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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馮玉軍，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刊於《歐亞經濟》2022年第1期，有刪節，註釋從略。

自2000年以來，普京執掌俄羅斯政權已經20多年的時間。期間，除2008年之前藉助高油價實現較高速度的恢復性增長外，俄羅斯經濟在2009年之後始終低速徘徊甚至幾度陷入衰退，普京多次允諾的經濟奇蹟未能實現，俄羅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難以遏制地持續下滑。於是，一個重要問題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研究者面前：是什麼原因導致瞭如此的結果？

一、經濟不振的政治與社會根源

油價下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羅斯經濟發展，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治理方式、社會生態等上層建築因素使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

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為肇始，之前以社會市場經濟、國家減少干預為要旨的制度環境就逐漸改變，並讓位於以政治威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的新政治經濟體系。垂直權力體系的日益強化不斷改變著俄羅斯國內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生態，並對經濟發展構成了重大負面影響。

在新的政治經濟體系下，國家對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所有過程的干預大幅提升。自2003年以來，在投資、價格、利潤分配、回報率、進出口、採購和銷售等幾乎所有主要宏觀和微觀經濟環節，政府幹預都在持續增強，稅收、關稅、財政等方面的法規和政策調整對企業經營的束縛日益增多。儘管政府還沒有掌控所有經濟資源，尚未對經濟實行全面管制，但市場配置資源和企業主體自主經營的空間已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壓縮，導致經營主體難以充分自由運轉、經濟效率日趨低下。俄羅斯經濟學家謝爾蓋·古裡耶夫認為，“國家對社會生活各領域過度干預的政治體制限制了經濟增長”，而這種“超級集中的管理系統並不適合管理像俄羅斯這樣龐大的國家。”

自2003年以來，與俄羅斯重新國有化相伴隨的，是新的一輪利益分配和權力爭鬥（如烏柳卡耶夫案）。在重新國有化的過程中，不少政府高官出任大型國有企業董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而其親朋好友、門生故舊則紛紛在這些國有企業中搶佔有利位置、坐享國資紅利。

相較於科技進步、創新發展、人力資源的最佳化，這些人更關注如何瓜分自然壟斷資源和財政資源，這導致國有企業總體而言效率低下。而國有企業佔據市場資源、備受政府保護，讓中小企業長期難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的是，重新國有化導致國內外投資者對俄羅斯政府是否有意願、有能力保護可靠的私有產權喪失信心，進而引發資金長期大規模外流並始終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在掌握對經濟資源的操控權力之後，俄羅斯政治精英對如何實現經濟的長遠發展、應對日益激烈的大國經濟競爭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與切實行動。莫斯科卡內基中心2021年9月釋出的研究報告稱，報告作者在與瞭解權力高層思維邏輯的人士進行的多次對話中證實，當權者的生存原則是“只要在我們執政的年代有足夠的石油和天然氣為聯邦預算獲取收入，並以預算支出來購買選民的忠誠度、壓制民間社會和媒體輿論就足夠了。在那之後（2036年），哪管洪水滔天。”可以說，在當前的體制環境之下，相當一部分俄羅斯權力精英目光短淺，他們對國家面臨的長期戰略風險漠不關心，不僅從根本上拒絕現代化努力，而且還喪失了務實的戰略思維。他們中的很多人對現有的管理模式感到滿意、習慣於在自以為舒適的“小天地”裡生存，漠視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和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而且越來越聽不進專家的意見。

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權力階層更多地關注的是“瓜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正如經濟學家安德烈·莫夫昌所說，俄羅斯作為一個社會體系並不創造價值，而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提取價值並在國內分配。相較於以競爭為前提的多元化經濟發展，這種利益分配很容易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獲益更多。

儘管資源出口所獲利潤的絕大部分被權力階層所獲取，但由於暫時還可以從中分得一杯羹，再加上對因表現出不滿、激怒權力階層進而遭受壓制的恐懼，絕大多數俄羅斯民眾選擇了得過且過的態度。最高權力核心也堅決反對任何改變，滿足於“以克里姆林宮的方式”保持穩定，試圖透過增加系統的剛性來應對挑戰。

