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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歷史》:給你一次“上帝視角”

2022-02-23由 阿凡提得動 發表于 歷史

寫在前面

其實我並不確定一本書的心得體會該怎樣寫才好,尤其是面對綱目式這種多章節的著作。很顯然,著者著書必遵循一條主線,但功底不厚、基礎欠缺的我也不一定能在第一遍通讀中就能準確把握。之所以還要寫,我想一則是認同“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道理,將想法及時整理下,也算是對讀書這件事本身做個交代;二則藉口“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種說辭,壯壯慫人膽,粗陋淺薄之處,惹讀者一笑的同時能“拋磚引玉”,得到別人指點也算好事;三則一如既往對標公眾號“一個爸爸的業餘時間”,身體力行讀書寫字,等哪天圓圈兒被我引導看書而質疑“這不公平”的時候,我能給她確定回覆。

前段時間看到美國的一個政府階段性工作報告,報告中美方終於正式承認40年來對華和平演變失敗。再加上最近以來美國的種種伎倆,別有用心“太深太毒”。都知道和平演變是什麼,世界上已經不缺這樣的範本。而我們所能做而且必須要做的,就是必須團結統一,必須發展強大。而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如此基因,如此文化。

《中國大歷史》在講到中國文化的多源頭探究後指出,“不管它是本地獨創或是外間傳入,中國文化受地理條件的因果關係極深”。在最早接觸這本書,而引起自己興趣的,就是作者對在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的著述。“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氾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採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態的官僚體系。”讀這句話時,我確實有一種在時間上俯瞰整個中國歷史的感覺。

作者從周王室說起,“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時因歷史原因,開發區域尚小,農耕文明沿黃河生存發展。但即使到秦帝國統一,版圖大大增加,這樣的論斷也覺得肯定。或者可以說,中國天然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統一而權威而高效。西方國家抹黑黨和政府,妄稱合法執政基礎達到和平演變目的,殊不知一國的體制實由該國的國情所決定,更好滿足人民生存發展需要是最堅實的理由。

“周王室藉著封建,廣泛地推行了農業。因為封建又與宗法相連,才保持了全域性的穩定性……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過實際(如在“封建”上,理論上封地都處在九條大型方格的地帶裡,各與國都同心。事實上這種方格在地圖上也畫不出來),又盡力於儀節的種種特性也與以農立國的中國結下幾千年的不解之緣。”

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的體制,看多了西方媒體的“雙標”,就很自然地想到西方大肆鼓吹的民主自由其實就是個幌子;當然也沒有推之百世而不悖的制度,所以封建君主專制最終導致王朝覆滅。此外,朝代的更替,確實也引起來內部制度的變革,但最後會發現它只是形式上適應統治的需要而已,而統治者統治精神未有太大革新。並且,精神屬於思想層面,這也註定與統治者個人主觀狀態密切相關,人治的弊端也就顯現出來。王朝更替,逃不出發展、全盛、衰敗的歷史規律,我們慨嘆的各種歷史上的“盛世”、“中興”,其實放在大歷史全景中,真的如曇花一現。

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央帝國從此為後世確立標準範本,由此產生的“漢唐威望”不止一次次提振著後世國人的民族自信,“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唐太宗皇帝被稱為“天可汗”,這是一種力量宣示。著者也舉過類似的例子,“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一千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浪衝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裡海。”

其實,也可再舉個熟悉的例子,西遊記唐玄奘取經途中,每每在面見各個國王換取官文時,統治者一聽到“東土大唐”四個字,便禮遇有加。

強國,是每個人的護身符。

面對歷史,我還能脫口而出的就是“公元前221年”這個時間點,秦始皇統一全國。作者稱其“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即創造了一個驚人的記錄,在此後千百年間樹立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傳統。之前對於秦,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感,能記得的就是“暴秦暴君”,還有就是“法制嚴苛”。後來有段時間在讀《大秦帝國》,不自覺接觸各種歷史解說,態度竟也變了不少。

事實上,坐天下何其難,尤其要統一法度,移風易俗,六國自身變法尚且困難重重,變法者不得善終,自強之路屢屢夭折,何況要獨自面對六個國家呢?前無先例根基,真是硬生生啃最硬的骨頭。秦二世而終,立朝十五載,世人多說暴秦苛政,可呂氏寬政能促統一之路嗎,這要打個問號。秦的偉大,更應該說是一場對現代統一國家形成的一次獻身,一次統一國民身份的思想啟蒙。

只是後世之人,再沒有如此魄力與膽識了。守著舊制,修修補補。對近代的屈辱史,我們很容易歸咎於落後的封建制度,但究竟從何時腐朽的,如能精確找得到節點,該會有不少統治者不再背鍋。但對於創立者,秦始皇這鍋感覺不該背吧。

還有就是,我總會對宋明清所說的“社會進步”惋惜,資本主義萌芽也好,近代社會的前夜也罷,無非就是不想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但時代是不斷髮展的,緣何中國沒有實現轉變呢?

著者在寫“家族組織與社會秩序”時提到中西方對比。“在西方直到中世紀結束,封建公侯無力控制城市,才讓市民不受莊園法庭的管制。之後又從城市特權,產生了公民的自由權利,自始至終這發展不為人謀。而等到最近的兩個世紀,才產生了一種自覺運動,將所有公民的自由權推廣及全民……中國歷史上未曾產生此項運動,並非有反對這趨向的因素和它作對,而是城中紳商與官僚的衝突從未發生,中國的官僚從未失去城市的掌握。”

還有個有意思的現象,除了五代十國那段混戰歷史,文化發達的宋被元所滅,體制成熟的明被清所替代。在這本書中,著者給出瞭解釋:“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依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並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眾。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掛,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純樸而建事功。”

一些以前對歷史不理解的,或者說不願承認的,讀書給了我可以理解的角度,我想這就是最大的收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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