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繼位不久後就派騎劫接替樂毅軍權，而樂毅怕回到燕國被害，直接逃到趙國……結果騎劫兵敗，齊國在田單的反攻下又全面復國。

遙想當年燕昭王心心念：“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眼睜睜看著樂毅連拔齊七十餘城，燕昭王耗畢生之力即將完成夙願卻化成泡影。很多人把燕國伐齊的失敗歸根到田單玩好一手離間計，那麼燕國自己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除了將軍權柄過大，恐怕燕國本身就缺乏信任感。

田單能復辟齊國最厲害的地方是對人心的掌控，敏銳的發現燕惠王對樂毅的忌憚，燕國高層對樂毅的不滿，這種不滿是燕國勳貴中骨子裡的迂腐和狹隘，對人才的嫉妒和排斥，而這類負面資訊被田單無限放大後有效利用。

我們從蘇秦和樂毅得遭遇中發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

“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

兩人同樣對燕國勞苦功高，同樣被造謠中傷，看來外來的和尚在燕國難唸經。為了復仇的燕昭王尚能容人，遏制階級矛盾，可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在燕國權利交接的時候，燕國勳貴的排他思想繼續死灰復燃。

而《史記》把燕國這種階級上的痼疾總結為一句話：

“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

樂毅年輕的時候和燕惠王結下樑子，這麼大的事情《戰國策》也沒有詳細記載，卻以個人恩怨一言避之，換句話說：燕國沒有對不起誰。

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樂毅已預見到自己的政治危機：“留徇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卻唯留下即墨、莒兩城選擇圍而不攻，除了因為客觀因素，燕國高層的變動已經讓這位聰慧的將軍有所察覺，所以換將的命令剛剛下達，樂毅就跑的乾淨利索。

隨局勢變化的戰爭壓力，燕國伐齊背後的外交關係。

燕國一直是偏隅小國，在戰國中的存在感只能比肩韓國，在戰國中燕國素有

“燕國雖小，善附大國”

的不良口碑，試問一個強國需要借靠別人的肩膀來成就自己？那麼弱燕是真弱，這種弱勢不是單純的勵志就能改變。

從燕昭王高築“黃金臺”起，燕國開始秣兵歷馬，廣納賢才，一定意義上實現了燕國中興之勢，二十八年勵精圖治，齊王作死四路樹敵，給予燕國最好的復仇機會。先是蘇秦一語道破燕國的尷尬之處：

“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蘇秦作為縱橫家的眼光之毒辣可見一斑，無獨有偶樂毅也看透局勢：

“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可見燕國伐齊之戰的本質是“五國伐齊”，不是燕國單純的扳手腕，是建立在國際盟友的助力上順勢而為。而燕國在伐齊之後，秦、趙、韓、魏諸侯各國都得到自己的好處，燕國更是把齊國的財富掠奪一空。

當初齊國想獨吞宋國誘發其他諸侯國的聯手，同樣齊國現在岌岌可危，燕國面臨最大的問題不是滅齊，而是如何治齊，排除即墨、莒兩城的抵抗，如果燕國徹底把齊國納入版圖。燕國的攻勢無異於在火中取栗。

如何安撫好各個諸侯國才是燕國最大的問題。

蘇秦應該懂，可惜已經沒有機會講（被齊王車裂），樂毅也懂，問題燕惠王不懂，燕國計程車大夫不懂。燕國從燕昭王的死，燕國所有的矛頭都在指向樂毅武將權大，明明齊國就剩下那兩個城市為啥就打不下？

燕惠王只迷失在伐齊的累累戰果，燕國是真強？當騎劫的兵敗，樂毅逃跑，這才明白過來燕國的勝利，勝在僥倖，勝在一代人對局勢的控制能力，最可笑的是燕惠王反而擔心樂毅會報復自己，寫信求和解，求樂毅回國。

總結燕國伐齊的成敗，實際以燕昭王得生死為分水嶺，其中燕惠王的人品和氣度起到了一定負面作用，最根本的原因是燕國本身的政治體系出現問題，缺乏敵我實力的自我認知，缺乏有容乃大的用人不疑，缺乏對外交的政治格局。

在這一些列的影響中，田單的反間計會變的輕而易舉，甚至燕惠王不中反間計，恐怕燕國的政治體系也照樣容不下樂毅。無論是處置實際政務，還是處置君臣關係，燕國高層的言論中都充滿了冠冕堂皇，站到道德的制高點開始制裁。

於實際政見衝突卻不置一詞。“王顧左右而言他”，誠所謂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對樂毅離燕的“德義”譴責，根本不涉及罷黜樂毅的冤案與對齊國戰略失誤的責任承擔。後來對樂閒離燕的“德義”譴責，如出一轍，既不反思，又不批判，總之燕國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