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呂刑》堪稱我國最早的刑法史和德政經典。早期法家，比如慎到、商鞅、申不害、韓非子都立足當世，以刑法解決現實問題，忽視了政權正當性這一基本立足點，因而脫離了刑罰的正軌，其翻車的命運早已註定。孔子的仁政，信、義、禮、智，是對唐、虞、三代德政的發展，歷史選擇儒家是必然的。通俗點兒說，這就是儒家承史與法家不鑑古的區別。

管子“簡政近民”，比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政令非常務實，嘉會更願意把管子列入管理學家。此外，《尚書》詰屈驁牙，戲稱“漢語中的外語”，《呂刑》中僅“惟”字用法就有十餘種之多，嘉會運用中都作了通俗解釋，讀者儘可放心閱讀。粗淺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言歸正傳，下面分四個方面來談。

肉刑有五種，稱為五刑。據《呂刑》記載，五刑可追溯至少昊之末，到周穆王時已有三千小種，所以酷刑並非商鞅的發明

《呂刑》是周穆王任命呂侯督察刑罰時，對四方官、伯、族姓和呂侯所作的告辭。此前回顧了自黃帝以來的刑法形成過程，其中談到九黎之君始作五刑：

苗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弗（不）用靈（命），制（裁斷）以（用）刑；惟（乃）作五虐（暴虐）之刑曰（與）法，殺戮無辜（罪）。爰（於是）始淫（濫刑）為劓（割鼻）、刵（割耳）、椓（zhuo，毀陰）、黥（毀面）。（加上死刑，共五種。）

這個苗民，嘉會補充下，後面要涉及：黃帝殺了蚩尤成為天子，其子少昊清繼任，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學蚩尤作亂，其後三苗重複九黎之德。這有《國語•楚語下》為據，所以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君”。

虞舜之時，伯夷受命制定法典：

皇帝（偉大的上帝）……乃命三後（伯夷、禹、稷），恤（慎）功（事）於民：伯夷（嬴姓、李氏趙氏之先）降（釋出）典（法典），折（裁斷）民惟（以）刑（法）。

至周穆王，五刑有疑則赦免，以罰金贖罪，從百鍰到千鍰共分五等。五罰三千種，對應五刑三千種，可謂名目繁多：

墨（黥罪）罰（罰金）之屬（種類）千，劓罰之屬千，剕（斷足的罪）罰之屬五百，宮（男割陽，女閉於宮中）罰之屬三百，大辟（死罪）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大家對商鞅劓公子虔、黥公孫賈有印象，以為是商鞅制定了殘酷的肉刑，這可真冤枉商鞅了。包括商鞅、蘇秦被車裂，孫臏受臏刑，李斯腰斬，都是古已有之的酷刑。

商鞅透過制定詳細條文和嚴厲執行刑賞，達到全民耕戰的目的。在他手裡，法律純粹成為富國強兵的手段，其暴虐在於連坐和重刑，實則濫刑

《商君書》成書於長平之戰後，為後世衛鞅學派的再創作，本文以《史記•商君列傳》為正。秦孝公三年（前359），衛鞅開始變法修刑。

第一批新法的內容及其後果為：

①令民為什伍（五家為保，十家相連），而相牧司連坐（一家有罪，十家相連）。

②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奸一人則得爵一級），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降敵者誅，抄家）。

③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④有軍功者，各以率（斬首數）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披刑大小。

⑤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⑥事末利（工商）及怠（懈怠不做事）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妻、子收為官奴婢）。

⑦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⑧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十二年，秦徙都咸陽，制定第二批新法：

⑨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⑩並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置令、丞、尉，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鬥桶權衡丈尺。

居五年（即孝公十九年），秦人富強，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結合《秦本紀》和《六國年表》整理）

