觀上就把朝廷中不支援嘉靖帝，以及和現有政治格局利益密切的官員都清除了。換上了一批新人，不但換了新人，這批新人還是堅決支援嘉靖，和嘉靖共同奮鬥過、有戰鬥的友誼。這就讓君臣之間的互信水平很高。換句話說，嘉靖不但取得了“大禮議”的勝利，還就此擁有了自己的班底。

還有一點，新換的這批人，很多的都是來自地方來自基層。他們對明朝政治各方面的弊端和缺陷的瞭解，比那批一直在京城、遠離基層的老人要多得多。加之這批新人不受既有政治結構利益關係的羈絆，明朝政治，就此注入了寶貴的新鮮血液。這些人事變化，顯然很有利於推行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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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當代政治術語表達就是，“大禮議”讓嘉靖皇帝在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兩方面都為改革做好了準備。接下來的改革，就水到渠成了。

果然，在嘉靖執政前半段，他在吏治、科舉、土地制度、稅收制度、節制宗室、控制內廷宦官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深入改革。遺憾的是，在嘉靖執政後半段，改革漸漸廢弛，沒能堅持到底。

雖然如此，仍然可以說嘉靖“挽救了”大明朝。那些醜化嘉靖的觀點忽略了基本的事實。嘉靖執政時間很長，長達45年，僅次於後來萬曆的48年。如果嘉靖沒能推行深入的改革，以正德皇帝留下的那個爛攤子，明朝絕無可能再堅持一百多年。明朝又延續了一百多年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嘉靖改革成功和成效的最大證據。

此外，嘉靖長達45年的執政，朝中卻無劉瑾、魏忠賢那樣的“大鐺”，還啟動了重要的“一條鞭法”改革，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證據。

當然，本文的重點不是為嘉靖“翻案”。本文的重點在於透過對嘉靖一朝改革和“大禮議”的關係，分析成功改革的一些重要規律。而這些規律，並不僅僅適用於古代或者政治，而適用於任何人類社會的重要變革。

不過，嘉靖改革對明朝的作用和意義，還另有一層含義在其中，值得繼續分析，這個，下篇文章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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