垂直權力體系的支持者認為，權力集中會提高決策效率。但20多年的俄羅斯政治經濟實踐表明，由於管理者的集權化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相沖突，因而日益強化的垂直權力體系導致的結果是管理效率低下。權力集中與管理能力是負相關關係，權力和資源的集中帶來的往往是市場內在動力熄火、是手握大權的官員不願或不知如何承擔責任、是越來越多的少數群體利益被忽視。

20多年來俄羅斯垂直權力體系的日益膨脹破壞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資訊交流渠道。對上級的惟命是從導致決策過程缺乏正常、及時的資訊反饋機制，各級權力機關都不願意瞭解真實情況和聽取專家意見，官員們都竭力避免觸怒自己的上級，“報喜不報憂”的現象日益普遍。這讓在全面、客觀、準確的資料和評估基礎上做出真實而清醒分析、預測和預案的正常決策程式被完全扭曲。缺乏反饋和溝通，包括與專業人士的溝通，阻礙了經濟政策的合理制定。在人人自危的官場文化下，“不作為”成為各級官員的共識，甚至處於權力核心的高層政治精英也都因害怕失去官職而噤若寒蟬，不敢公開談論問題。這種現象非常類似勃列日涅夫執政末期的情形。此外，當局廣泛採用大資料、影片監控、人臉識別等現代資訊科技收集普通公民的資料和資訊，壓制社會異見、阻止公眾抗議。新技術不僅沒有成為幫助政府與社會相互溝通的工具，反而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由於現有公共行政機制執行取決於權力高層的意志而不依賴於社會的反饋，因此它不會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引入現代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會對那些扭曲的決策提供及時的修正資訊。

在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下，能源與軍工兩個行業既是支撐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也是吸引投資的核心領域。但恰恰是這兩個行業的優先地位延續了俄羅斯經濟的畸形結構，使俄羅斯落伍於新能源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正如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夫所言，“對全球能源轉型條件的適應受到了代表傳統能源和原材料部門的強大利益集團的限制，也受到大中型公司經營風險增加的阻礙。這將抑制非資源部門的創新和新市場的開發，而這些部門需要加速增長才能彌補俄羅斯經濟中傳統部門的損失。”

眾多專家認為，俄羅斯的技術落後與政治體制關聯密切，後者不受創新的影響，而且容易自我孤立。米哈伊爾·克魯蒂欣認為，“在寄生於自然資源的條件下保護技術落後，將導致俄羅斯到21世紀中葉時脫離世界經濟體系、人口和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奧列格·維尤金強調技術落後也將導致在保持軍力平衡和新武器研發方面遭遇困難，他估計，在15年-20年之後，俄羅斯維持軍事技術自主的可能性就將受到限制，“俄羅斯同美國甚至中國之間的軍事技術平衡存在被破壞的威脅”，因為“現代條件下的全球性趨勢在於，武器的發展是透過從民用工業到國防工業的技術轉移來實現的，而不是像幾十年前那樣從軍用到民用。”

有俄羅斯學者認為，現有政權的政治路線是傾向於保守的，與客觀的全球現代化趨勢背道而馳，它本身就會抑制發展。此外，它也扭曲了對國內外事務的理解，引發對世界發展趨勢的錯誤或非理性反應。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多種因素所催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在2007年之後的激進化。特別是對喬治亞和烏克蘭的兩場戰爭，導致俄羅斯外部環境大面積惡化。在1998年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俄羅斯不得不迎來“制裁危機”。而在可預見的未來，為抬升2024年和2030年的總統選情，俄羅斯有可能在俄白聯盟國家、烏克蘭問題上有重大動作，因此這種制裁危機也難以明顯緩解。在投資環境和新的思想、技術方面的封閉加之與美國和歐盟的緊張關係，使俄羅斯陷入了某種“自我隔離”的處境。而自我隔離加劇了已經存在的經濟滯後——如果不參與國際合作，就無法獲得先進的思想和技術、無法獲得發達國家的經驗和資本，俄羅斯就註定要保持落後。而惡性迴圈也隨之而來——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制裁限制的影響越來越大，通脹威脅捲土重來。

