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代政治體制和選官制的關係，歷代選官制，隨著政治體制的變遷不斷變遷

古代歷代選官制經歷過不小變化。

在技術層面上，歷代政治家、管理者不斷改進考察選拔程式，以求錄用到最稱職的官員，由此推動了選官制的變遷。在政治層面上說，選官制是為政治體制服務的，一旦政治體制發生變化，選官制就將隨之而變。

那麼首先，對歷代政治體制和選官制的關係，作一簡述：

一、夏商周的政治體制，在周代進入了典型形態。此期的重大政治特點之一，就是貴族政治。大小貴族憑藉高貴血統和傳統家族權勢，世代把持政治權力。

二、戰國以來，歷史發生一場巨大政治轉型，由小型簡單社會進入了大型複雜社會。透過戰國變法，“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體制獲得了巨大發展。官僚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功績主義、擇優錄用，用古語說就是“選賢任能”。秦漢國家行政的承擔者，來自文法吏、儒生兩大群體，他們都是憑藉專業能力得到選拔的。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一個被稱為“士族”或“門閥”的階級發展起來了。他們憑藉雄厚的文化、崇高的門第，世代佔據高官顯位。江東有顧、陸、朱、張，北方有崔、盧、李、鄭，最顯赫的是王、謝兩大家族。“士族政治”成了這個時代的特色。

四、唐以來，科舉制創立。科舉制以考試選官，至少在考試這個環節上，“門第”不起作用。這就給寒門士人提供了一個進身之階。科舉考生、進士群體作為一種新興的政治力量，隨即展示了強勁的政治競爭力，門閥勢力逐漸衰落下去。選賢任能的官僚政治恢復了活力，又上了個新臺階。唐宋明清時期的政治體制，迴歸於官僚政治。

歷代選官制，就是隨著上述政治體制的變遷，而不斷變遷的。周代實行貴族政治，相應地，選官就採用世卿世祿之法。到了秦漢，建立了官僚政治，察舉制應運而生一一舉孝廉、舉秀才等等。察舉制經過六七百年的發展，到唐代演變成為科舉制。

若對兩幹年選官制變遷做個最簡單概括，那就是六七百年的察舉，一千三百年的科舉。

同時在帝制時代，家族特權性質的選官制，在一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著。漢代有任子制；魏晉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唐宋雖然進入了科舉時代，但門蔭、恩蔭依然保持了較大規模。要削弱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中古土族贏得的巨大特權，到了唐宋，不會一下子降下來，所以門蔭、恩蔭依然保持了較大規模。不過到了明清，情況就變了。朱元璋以降，專制集權高度強化，“皇權強則官權弱”的規律開始發揮作用。明清官僚的各種特權明顯萎縮，恩蔭制度雖依然存在，但已經變質，變成了官生、廕監的形態了。

周代貴族政治下的選官制：世卿世祿

周代政治形態是貴族政治，選官上就採用世卿、世祿、世官之法。

一、“世卿”制度。

所謂“卿”就是執政大臣。在周代，天子與諸侯的朝廷上都有一批大貴族，把持政權、做執政大臣，而且實行世襲制，父死子繼，由嫡長子繼承。這就是世卿制。

魯國的世卿有孟孫、叔孫、季孫三大家，世代為卿。楚國的大貴族有昭、屈、景、門等。大詩人屈原出自屈氏家族，所以屈原年紀輕輕就做了高官。晉國有“六卿”，即範、中行、智、韓、趙、魏。韓、趙、魏後來把晉國一分為三，各自做了國君，史稱“三家分晉”。齊國的大貴族有國、高、晏、田等。晏氏出了一位著名的外交家晏嬰，他出使楚國，留下了若干有趣的故事。田氏後來發展得非常強大，竟然篡奪了齊國的君權。又有學者把“田氏代齊”事件，視為封建社會的開端。由此我們看到世卿勢力如此之大，竟然影響到了歷史分期。

二、“世祿”制度。

世卿的嫡長子繼承父位，其餘的子弟，通常也都各自有官、有爵、有祿位。這個制度就叫“世祿”。

三、“世官”制度。

這裡的“官”指某一個特定的官職，它由某個家族固定地把持。世官制所涉及的官職，往往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技術。在歷史早期，知識技術是稀缺資源，某家族專門傳承某種知識技術，此家族世代做某官，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比如佔ト是一門專業技術，佔ト之官往往就是世官，父死子繼。史官的專業要求也相當高，所以往往也是世官。因某家族世代做某官，世代相繼，這家人往往就以官名做了他們家的姓氏了。

