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咱們中國歷史上最為憊懶的皇帝，當數明神宗朱翊鈞。朱翊鈞（1563—1620），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張居正去世後，明朝的復甦曇花一現。明神宗為了樹立自己作為皇帝的權威，擺脫張居正的“陰影”，竟然拿死去的張居正開刀，達到自己陰私的政治目的。“聞絃歌知雅意”，致使詆誹之風大盛，朝政一片混亂，一些被張居正打壓的守舊派紛紛反撲，張居正幾十年的努力瞬間灰飛煙滅。明王朝錯過自救的機會，從此往滅亡的道路上一去不復返了。

神宗懷志卻無能，他究竟做了荒誕的事呢？

先是“萬曆三徵”艱難取勝，耗盡張居正為明朝積攢的家財，國庫空虛，百姓遭難。朱翊鈞徹底擺脫張居正之後，有意獨攬大權，就開始削弱內閣權利，但朝臣紛爭紊亂，朱翊鈞有心無力根本掌控不了局面。於是在親政四年後，就怠於政事，從萬曆十四年（1586）秋，一句“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宣佈免朝開始，朱翊鈞開啟了長達30年不上朝的荒誕之路。

他以多病調攝為名，不上朝，也不召見大臣。奏疏必須由朱翊鈞親批覽，卻只是留中，不予理睬，放著不批示也不發還。皇帝獨攬大權，又不願意上朝，還直接連日講也免去了，自此成為一個有著稱號卻不務正業的皇帝。大臣無可奈何，講道理不聽，又沒有武力可以推翻這個皇帝，只能看著這個任性的皇帝任性下去，“自後講筵遂永絕”。

《明清史講義》稱之為“醉生夢死”期，“怠於朝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

缺官這個奇葩現象也是從此開始。據統計，萬曆三十年（1602），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佈政監司66名，知府25名。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名。上樑不正下樑歪，餘幾百官黨爭林立，互相傾軋，整個政府陷入半癱瘓狀態，至於還苟延殘喘的另一半不過是為了謀權奪利而已。

要說政府不理事，讓百姓自生自滅，那也還好。問題是，神宗極愛斂財，“好貨成癖”。他以採木、燒造、織造、採辦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派出礦監稅使，主持開礦兼收稅。這些人以內廷太監為主，他們冷酷地剝削百姓，無物不稅，無地不稅，在萬曆二十六到三十年（1598—1602）短短几年時間，單單進奉給神宗白銀就有300多萬兩，其餘金珠、貂皮、好馬等等不計其數。這裡面還不包括私吞的財物。可想而知，百姓的生活有多艱難了。

一時之間，蘇州、武昌、臨清等地紛紛發生了“民變”，驅逐礦監稅使。總之，萬曆年間民變遍佈全國各地，規模巨大，市民階層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力量，他們和反對宦官計程車大夫聯合，並開始對壓迫百姓的皇權進行有力的抗爭，維護本階層的權益。這是明朝獨有的社會現象，民意有一定程度的覺醒，可惜的是，這種自由覺醒的思想精神被後來的清朝給扼殺了，使中國中斷向現代文明轉變的歷史程序。

其實明朝不應該斷在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手裡，而是這個鍋應該由朱翊鈞背。朱翊鈞他爹以及輔政大臣張居正給他鋪了多好的一條康莊大道，他卻把王炸打成一副爛牌，其惡果卻由後人以及百姓買單。

清朝在明朝萬曆年間就開始崛起，為進駐中原積蓄力量，而明朝卻醉生夢死，不思進取。不進則退，而在權力鬥爭中，退一步則粉身碎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與前行，都必然帶著痛苦，中華民族就是在痛苦中逐漸蛻變，一步步走過來，成為今天充滿智慧、包容、博大、韌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