在社會領域，201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疲軟、實際可支配收入停滯、低技能工作使人力資源質量惡化。反過來，低質量的人力資源又限制了經濟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機會。未來10年至15年，人力資源危機將成為俄羅斯國家發展的重大掣肘因素。如今，由於家庭收入低和希望儘早賺錢養家，俄羅斯人寧願選擇中等職業教育而拒絕接受高等教育的現象已經大規模出現，這一現象令諸多專家震驚和擔心。葉夫根尼·貢特馬赫爾稱這一挑戰“涉及俄羅斯生活的方方面面，將導致包括國家在內的所有機構的退化。”謝爾蓋·古裡耶夫憂心忡忡地說，“俄羅斯曾經擁有的重要競爭優勢——教育體系、對人力資源的尊重——正在不斷被破壞。受過教育的人正在流失，大學和學校落後於競爭對手。10年或15年內，俄羅斯將沒有明顯的經濟增長來源，也不會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人力資源惡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知識與財富精英的加速外流。俄羅斯研究機構2021年8月釋出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當前有超過1000萬俄羅斯人居住在母國之外。僅2000年至2020年間，就有400萬到550萬俄羅斯公民移居海外。2016年至2019年是海外移民潮最為高漲的階段，期間每年有30多萬人移居海外，總數達1186138人。而2006年至2011年是近20年間移民海外人數較少的幾年，六年間有698070名俄羅斯公民離開祖國。研究人員對移居世界65個國家的20歲至70歲俄羅斯人群的調查結果表明，55%的移民年齡在30歲至40歲之間，而他們在離開俄羅斯時的年齡為20至40歲。有92%的移民至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14%的人擁有高等級學位。移民的主要原因既有對改善經濟條件、給予後代更好教育的考慮，也包括對腐敗、缺乏自由的不滿以及在俄羅斯生活感到恐懼、危險和絕望等因素。調查顯示，有79%的受訪者喜歡新移居國家的生活，他們高度評價居住地的安全性、社會容忍度和國家局勢的穩定。如果大規模、高素質的人才外流，對俄羅斯經濟社會發展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損失。

較之什麼人離開，還有誰願意適應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留在國內也很說明問題。實際上，選擇留下的基本上是那些擁有預算編制（“吃皇糧”）的人口階層，他們大多是喜歡薪水少但工作穩定、不想冒險自己創業的人，其主體是數以百萬計的各級政府官員、安全部門僱員、軍人和警察。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大多數俄羅斯民眾傾向於選擇穩定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共部門工作。依賴國家預算過活的社會階層的增多反證了國家權力的膨脹，而預算編制人員的增多降低了中小企業的活躍度和勞動生產率。

正如經濟學家奧列格·維尤金所總結的，“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經濟競爭力的喪失有其政治根源，而政治體系面臨的主要挑戰則與經濟增長乏力相關。俄羅斯的政治機構已經變得僵化，它們處於不允許創造投資激勵、吸引外國資金、保護產權、保護競爭和確保法律面前平等的狀態。而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指望經濟增長。”

二、未來15年俄羅斯的發展前景

世界經濟體系正面臨新的一輪分化與組合。一方面，世界新工業革命加速發展，能否搭上這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快車，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未來在世界勞動分工體系中處於中心還是邊緣的位置；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秩序正在重塑，在WTO遭遇諸多質疑之際，CPTPP、美加墨新自貿協定、日本歐盟自貿協定、美日自貿協定等多種新的區域性貿易、投資新機制正在加速構建，甚至不排除未來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以發達國家為核心、一系列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的內部高度自由區的跨區域貿易投資新安排。儘管俄羅斯主導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但其規模和質量與上述機制無法同日而語，俄羅斯及其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同全球經濟體系的聯絡可能進一步鬆動；此外，全球產業鏈也正在重新配置調整。但受制於經濟結構、西方制裁以及自我孤立等因素，俄羅斯無法在全球產業鏈重置過程中佔據有利位置。可以肯定，上述變化將對俄羅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其次，全球能源轉型全面推進，傳統能源產業面臨多重挑戰，傳統油氣生產國和跨國公司都在主動或被迫轉型。儘管2021年夏秋之季歐洲的“能源荒”又讓俄羅斯有了一次迴光返照式的強勢表演機會，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俄羅斯無法扭轉全球能源轉型的大趨勢。這對俄羅斯能源行業發展、國家財政體系乃至政治體制穩定都將帶來重大挑戰。