商鞅變法，核心在第一批新法的④⑤⑥⑦⑧獎勵斬首功、務耕織上，①什伍連坐、②告奸、⑩並鄉邑聚為縣，則是加強控制的組織手段，③⑨則為移風易俗。

不難看出，商鞅以刑罰和獎勵兩手，作為驅動大秦戰車兩個輪子一一尚首功和務耕織的唯一手段，其暴虐無以復加；社會完全被扭曲為戰爭機器，也是難以持久的。

秦人經歷140年的磨合，甚至透過戰爭可以攫取榮譽和六國的財富、人口、土地，但當天下一家無法再掠奪，六國的人民也不適應橫徵暴斂時，其崩塌就是必然的了。

韓非子以黃老之術整合早期法、術、勢三派主張，以法禁、賞罰替代荀子用仁義、王道完成天下統一的主張，把性惡論擴大到極端，是君主專制理論的奠基者

這裡主要談韓非子所制定的政策：

（1）厲行賞罰，獎勵耕戰，謀求國家富強。

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以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此必不亡之術也。（《韓非子•五蠹篇》）

能趨力於地者富，能趨力於敵者強，強不塞（閉塞）者王。（《韓非子•心度篇》）

（2）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禁止私學，這成為“焚書坑儒”的依據。

二心私學，大者非世，細者惑下，…誹謗法令…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亂上反世。（《韓非子•詭使篇》）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生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韓非子•五蠹篇》）

（3）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選拔“法術之士”。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韓非子•揚權篇》）

（4）性惡論的擴大，為極端專政張本。

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隙矣。…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篇》）

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韓非子•六反篇》）

韓非子的理論為嬴政、李斯全面接受，隨著秦朝十四年而亡，而被後世之君諱莫如深。也可稱之為“陽儒陰法”。

《呂命》作為周穆王的訓示，通篇強調“天命”，反覆叮囑“念之哉”“敬之哉”：五刑始於苗民，殺戮無辜，天已滅之；肩負天德，永遠敬畏刑罰，不是上天不公正，在於察天命而勤於德政；上天的懲罰不至庶民，而在沒有善政於人間

對“天命”的敬畏，實則對國家存亡的憂患意識。而察“天命”、畏“天威”，自重、黎斷絕“地天通”以來，就是承“天德”，“天德”就是德政。於苗民而言，相互欺詐，反覆於詛盟；治民只以五刑，不論民之善惡，暴虐殺戮，鰥寡有怨：無信不仁！所以偉大的上帝滅絕苗民，無嗣於人間。

德政又如何實施呢？首先要慎事於民，以殷實民眾：如伯夷降典，治理不法；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教播種，農殖嘉穀。其次以公正定刑，典獄不在威懾，而在於造福，使民眾沒有怨言在身，以達到君長謹敬、臣民勤勉的目的。

對四方司政典獄，穆王告誡：想做天定牧民之官，必以苗民為鑑，務公正，戒威虐、戒奪財。對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穆王呼籲：都聽朕言，還有福命。欣慰於勤，時戒不勤，以成三後之德。一人有慶，萬民仰賴，終成永寧！

對有邦有土，穆王設問：如何敬畏天定之懲罰呢？在於擇人以安百姓，在於謹慎以定刑罰，在於權衡以量刑宜。獄官詳聽口供，口供核實方可定五刑，五刑不能核實赦為五罰，五罰不服則追究五過：威勢、報怨、內言、賄賂、請託。核實要多，以問訊稽察，不實不予受理。罪無正律，上下比附，一定詳察口供，一定依法辦事，刑罰輕重有衡量。刑罰非致人死地，而是使其困厄於痛苦。用賢良斷獄聽訟，勤讀刑書思考，以中正為要。

而對嗣孫呂侯，穆王交待：監於惠德，勉於公正，使眾向善。

刑罰在於維護統治秩序，法家濫用於大爭之政，與天下為仇讎。儒家以仁為本，以德為務，以天下為家，身先垂範，薪火相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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