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二戰中，有600萬猶太人死於納粹之手，他們不是檔案上的一個個數字，而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有些猶太人為自己的孩子、為世人留下了最後的眷戀、最真實的訣別，希望後人“能真正理解和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我們所遭受的苦難”。

這樣的恐怖絕對不可以重來！希望我們所有人都從恐懼中真正學到了敬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那一天，柏林一對名叫弗裡達（Frieda）和馬克斯•雷納赫（Max Reinach）的猶太夫婦打開了一個筆記本，開始在小小的黑色方格紙上，為他們得以逃出德國的成年孩子記日記。“我想在這本小冊子裡記下接下來的日日夜夜，我這麼做是為了你們，我親愛的孩子們，有一天你們會理解和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我們所遭受的苦難。”

戰爭開始前，弗裡達一直在當老師，而馬克斯則做點雪茄的生意。失去工作後，他們都來到猶太社群中心的施粥場當志願者。但是一天天過去了，隨著戰爭的繼續，對猶太人的攪擾越來越多，弗裡達變得日漸沮喪。他們的家庭原本沒有那麼篤信宗教，但馬克斯重回宗教的懷抱，對於生活在第三帝國期間的德國的種種考驗越來越堅定和達觀。他發誓，他和弗裡達絕對不會停止抗爭，一定要生存下去。他們不會像其他失去信仰的人一樣變得不堪一擊。“不能言說的痛苦和悲傷淹沒了我們所有人，我們需要像岩石般堅定地信仰上帝，以通過當前的這些考驗生存下來。”他告訴他的孩子們，“你們的父母有堅定的意志，在這個充滿恐怖的時期活下來，走向一個不一樣的未來，那時也許就是和平歲月了。”

“根據法律，我們必須佩戴六芒星……星星下面還標註著：猶太佬。”1941年9月，馬克斯寫道。按規定，六芒星的標誌要被縫到衣服的左胸前。有商家生產了約100萬個六芒星標誌，印在卷布之上，裁剪之後以每個10芬尼的價格賣給猶太人。猶太人戴著六芒星是為了方便蓋世太保隨時審訊他們，沒有佩戴者則很有可能被捕。馬克斯嚇壞了：“我從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年復一年，限制條件越來越嚴苛。沒有許可的話，猶太人不得進入火車站，不得進入柏林的中央政府區，不得駕駛車輛。一本納粹手冊上寫著：“猶太人再也不可能開車在德國做生意了！”他們必須遵守晚上8點開始的宵禁——週末是晚上9點開始；他們還必須上交他們的公司股份、珠寶和藝術收藏品；他們不能使用電話服務；在他們最神聖的贖罪日那天，他們上交了他們的收音機；他們的口糧定量要比那些雅利安鄰居少得多，一天之中他們只有晚上一小時的購物時間，這時商鋪基本都賣空了。

“60年來，”馬克斯感嘆道，“我們一直都堅持一個想法，那就是不要或者不要看上去與眾不同。但現在，街上的毛頭小孩都在歡快地數著猶太人。我們作為公民的平等性已經蕩然無存。”

1942年5月，正在馬克斯為猶太人和“我們特有的悲劇命運”陷入沉思時，對猶太人的驅逐早已開始了。

1941年10月18日，第一批火車緩緩駛出柏林，從那時起，移民通道就已對猶太人關閉了。

馬克斯在日記中指出，他和他妻子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撤離了”——馬克斯、朱爾、莫里茨、瑪莎、莉亞妮、阿黛爾和伯恩德。“我們在這兒的大部分朋友也被帶走了，生活變得異常孤獨。”然而他還是篤定能再見到孩子們。他寫道：如果他錯了，請不要為他哀傷。“你們一直是我們的陽光，直到黑夜來臨，直到暗夜將我們包圍，”他寫道，“不管是你們還是我們，憶及你們的童年，都覺得充滿歡樂，這些回憶將長存心中。”

