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物質生活的自然特性相對降低，其社會性意義突出。明清社會，物質生活民俗雖然某些部分仍帶有較強烈的地域色彩，但全國性的一般民眾遵行的物質生活習俗佔有相當的比重，我們在討論明清物質生活民俗時，注意發現物質生活民俗的多樣性與全民性。

明清社會民眾的日常飲食跟前代較少差異，民眾的日常主食以米、面、雜糧為主。從全國的總比例看，因地域農業生產的關係，南北民眾主食中米、面、雜糧的比例有著明顯的差異，大體上主食中稻米的比例佔到70%，小麥、大麥、黍、稷佔30%。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

就南北地域內民眾的嗜好看，“南人飯米，北人飯面，常也”。南人好米飯，北人好麵食為人生的習性。以大米為主食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四川、雲南、湖廣、江西、江蘇、浙江、福建等地，這些地區的小麥種植比例很小，“二十分而一”，人們將麵食作為佐餐食品，“磨面以為捻頭、環餌、饅首、湯料之需，而饔飧不繼焉”。人們不把麵食當早晚正餐。其他雜麥的種植大約五十分之一，只有窮苦百姓作為早餐，而富貴人家是不吃的。

南方主食的大米，品類豐富，按米的性質分：有黏性的糯米，不黏的粳米，按顏色分有雪白、牙黃、大赤、半紫、雜黑等；從地域出產看有：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秈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德州、湖州二府黃粱米、白米，應天、鎮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粱米、白米、白晚米、花白米，浙江金華、衢州、紹興三府，黃粱米、白米、花白米等。米食在民間主要是蒸飯與熬粥，也有將米磨粉做成特殊的糕點，不過不是日常的主食。

飯的種類較多，地方風味有以青楓、烏桕嫩葉染米的烏飯，有以香桂皮葉蒸飯，有以香粳與魚肉相雜以荷葉裹蒸的荷包飯等。還有蟠桃飯，以山桃與飯同熟；玉井飯，以藕與米同煮成飯；野葛飯，以葛根粉與米合煮為飯。講究的有火腿蛋炒飯、蝦仁蛋炒飯、蛋炒飯等。富人的粥食講究配料，有燕窩粥、雞肉粥、牛肉粥、火腿粥等。清代廣東人“制粥尤精”，有滑肉雞粥、燒鴨粥、魚生肉粥等，三種粥都以豬肝、雞蛋等物一起烹調。

麵食地區主要集中在河北、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地，小麥麵食居食物之半，其他為黍、稷、稻、粱。麥的種類有小麥、大麥、燕麥、蕎麥、青稞等；小麥是一般主食食物，大麥、青稞等是饑荒時的食物。蕎麥北方山西諸郡多種，去皮殼磨成面，作煎餅配蒜食用，或作湯餅，“風俗所尚，供為常食”。麵食的花樣明顯多於米食，麵粉通常做成麵條、餅、饅頭、餃子、餛飩等。明代北京麵食統稱為餅，水煮而食者都稱“湯餅”，包括蝴蝶面、水滑面、託掌面、切面、掛麵、餺飥、餛飩等；

據《清稗類鈔》麵食品種達四十餘種。僅餑餑，就有硬麵餑餑、發麵餑餑、槓子餑餑、笪子餑餑、實子兒餑餑等。不過通常食用的麵條類麵食是湯麵、炒麵、拌麵三大類，用雞肉、蝦、魚為佐料。其中拌麵的做法如下：在麵條煮熟時，“多用涼水激之，滾起再激。冷水激過，其性微熱，另用醋、蒜、醬油、香油、韭菜拌之，再加湯和之。”清代麵食烹飪技術較前代更加精細。饅頭是大眾普通主食，又稱饃饃，有人在山西昌邑做事，每人每餐四饃，李光庭因之作《四饃饃歌》：“吃不吃，四饃饃。飽不少，飢不多。”

值得強調的是在丘陵、山區，甘薯、玉米是明清社會鄉民的日常的重要食物。甘薯，俗名紅山藥。甘薯有兩種，一種為山薯，又稱朱薯，海南、廣東土產，《南方草木狀》稱“珠崖之不業耕者，惟種此，蒸切曬收以充糧糗，名薯糧。”一種是番薯，明朝末年由海外傳入。甘薯，漳州人名番薯，“以其自東番攜來也。”據說，海外人禁止將甘薯挾帶出境，有一位有心人將甘薯藤絞入汲水繩中，渡海攜帶回國，遂在福建、廣東種植。

福建長樂縣人陳振龍在菲律賓用重金買了幾株薯苗，在福州城外種植，後人在福建烏石山海濱建了“先薯祠”。由於番薯伏地而生，易於在沙土中種植，且有一定的耐旱特性，產量髙，一畝可收數十石，“閩廣人賴以救飢，其利甚大。”徐光啟總結甘薯有“十三勝”，可作餅餌、生熟皆可食為其中一勝。閩廣人以甘薯當糧，“自十月至四月麥熟而止”，只要種了甘薯，人們便有了半年之糧。所以明末清初甘薯逐漸向內地傳播，尤其在清代隨著東南向西北移民的擴充套件，甘薯種植擴種到內地山區，乾隆時期是甘薯在全國推廣的重要時期，乾隆皇帝指示河南、直隸地方政府生產番薯。

清代中期陝西商南縣開始播種，“近年居民播種有益，今漸廣。清代甘薯種植區域遍佈珠江、長江、黃河三大流域，成為支撐龐大人口增長的重要食物資源。甘薯作為主食之一，吃法眾多，“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片曬乾，收作粥飯，可曬乾磨粉作餅餌，其粉可作粳子，炒煤子食，取粉可作丸，似珍珠沙穀米，可造酒”等等。在城市，甘薯是大眾食品，清代北京白薯是十月的時令食品之一，“白薯貧富皆嗜，不假扶持，用火煨熟，自然甘美，較之山藥、芋頭尤足濟世，可方為樸實有用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