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縣大槐樹祭祖園管理所副所長劉中平說：“根據《明史》、《明太祖實錄》、《明太宗實錄》等史籍以及民間史料的記載，從明洪武至永樂年間，共組織大規模移民十八次，總人數達數百萬。其中，遷居山東的大約有五十萬。”。

多年來，在山東民間一直盛傳“多數山東人的祖先都來自山西”，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後裔的數量之多以及分佈之廣，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明代大移民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姓氏家族遷居山東。

據劉中平介紹，洪洞大槐樹遷民並非自明代開始，從宋、金便有，元初不斷，既有官方組織的，也有自發遷徙的。而到了明初，則形成了規模宏大的有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

明代大槐樹遷民也並非只遷洪洞人。洪洞大槐樹只是山西遷民的聚集地，遷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陽（今臨汾）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為主之人。從現在來看，遷出地應是臨汾、運城、晉中等地區以及太原、長治和晉城等市。除了雁北地區，幾乎包括了整個山西省的中南部。

明朝移民條律中規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遷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曾是中國文化崇尚的一種人格風骨，這條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從而導致部分家族分成多個姓氏。

在魯西北一帶，曾流傳關於“打鍋牛”的傳說，也廣為流散。相傳，洪洞縣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結於大槐樹下後，方知同姓不能同時遷往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便匆忙將一口大鍋砸成五瓣，各執一片，以備將來做為續祖尋親的標記。後世牛氏相見，就會問：“打鍋不打鍋？”若“打鍋”即為本家，若“不打鍋”則為旁支牛氏。

當時明官府規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遷一地”，主要是為了打破多年形成的家族勢力，以利於民族融合以及移民區的穩定、均衡。

曹縣劉莊《魏劉氏合譜》中記載說：“予族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士，大明洪武二年遷民招下，條款具備，律森嚴，凡同姓者不準居處一村。始祖兄弟二個，不忍暫離手足之情，無奈改為兩姓─—魏姓和劉姓，銅佛為記。”

而不願改姓的只能分居異地，如廣饒縣陳官鄉古氏與昌樂縣朱劉鎮東南莊古氏、壽光城南田馬鄉院上村古氏、五蓮縣古氏等，均為山西洪洞縣古氏一族。

對於一些大的姓氏，同姓不同族的情況也非常多見。

商河縣韓廟村的王新強說：“天下王氏有很多宗族，而我們韓廟王氏被稱為‘殺驢王’。相傳當年移民時，韓廟王氏的祖先有三兄弟，在依依不捨中把家中唯一的一頭驢殺了，相約把各自的後代都稱為‘殺驢王’，以免與其他宗族混淆。”

曹縣莊寨鎮虎頭王村王紅梅說：“我們虎頭村王氏都是山西洪洞縣移民後裔，至今已形成一萬多人的大家族。據族譜記載，移民時我們的祖先帶著面老虎來到這裡落戶，因此取名‘虎頭王’。”

濟陽縣崔寨鎮封劉賈村主要由封氏、劉氏和賈氏三大家族構成，均是明代由棗強縣遷來。其中，封劉賈村的劉氏一族被稱為“黑槐劉”，得名於村裡的一棵老槐樹。據封劉賈村的賈先生介紹，村裡那棵老槐樹已有數百年曆史，被村民稱為“神樹”。人們都非常愛護這棵老槐樹，有時被風颳段一截樹枝，即使在幾里地以外，被人拾到後也會送回村裡。

而薛姓原本發源于山東境內，為古薛國（今棗莊市的滕州、薛城一帶）的後裔，後來沿黃河向西遷徙，明代大移民時又遷居到山東、河南、江蘇、陝西等地，分化為多個宗族。

同時，山西移民對山東的民俗亦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如今，山東許多村莊的命名仍然能反映出當時的大移民背景。

因明代大移民採取了軍屯、商屯、民屯等方式。所謂軍屯，即每個士兵授田五十畝，在邊防地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在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種，由衛隊長官管理。商屯，即透過鹽商招募居民到邊地開墾荒地，以生產之穀物向政府換取鹽引（買賣憑證）。而其屯種地區也多以屯或營來命名，如鄆城、鉅野、莘縣、齊河等地的丁官屯、隨官屯、李屯、張營、胡官屯等等。

再以聊城的屯村為例，因元末連年戰亂和天災，兼之明建文時的“靖難”之役（俗稱“燕王掃北”）使兩淮、山東、河北、河南之民十亡七八。尤其山東的高唐州、東昌府為當時的主要戰場，已成荒無人煙之地。以至於“春燕歸來無棲處，東地千里少人煙”。明朝定鼎，既實行了大量的移民屯田，移民多來自山西洞洪與山東膠東一帶。因此，大多村落多於此時形成。所以高唐帶“屯田”色彩的地名很多。今南鎮鄉共有48個自然村，有8個帶屯字的村莊。它的近鄰趙寨子鄉，共有39個自然村，有7個帶屯字的村莊。高唐真是 “無屯不成鄉鎮”。

清明時節吃冷食、蒸“面燕”（一種麵食，又名“子推燕”，本是山西人紀念春秋時被焚於綿山的山西人介子推的習俗）、插柳條等習俗，原本是山西的民間風俗，隨著移民遷居山東，這些習俗便也流傳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