戰國秦漢間官僚政治下的選官之制：漢代察舉

從春秋末年到戰國，官僚政治突飛猛進，所以社會上的“舉賢”呼聲高漲起來了。儒家、墨家、法家都主張舉賢。社會上還滋生出了許多“舉賢”佳話。這都反映出了時代的變化。戰國秦漢間官僚政治贏得了巨大發展，各種新興的“舉賢”之法因之而生。察舉製出現了。

首先談談察舉制的結構。漢代察舉先後發展出了很多科目。它們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特科與歲科。

一、特科是隨機的、不定期的察舉。

什麼時候朝廷需要某種人才，皇帝就下詔設立一個科目。讓大臣、地方官推薦。這類特科體現了漢代察舉的一大特點：分科取人、專才專用，有利於貫徹專業原則。

二、歲科是每年年底固定舉行的察舉。

其中最重要的是郡太守舉孝廉和州刺史舉秀才。漢武帝把天下分為十三州部，設定刺史負責監察，西漢後期還負責歲舉秀才。從理論上說，各州每年察舉的秀才共13人，人數少、榮譽高，任命也比較優越，通常直接任命縣令、縣長。到了東漢因開國皇帝名為劉秀，為了避諱，秀才改稱茂才。

漢代察舉有若干特點：

一、如果科舉制是一種考試製度，那麼察舉就是一種推薦制，它以州郡長官及大臣擔任舉主，舉主的個人考量起決定作用。這種做法，在政治清明之時能夠正常運作，若政治腐敗，那麼舉主營私舞弊的空間就是比較大的，他可能會在“舉狀”（推薦書）上把一個無能之輩說得天花亂墜。科舉考試就不一樣了，即便舉狀寫得天花亂墜，一張考卷會讓他原形畢露。而且科舉的精密複雜也大大超過察舉。就此而言，察舉推薦不如科舉考試嚴密客觀。

二、是分科取人。缺了老師就舉明經，缺了法官就舉明法，很有針對性，較多地體現了專業原則。而科舉時代就不一樣了天下士人只考進士一科。就是說歷史早期相對偏重分科取人，而歷史後期變成了不分科取人了。

三、以德取人。德行的要求相對較高。像賢良、方正等科，都以德行來命名。孝廉科更不用說了，充分體現儒家以德治國、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必須指出，雖然漢代選官重孝子、選官舉孝廉，但也不是不考慮行政能力。東漢光武帝改革察舉，實行了一種“授試以職”的制度。他規定，州郡長官對將要察舉的茂才、孝廉，應該先給他一個職務，經年試用證明了其通政事，然後才能舉至朝廷。這種“試職”之法，有效地強化了對能力的考察，它體現了另一種“以能取人”的選官精神，跟“以德取人”很不相同了。

到了東漢後期，順帝陽嘉年間，察舉又發生了較大變化：孝廉一科實行考試了。考試的辦法是“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即，儒生出身的考試儒家經典，文吏出身的考試公文寫作。這種透過專業文化知識的書面考試的取人之法，可稱“以文取人”。孝廉考試的出現，表明察舉制向科舉制的演進，邁出了一大步。

不難看到，漢代察舉制包含著多種選官傾向，體現了多種選官原則，既有“以德取人”因素，也有“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因素。從兩千年的發展結果看，最終是“以文取人”佔據了主導。在實行考試之前，察舉只有一個環節，舉主推薦即能得官。實行考試後，察舉制就出現了一個結構性變動，它有了兩個環節：一是州郡舉薦，二是考試。魏晉南北朝以來，考試的分量越來越重。在北朝後期，個別地方官開始考試秀才了。進入唐代，各州縣普遍實行考試。中央、州縣兩個都考試，察舉由此進化為科舉。

自由投考的科舉考試拉開大幕，公平競爭

唐宋科舉

察舉制以舉主推薦為中心，科舉制則允許自由投考。在察舉制的進化中，一些科目逐漸採用考試了。那麼發展到何時，士人不需要被動等待推薦，而是可以自由報名參試了，就將成為一個決定性的變化。唐高祖武德五年下令，本次大臣、地方官舉薦人才，允許士人“投牒自進”，即主動報名。此後“投牒自進”逐漸普及到了各個科目。以王朝設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為特點的科舉時代，拉開大幕。

