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七世於1509年4月21日晚11點駕崩，兩天秘不發喪，而他的議員們在進行著克里姆林宮式的運籌帷幄以保飯碗。亨利八世在差兩個月18歲時成為國王，大張旗鼓地開始了他的“盛世”。獲得教皇朱利葉斯二世（Julius II）允許之後，他首先迎娶了哥哥的遺孀：阿拉貢的凱瑟琳——這場聯姻勢必產生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影響。

接著他逮捕了恩普森和達德利，把他們在倫敦塔囚禁了一年之後才處決。年輕的亨利已經開始並打算繼續用一個又一個無恥的手法。他的性格富於魅力，咄咄逼人，有時甚至有些病態。他的唯我獨尊、剛愎自用和焦躁不安，都是他能幹但二流的頭腦和被嬌慣的童年的產物。和他的父親一樣，亨利旨在擴大王權——但更多的是出於個人原因而不是出於政策和治國的理想。

年輕的亨利渴望征服，自視為“勇士國王”，欲模仿黑太子（愛德華）和亨利五世在法國的輝煌戰功。儘管法國瓦盧瓦王朝成功鞏固了領土，並將歐洲政治重心轉移到義大利和西班牙，亨利仍渴望再次發動與法國的百年戰爭。他的騎士夢及代價高昂的戰爭（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一再打擊了議員們提出建議的努力。

然而，雖然人們都知道像鹿特丹的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和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抨擊戰爭，但不要忘了，在文藝復興時期，為了捍衛“榮譽”，是不惜發動戰爭的。“榮譽”是貴族文化的基石；統治者認為，與他們的臣民不同，他們沒有可以替他們伸冤的“上級”，因此在外交失敗時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戰爭的“仲裁”。

此外，戰爭是“國王們的消遣”。他與他的歐洲對手，特別是法國弗朗索瓦一世在王權和領土上進行爭奪，又被迫承認了簽訂的條約，甚至接受了民眾的需求。亨利八世統治時期，遭到了自亨利五世以來來自法蘭西的、最肆無忌憚、最大範圍的入侵。

事實上，只有少數同代人認識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戰爭會造成嚴重的短期經濟損失。亨利選擇了紅衣主教沃爾西擔任他的第一任首席大臣。在這位驕傲且高效的主教掌權期間，亨利國王顯得平易近人。已故國王的兩位遺囑執行者被亨利八世逮捕、處決之後，沃爾西一路高升。亨利八世執政初期，這兩人就已是長老議員，他們曾策劃決定：當這位年輕的國王以自己的名義提供皇家禮品或資助時，需要他們中一人或經常兩人的聯署簽名。

熱衷於王權不受約束的亨利，很快開始抵制這一做法。由於沃爾西（當時仍是一位皇家牧師和施賑員）經常被議員們派去向亨利彙報，他就有機會私下向國王提出建議。正是由於這些交流，亨利（根據沃爾西的首席門役的敘述）發現，他的這位施賑員“是議會中能幫助實現國王意願和樂趣的、最誠懇、最合適的、唯一的人選”，沃爾西因此得到提拔重用。

國王早期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沃爾西組織的。特別是1513年亨利親自率軍入侵法國北部，馬刺戰役（8月16日）後佔領了泰魯阿訥（Thérouanne）和圖爾奈（Tournai）。佔領的城鎮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但國王卻很高興。另一次入侵已經計劃好了，但亨利的盟友不可靠，於是沃爾西試圖與法方談判達成一份英法協議（1514年8月）。

但是隨著路易十二駕崩、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1月1日），談判破裂。但沃爾西於1518年與法國達成了新的條款，將這些條款轉變為一份耀眼的歐洲和平條約。教皇、皇帝、西班牙、法國、英格蘭、蘇格蘭、威尼斯、佛羅倫薩及瑞士都分別與其他國家簽訂了一份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包括一則戰時互助條款。

沃爾西一下子將倫敦變成歐洲的中心，亨利八世成為其仲裁者。這一出重頭好戲本可以更加引人注目，因為這也是教皇的如意算盤，卻被沃爾西搶了頭彩。1520年，在所謂的“黃金谷”［位於加來附近的兩個小鎮基尼斯（Guisnes）和阿德爾（Ardres）鎮之間］，亨利與弗朗索瓦一世在一場令人矚目的、名為“金布圍場”的體育盛會上比武，被人們譽為世界第八奇蹟。

1522年和1523年的更多戰役，讓亨利的軍隊挺進巴黎不足50英里的地方。在那之後，最好的時機出現了：亨利的盟友查理五世在帕維亞戰役中擊敗並俘虜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2月24日）。但若不能利用這個機會，亨利會再次與法國握手言和。

沃爾西在1515年聖誕節前夕被任命為大法官，他聲稱自己在國外是個調解人，在國內是個社會改革家；但若發生什麼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於利他主義動機之前。他最大的資產是他在英國教會中獲得的特殊地位。

對亨利和沃爾西來說，要強迫教皇授予沃爾西“終身全權使節”頭銜，這意味著他將成為英國教會的最高權威，並可以自己召集教會理事會和宗教會議。利用這些權力，沃爾西設法讓整個英國教會和教士都服從都鐸政府和稅收制度。

看上去好像暗地裡艱難地達成了妥協，即亨利同意教會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僕人的教士來掌控，而教士們也接受了這一事實：服從神職領袖要比服從世俗統治者更好。因為毫無疑問，沃爾西上臺會保護教會，避免教會里充斥著平信徒的觀點。麻煩的是，隨著國家穩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復，英格蘭又受到越來越多其他力量的衝擊。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批判中世紀的經院主義，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學術和簡單的“基督哲學”；他的思想迅速席捲北歐。作為托馬斯·莫爾的密友，伊拉斯謨多次前往英格蘭，於1511年至1514年間在劍橋編著了聖傑羅姆（St。 Jerome）的文章和《希臘文新約聖經》。

他的追隨者們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戰教會當局了。那一年約翰·科利特在宗教會議上佈道時，抨擊了神職人員的胡作非為，並要求教會實行內部改革。伊拉斯謨的佈道激怒了教會，但他繼續呼籲宗教復興，用犀利、詼諧機智的言辭批評教士和修士、教會迷信，甚至羅馬教皇制度本身，讚美科利特的傳道。

在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公開挑戰教皇權威之前，伊拉斯謨出版了《基督教騎士手冊》（1503年）、《愚人頌》（1511年）和《一個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臘文新約聖經》的最終版本時，學者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異常喜悅，因為最後他們喝到了來自源頭的清泉。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年）更為複雜。

這本書妙趣橫生地描繪了一個虛構的社會，一群異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則生活在一個偏遠的島嶼上。烏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啟示。該書隱晦地將他們良好的社會風俗和開明的態度，與現實中歐洲基督徒低劣的行為標準進行比較，無聲而震聾發聵地控訴了後者。書中的諷刺和挖苦說，基督徒需要從異教徒那裡學習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