第三，國際安全域性勢趨於緊張，既給俄羅斯帶來了借亂取勢的機會，也帶來了諸多安全風險。一方面，中東、中亞的局勢給俄羅斯帶來地緣戰略機遇，同時俄美重啟戰略穩定談判，試圖共同塑造新的國際軍控規則；另一方面，安全風險也如影隨形。比如，俄羅斯在裡海—地中海地區面臨土耳其在多重挑戰。在軍事上，儘管俄羅斯在不斷借各種機會展示其在裝備現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全球軍力對比正在加速變化。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俄羅斯的10倍，中長期看，俄羅斯無力維持冷戰時期那樣的對美戰略平衡。俄羅斯之所以不斷地“秀肌肉”，恰恰是因為看到了未來其面臨的嚴峻挑戰，恰恰是要引起美國的重視，迫使美國坐下來與俄談判，以俄美共商的國際軍控規則約束未來的大國軍力競爭。

第四，大國戰略競爭重新啟用，中美成為大國關係矛盾主軸。但俄與美歐的關係難以全面好轉，俄在“後蘇聯空間”也面臨諸多挑戰，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國與其漸行漸遠，其他原蘇聯國家也對其離心離德。

第五，俄羅斯面臨多重內外壓力，維繫現政權長期執政是當局的核心關切。而營造一個“強國”形象是調動民粹主義，轉移民眾對經濟衰退、政治僵化關注的重要手段。

受制於上述因素的制約，未來10年至15年俄羅斯大機率可能呈現出以下發展前景。

首先，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以後的去工業化程序仍在延續，與此同時它並未趕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隨著全球能源轉型，作為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甚至政治穩定重要支柱的能源產業也面臨多重挑戰。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科技潛力總體而言不斷萎縮，後續發展動力受限，參與全球經濟、金融及氣候治理的能力明顯不足。俄羅斯經濟學家尼基塔·馬斯連尼科夫預計，從中期預測來看，俄羅斯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將比世界平均增速落後50%-100%，這已經可以稱為“具有結構性危機跡象的停滯”了。再加上全球經濟正在ESG議程（企業的生態、社會和治理標準）、能源轉型、全球企業最低稅、新的貿易和投資協定等領域加速轉型，“俄羅斯還在世界經濟列車上，但已經不可能坐在包廂而只能站在車廂接連處的位置了。”

其次，政治治理呈現疲態，各層級官員腐敗有增無減。而隨著經濟、財政資源趨於緊張，各利益集團的爭鬥會呈現出上升趨勢。政治參與更加受限，社會冷漠日益彌散。莫斯科卡內基中心最近的報告認為，生活水平低下、貧困的持續存在、實際可支配收入停滯或下降，廣泛意義上的社會不平等導致俄羅斯社會失去活力，高度的社會冷漠、不願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對不斷惡化的外部環境的麻木不仁正在成為俄羅斯社會的“新常態”，而社會冷漠將引發其他系統性危機。

第三，俄羅斯的人力資源形勢將進一步惡化。一方面，人口數量下降的趨勢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知識和財富精英加速外流。國內人口的民族、宗教構成也呈現出令俄羅斯高層擔心的趨勢。

第四，外部環境難見明顯改觀。近年來，儘管俄羅斯透過俄格戰爭、克里米亞危機、出兵敘利亞等軍事行動達到了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標，但受到了美歐的強力制裁，後蘇聯空間大多數國家也對俄離心離德。未來15年，這一趨勢難以明顯改觀。

儘管俄面臨諸多挑戰，但其仍將是國際體系中難以忽視的變數。未來10年至15年，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俄羅斯將積極運用混合戰爭手段，藉助國際和地區體系轉型過程中的紊亂達成自己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標，它所帶來的衝擊是值得高度關注的；二是儘管美俄關係難以全面改善，但是俄羅斯仍將積極謀求改善對美關係，並積極調動中美俄三角關係，藉助中美衝突緩解自身壓力；三是在2024年之前，俄有可能做實俄白聯盟國家，一面營造強國形象，一面刺激2024年總統大選行情。而在2030年總統大選之前，後蘇聯空間的其他“被凍結衝突”有可能再次暴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