唐代的科舉考生有“鄉貢”“生徒”兩大來源。“鄉貢”是自由報名計程車人，他們若通過了州縣考試，就獲得了參加朝廷考試的資格。“生徒”是學校的學生，在經過學校考試後，也可以參加朝廷考試。南北朝的皇帝，讓學校的學生直接參加科目考試。至唐，“生徒”成了考生的來源之一，這反映了學校與科目結合起來，教育培訓跟考試、錄用、任官初步一體化。

兩批考生隨後參加尚書省禮部主持的國家級考試。有很多科目可供考生選擇，如進士、明經、秀オ、明法、明字、明算等等。可見科舉制在創立之初，還保持了察舉制的一大特點：分科取人。不過到了宋朝就出現了諸科向進士一科集中的趨勢。經過金元而至明清，基本就只考進士一科了。

宋代形成了三級考試製度：州縣考試、尚書省禮部試，再加上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殿試實行不久，就取消了黜落之法，參試者一律錄取，以顯示皇恩浩蕩。殿試的功能，就變成給進上分甲授予學位。宋英宗把一年一試，改為三年一試。至此已能看到這樣一些大趨勢：

一、從世卿世祿發展到舉薦，再由舉薦發展到考試，是周以來三千年選官變遷的一條主線。

二、學校與科目的結合日益緊密。唐朝的生徒已成為考生的一大來源。北宋末年一度廢科舉，完全採用學校考試來錄用官員。經過金元至明清，學校與科目完全合一，要參加科舉必須首先入學讀書。這樣，教育培訓與考試、錄用、任官，就完全一體化了。

三、諸科向進士一科集中的趨勢。帝制前期偏重分科取人，而明清不分科取人，士人基本上只考進士一科。這個變化的意義，首先是能簡化制度。進而還能帶來一個社會效益：更便於保障公平競爭，維繫社會流動。歷史後期文教繁榮，人才的供應已不成問題。此時的科舉幾乎變成了一個全體士人參加的社會流動遊戲。各地各階層計程車人按同一套遊戲規則，在同一起跑線上起跑，沿同一條跑道公平競爭，以期“知識改變命運”，實現向上流動，進入統治階層。

明清科舉

明清是科舉制高度成熟發達的時代。此時因科目與學校已完全合一，所以考試的流程，看上去就分外漫長。不妨把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入學及學校之內的考試，第二階段是傳統意義的三級科舉考試。

第二階段最後的“朝考”，這裡解釋一下。殿試及第的進士還可以參加一次朝考，及格者可以進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種高階進修生，在翰林院修習三年，結業後可在翰林院留任編修、檢討等職，由此就獲得了“翰林”的資格。

明清逐漸形成了一種慣例：非進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經庶吉士而為翰林，就有希望進入內閣做大學士。所以庶吉士有“儲相”（未來的宰相人選）之稱。就做官資格而言，庶吉士與翰林，也不妨看成一級學歷。為了這樣的晉升機遇，很多進士樂於參加朝考，去做庶吉士。

科舉制與社會流動

歷史後期，特別是宋明清時期，科舉制有效促進了社會流動，提高了統治集團的更新率。唐後期的宰相，出自科舉的已高達80％。北宋71名宰相，有64名出自科舉。不計皇帝，朝廷領導人幾乎都是最高學歷。明清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清朝二百六七十年，做了內閣大學士但沒有進士學歷的，只有左宗棠一人。

唐代科舉及第者，約1/4來自寒素士人。《宋史》有記載的官員，有46。1％來自寒族。對南宋兩份進士題名錄的考察顯示，非官員家族出身的進士，在1148年佔56。3％，在1256年佔57。5％。這樣的社會流動規模與統治集團更新規模，雖然比不上現代社會，但多少已有一定可比性了。現代社會的一個普世價值，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應得到享受生活的同等權利，每個人應得到發揮能力的同等機會，已成為共同理想。

而在公元7世紀就創造了一種無與倫比的科舉制，它給了絕大多數男性這樣一個機會：“知識改變命運”，透過文化知識競賽的方式，一種比靠血緣、靠金錢或靠馬上搶奪天下文明得多的方式，實現向上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