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普京宣佈的動員令，車臣共和國領導人卡德羅夫先是表示，車臣已經動員了2萬人參加“特別軍事行動”，遠遠超出預定動員目標，因此車臣不會繼續動員。隨後卡德羅夫又在日前呼籲，俄羅斯應該把一半的警察送往前線作戰，“充分發揮俄羅斯的潛力”。

（車臣共和國領導人卡德羅夫）

而實際上，普京政府的動員令不僅是在車臣碰了壁，在俄羅斯其他許多少數民族聚集的地區，當地政府和百姓對於動員令的響應也不怎麼積極，達吉斯坦、印古什、巴什基爾等地都出現了反動員的抗議活動，讓普京政府的動員工作變得十分困難。

這種現象背後，暴露了俄羅斯目前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那就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矛盾。

我們都知道，俄羅斯是聯邦制國家，85個聯邦近200個民族分佈在超過17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從蘇聯時代開始，如何管理地方就是一直是個大問題。為了更好地管理這些聯邦，普京在上臺後劃分了7大“聯邦管區”，每個大區任命一位總統全權代表，地位類似於清朝九大總督，對各地方行使權力進行監督。

（俄羅斯七大聯邦管區）

在這種模式下，雖然俄羅斯各地方政府的政治權力受到了極大削弱，但普京也懂得“軟硬兼施”的道理，在經濟層面給了他們極大的補償。

按照俄羅斯法律，每個聯邦的財政收入會有相當一部分流入中央國庫，以便莫斯科可以重新分配各地區的收入，比如增加投資或者補貼預算赤字，而車臣、達吉斯坦這種經濟發展差、但分離主義極強的地方，自然是莫斯科的重點補貼物件。

在“胡蘿蔔與大棒”的作用下，葉利欽時代氾濫的地方分離主義在普京時代幾乎銷聲匿跡， 但問題在於，各地天然的地方主義並沒有消失。一旦國內局勢呈現出不穩定狀態，俄羅斯非核心地區的地方主義和排他性就會凸顯。

比如在此次俄烏衝突中，俄軍有一個現象特別突出，那就是少數民族士兵的陣亡比例特別高。資料顯示，每有1個來自莫斯科計程車兵陣亡，就會有17個來自達吉斯坦計程車兵陣亡。可要知道，整個達吉斯坦共和國的人口也就不到300萬人，而莫斯科地區的人口卻超過1700萬。

而隨著前線形勢逐漸惡化，巨大的地區間不平衡讓這些少數民族對莫斯科的不滿日益增長，許多地方政治人物開始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自己的異議，他們其中代表人物——卡德羅夫，早在部分動員開始前便表示“俄羅斯85個聯邦都應該動員起來”，暗示莫斯科、聖彼得堡這樣的大城市“出力不夠”，還說“要找普京當面談談”。

（顏色越深，代表該地區陣亡人數越多）

而在此次動員中，這些少數民族對莫斯科的不滿就開始演變成了地方主義，政府和民眾對動員令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消極態度，而像車臣這種自己說的算的，就直接拒絕動員了。

另外，俄羅斯民族與其他非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異也是不能被抹除的。對於作為主體的俄羅斯民族來說，普京政府所宣傳的“烏克蘭屠殺東烏俄族”“澤連斯基納粹政府”或許還可以喚醒這些人的歷史記憶，讓他們感受到參與這場衝突的“正義性”，鼓勵他們拿起武器“保家衛國”。

但對於大多數偏安一隅的非俄族來說，這些理由根本就無關他們的利益，在他們眼裡，這只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地區衝突而已，並不能像俄羅斯主體民族那樣代入太多的情感因素。

在這個前提之下，“為誰而戰”的問題變成了單純的“為錢而戰”，合同兵良好的福利待遇，可以吸引大量來自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為國家賣命，但動員兵就不行。在動員令下，俄羅斯政府不太可能給動員兵提供與之前合同兵一樣好的待遇，此外，戰場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更是讓人們心中“為國作戰”的價碼變高了。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此次俄烏衝突，激化了俄羅斯本就存在的央地矛盾，此前一直被普京政府壓制的地方勢力開始有所動作，敢在動員方面與莫斯科討價還價。而非俄族人對參與俄烏衝突缺乏“正義感”，更是普京政府難以在地方推行動員令的根本原因。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則是普京接下來必須要好好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