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搢

，字季紳，孔子第五十代嫡孫。《闕里文獻考·世系》：“五十代搢，字季紳，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制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共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為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懋哉。’子一，文遠。”

孔搢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襲封衍聖公，曾奉詔陪祀太廟，後來被宋孝宗擢升為知建昌軍（今江西撫州南城），再官至浙西參議，階至右宣教郎，但卻在孝宗淳熙八年（1181）遭到罷官。記錄宋光宗紹熙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事蹟的《兩朝綱目備要》卷二也記載說：“（紹興）二十四年，玠卒，以其子搢為右承務郎，襲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祠，擢知建昌軍。久之，坐妄用庫金貶秩，遂不復用焉。紹熙初，累遷至朝散大夫，未幾，卒。至是，搢卒，詔以其子文遠為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衢州孔氏家廟

孔拯

，字元濟，孔子第五十代孫。《闕里文獻考·世系》：“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春正月，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廢帝天德二年定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尋晉承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年二十六卒，葬於祖墓西南。無子，以弟摠襲爵。”《金史·孔璠傳》也記載說：“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於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摠襲封，加文林郎。”

《孔氏祖庭廣記·世次》又記載了孔拯的襲封情況，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三月，行省上奏，請求批准由孔拯襲封衍聖公，其諮文說：“文宣王四十九代孫孔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長男孔拯次當襲封。照依天眷官制，合除文林郎，合封衍聖公。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勅，旨准奏行。”所以，孔拯在皇統二年襲封衍聖公。金熙宗完顏亶時期正式將儒學定為國家政治的指導思想，天會年間在上京建立孔子廟，皇統元年又到孔子廟親祭孔子。金熙宗在尊崇儒學方面多有建樹，曾於天眷元年（1138）詔令以經義、辭賦兩科取士。據乾隆《曲阜縣志·通編》記載，皇統二年，又敕行臺支撥錢四萬千貫，修葺闕里孔子廟，委任曲阜縣主簿孔環監督工役。禁官私侵佔先聖廟地者，載於制條，為不刊之典，並免去孔氏後裔賦役。四年（1144），令於行省再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見材以助工役。九年（1149），修正殿。金廢帝（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二年（1150）冬十二月，定衍聖公俸格高於常品，不久又晉孔拯為承直郎，秩正七品上。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元年（1161）、即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北宗衍聖公孔拯卒，年僅二十六歲。因其無子，以其胞弟孔摠襲爵。

曲阜孔廟

孔摠

，字元會，孔璠之次子、孔拯之胞弟。《闕里文獻考·世系》雲：“少穎悟，三歲而孤。及長，能力學自強，通《左氏春秋》。金世宗大定三年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嚴潔祭祀，敦睦族黨。時兵燹後，廟傾圮。公愀然曰：‘生為聖人後而繆當其職，坐視隘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東之蒙山，伐材取木，增修寢殿及尼防殿宇廊廡五十餘楹。二十年冬十二月，召至京師，帝欲官之。尚書省言，摠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乃授曲阜縣令。未任，時歲方大旱，既下車，甘雨三日，歲大熟。勤於吏事，案無留牘。舊夏絹凡丈尺小戶，合併全疋輸納，吏胥恣為奸利。公止令依市價積算輸納，舊弊盡革。縣城壞，官計修築，戒董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墓冢。墓有礙者，當隨地築之。’其死而無主枯骨暴露者，盡以己俸收葬，碑曰叢冢。後終奉直大夫，年五十三卒，贈光祿大夫。子二：元措、元紘。”《金史·孔璠傳》亦載：“摠，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摠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摠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

根據文獻記載來看，孔摠頗具“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之風，他在曲阜縣令任上，為官剛正，勤於吏治，恤老濟貧，名聲顯著。孔摠承襲時期，正值宋金對峙之時，時局的動盪必然造成了林廟的頹敝，孔摠奏請維修祖廟，但“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為狹，剗崇為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為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戲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橑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棼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金党懷英撰《重建鄆國夫人殿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孔摠看到林廟殘破而深感不安，又請修無門，於是親自率領人員到去蒙山砍伐木材，修復祖廟，繼續了金代的維修聖廟工程。皇統年間的維修孔廟，其規模並不大，被毀建築也未得到完全復建。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孔摠又繼續開始了孔廟的維修。《孔氏祖庭廣記·族孫碑銘》記載了金代名臣党懷英所撰寫的《金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雲：“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居人無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顧曕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攜斤斧之具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

大定二十年（1180）十一月，金世宗召孔摠赴闕，欲留朝任用。尚書省認為孔摠主奉孔子祀，若留任於朝，孔子林廟的奉祀就會有闕，孔摠也以其職責是林廟祀事而力辭，金世宗完顏雍深為感動，遂取折中之法特授孔摠為曲阜縣令。孔摠就任曲阜縣令後精勤吏事，恪盡職守，從縣署到其居住地往返十五里有餘，卻沒有一天缺位，出現了曲阜縣“差科甚均，詞訟無滯”的局面。而按照當時的稅收制度，百姓在每年夏季需要以戶為單位繳納一定數量的絹，收布則只能是正匹，不足一匹的則“舊例合併，全匹輸納”，但這種規定非但不合理，更為具體辦事的差役提供了盤剝百姓的機會，加重百姓的負擔。孔摠發現這個問題後，革除舊弊，下令一律和算和買，改善了繳納辦法，收到百姓的歡迎。孔摠在任曲阜縣令期間還曾維修曲阜縣城牆，在動工之前，他告誡具體辦事的人員說：“慎勿拆廬舍、壞冢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冢墓有壞，當以己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金党懷英撰《金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孔摠不負祖德，在修築城牆的時候交待下屬不許拆毀民房、毀壞墳冢，如果真有需要動遷的房舍應當隨地為之重蓋新房，如果有損壞墳墓的則用自己的薪俸為之修理好，如果有暴露枯骨的無主墳墓則收斂厚葬，立碑說明是“叢冢”，令邑人春秋致祭。

《論語·雍也》章記載子貢曾問孔子：假若有一個人，他能給老百姓很多好處又能賙濟大眾，怎麼樣？可以算是仁人了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雲“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以人為中心，講究“生生”、講究“儘性”，人雖是宇宙間渺小的生命，但因能“儘性”，即能實現自我，開物成務，推己及人，同時也能實現他人。儒學的核心曰“仁”，這也是儒學最高的道德原則和標準。《中庸》上說“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所謂“己欲立而力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載之中，體現著“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一體之仁，反映出中國文化敬天重德、仁慈博愛的思想精神，她是覆蓋於整個社會、自然與人生的。孔摠在改革稅收方法和修葺城牆時期的做法，生動的詮釋和踐行了其先祖孔子之教。

孔摠在曲阜縣令任上因政績顯著，後來又被擢升奉直大夫，於金章宗完顏璟明昌元年（1190）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葬於祖墓西南，詔贈光祿大夫。元配孫氏，宋副樞密使、泗水縣人孫傅之女孫，封魯郡太夫人；繼配侯氏，亦泗水縣人，封魯郡太夫人。子二：孔元措、孔元紘。女一，適兗州宣武韓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