幾天後，弗裡達開啟日記本，她無法掩飾她的憤怒。“自1941年10月以來，有多少萬猶太人被‘撤離了’？”她寫道，“德國人稱之為‘撤離’。說是‘撤離’，他們說得好聽……一想到要‘被撤離’，我就非常恐懼。這種可怕的可能性每時每刻都懸在我們的腦海中，而且這樣的恐懼不無道理。每每想到此事，我就陷入了徹底的恐慌中，我知道：如果我也不得不踏上這條路，那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你們了，親愛的孩子們。”

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們還給住在波蘭羅茲猶太居民區的親戚送過錢糧，儘管他們自己也食不果腹，還瘦了一大圈。後來，他們的食物定量供給卡不能再用於購買肉、魚、黃油、雞蛋、水果、咖啡、酒水和菸草，而且他們也買不到鞋子、肥皂和木柴了。

去公園時，他們只能坐在標有“猶太人專座”的長凳上。“長凳被漆成了黃色，”弗裡達寫道，“我們拒絕使用這些長凳。”後來他們乾脆被完全禁止進入公園。

不久之後，猶太人被命令上繳他們的寵物。“如果違反這一規定，”官方的通知寫道，“警方將會採取措施。”

1942年5月24日，和他們同住一幢公寓的一位女士被命令交出她的房間。馬克斯寫道：“這往往是將被送走的第一步。”

6月，他們絞盡腦汁在思考一個問題：馬克斯是否應該去登記為納粹工作。他們不需要這筆工錢，因為他們基本買不到任何商品了，但這個工作也許能讓他們免遭“撤離”。他們為猶太社群中心工作，這讓他們得到了一時的保護，而如果馬克斯到為戰爭助力的兵工廠工作的話，他們就會更加安全了。但另一方面，如果去登記工作的話，也可能反而引得納粹來對付他們。“這個決定太難太複雜了，”弗裡達寫道，“因為不管作什麼決定，都可能是錯的。”

他們還沒有收到過去被送往東方的親戚們的來信。“他們在哪裡？”她寫道，“他們還好嗎？”

他們不得不交出他們的電器——吸塵器、熨斗、電熱毯、電爐子。連理髮店也進不了了。他們還被迫交出打字機、腳踏車、相機和望遠鏡。“這很有趣嗎？一點都不。”弗裡達寫道，“然而這還不算真的糟糕。逮捕、槍殺、處決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你還驚訝我何以感到恐懼嗎？……只有奇蹟能拯救我們，而且那個奇蹟還必須馬上發生。否則，我們就全完了。”他們試圖懷抱期待，希望德國輸掉戰爭，但這似乎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現在不是做夢的時候。”

這是夏天，但是下著雨，很冷。年初，他們就被迫交出了他們的皮草和羊毛衫。

6月29日，馬克斯去登記為納粹工作。他們叫他等待結果。一週後，訊息傳來：他們被安排“撤離”了，4個月後去目的地報到。他們充滿了恐懼，可馬克斯卻有好幾次“奇怪地覺得，內心反而更加平靜”。

“你們也看到了，我去登記工作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他寫道，“但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命運。我的保護神不會將我們丟在這種恐懼和折磨之中，他永遠和我們同在。”

三個半月後，1942年10月20日早上7點，弗裡達和馬克斯被傳喚到奧拉寧堡大街上的猶太社群中心。在那裡，他們和社群中心的其他1500名員工一起戰戰兢兢地等待著蓋世太保的出現。

一年前，柏林的猶太人領袖被迫幫助納粹組織修築通往東方的路。蒂爾加滕區的一座前猶太教堂被改造成了一個“集合營”，猶太社群中心的工作人員就是在這裡清點被選擇去東方的猶太人的。據一位倖存者回憶：猶太人的領袖“儘管疑慮重重”，但還是隻能配合工作。他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驅逐意味著死亡。他們想確保火車上的乘客帶了合適的衣物，旅途中有足夠的食物。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把一切都留給蓋世太保，也許接下來的日子沒有那麼悲慘。

但現在蓋世太保即將為了他們而來。

猶太社群中心的員工們等了好幾個小時，他們擠滿了會議室、走廊和辦公室。警察到了，他們宣佈500名員工即將立刻失業，那些被選中的人兩天後要到“集合營”報到。納粹威脅說，如果有一個人沒有出現的話，就槍斃一名猶太領袖。

一張流放人員名單張貼了出來。雷納赫夫婦也赫然在列。

那天下午3點，他們回到了家中，處在震驚之中。

那天午夜，弗裡達拿起筆給孩子們寫下了最後幾句話，寄望有一天這本日記能到達孩子們手中：“我們是我們的猶太命運的受害者，我們失去了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園，我們的財產，一切……還可以在我們心愛的家中待上幾日，之後——便什麼都沒有了。”她祝願兒孫們生活幸福。“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但我還有一個願望：不要讓你們的生活因我們的命運而蒙上陰影。”

兩天後，馬克斯也留下了他的臨終遺言。他保證說，他會無所畏懼地上路。命裡有時終須有。“我們失去了所有的物質財產，我們幾乎是赤條條地離開這個我們生活了400多年的國家，”他寫道，“我們還不知道要去往哪裡，但上帝無處不在，無論我們在哪裡呼喚他，我們都能找到他。”

驅逐猶太人已經成了家常便飯。1942年10月22日，弗裡達和馬克斯來到“集合營”。他們的剩餘資產在登記後被沒收了。他們的行李也要接受搜查，以免有些零星的貴重物品漏網。104天后的大清早，他們從“集合營”出發來到北部2英里以外的貨運火車站，和其他800人，其中包括88名15週歲以下的兒童，一起登上了一輛三等客車，出發前往東方。

他們的行李並沒有上車，而他們在柏林的公寓也很是搶手。

10月29日，弗裡達和馬克斯及其他被宣判死刑的猶太人一起抵達了拉脫維亞里加的一個郊區火車站，這裡距離柏林700多英里。他們下車後，就被帶到森林裡，全體被槍殺。

不久後，他們在以色列的女兒特露德（Trude）收到了父母在被驅逐的前幾天，透過德國紅十字會傳遞的訊息：“我們以深深不捨的心情，向你永別。願上帝保佑你。”

署名非常簡單：“你悲傷的父母。”

一個月後，納粹開始從柏林直接發車去往奧斯維辛。在戰爭結束前，一共有50000名猶太人被驅逐出柏林，柏林的猶太人只有8000人得以倖存。

一名歷史學家後來寫道，納粹企圖做的，正是要“將被驅逐者的社會存在仔細地、徹底地抹去”。

在雷納赫夫婦離開之前，一名和他們住在同一幢公寓的女士答應替他們保管日記，並盡力把它轉交給他們的孩子們。這位女士非常忠誠於這一使命，她甚至將日記縫進了腰帶裡，隨身帶著。戰後，她將日記給了一名美國士兵，並附上了雷納赫夫婦身處美國的親人的地址。那名士兵回到美國後，將日記寄給了住在波士頓城外的雷納赫夫婦的女兒莉蓮（Lillian）。

幾年後，特露德將日記為她那些講英語的孫輩們翻譯成了英語。她不僅是想要他們閱讀這本日記，她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動機”：將日記傳遞給下一代，以追念她的父母，她丈夫的父母，以及在納粹手中喪生的數百萬猶太人。

她在信的結尾處引用了一句詩，她認為這句詩是來自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克爾（Alfred Kerr）的德國作家：

只有那些被遺忘的人才會死亡。

【摘自：《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日記：希特勒的首席哲學家與第三帝國失竊的秘密》［美］羅伯特·K。惠特曼 ［美］大衛·金尼 著 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