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總是對中國近代的哲學家存有偏見，以為他們要麼研究中國先賢的經典，要麼跟著西方哲人的足跡，全無自己的建樹，所以雖然我對民國的大師充滿了景仰，對於這些哲學大師們卻始終有些偏見。知道偶然間看到了馮友蘭先生的文章，才深知自己的幼稚與淺薄，在此也要深深為自己的無知向諸位大師們道歉。

馮友蘭先生無論從學識還是威望無疑都是民國哲學界的翹楚，他被譽為“新儒家”，我認為他對儒家的解讀頗有發人深省處，值得每個人認真研究思考。

馮友蘭先生

東方的哲學，尤其以儒釋道為代表，並沒有像西方哲學那樣對真理狂熱的追求，而是探求人究竟應該以怎樣的方式生活，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這個世界。所以西方的哲學對於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有最直接的推動，是社會科技高速發展時期最有效的助推器。也正是因為如此，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西方世界引領了前一個階段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社會實現了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但是這種發展到了一個瓶頸，人們對物質的需求已經不像從前那麼迫切以後會怎樣呢？他們需要知道究竟如何生活，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轉向古老的東方哲學尋求答案。

馮友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對於人生境界的劃分，也是一個相當廣為流傳的觀點。他將人生劃分為四個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即一切全憑自然的本能，認為該這樣做，便自然地做了，對其行為的意義和價值全無瞭解，一切行為都是順才或順習的，比如絕大多數動物，未開智的人，均可列入此類。甚至現在很多渾噩度日，每天只是上下班混薪水，所謂三十歲死了七十歲才埋的人，從某種角度講也是自然境界的。

忠於本能的生物

功利境界，這種境界較自然境界為高，這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一切均被利益驅動，或求權，或求財，或求名，總之和自然境界不同，其所為皆是處於個人利益這個明確的目的，雖然這個動機在儒家看來並不十分高尚。世俗中的大部分人都屬於這一境界。

一切為了自己的臭屁生物

道德境界，在這一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義的。這個義，就是儒家義利之辯中的義，所謂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儒家義利之辨，其實就是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分別。當然，對於義利的分別，人們每有誤解，以為二者是決然對立的，講義便不可言利，談利便無法行義，其實是不對的。孔孟二人在談到國家建設時從不諱言利，何也？行為若是處於私利，自然與義有違，但若出於公利，為國家，社會，百姓計，便是合義的。換句話說，義也可視為公利，為己求私利是功利境界，為人求公利就是道德境界。處於道德境界的人就可稱為賢人。

天地境界，這是人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這個天，就是包含一切的“全”，除此之外再無他物。天地境界中的人，瞭解天地，知道萬物皆為天地化育，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贊天地化育，一切行為都合乎天地大道，這種人就是聖人。處於此境界的人，並非有奇才異能，只是對生活有充分的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對於他也有更為深刻的意義。禪宗所謂“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就是指對於聖人，尋常的生活中也蘊含著天地大道。

聖人

這四種境界的區別，不在於行為，而在於覺解。聖人不是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只是因為他覺解得更多，因而同是吃飯喝水，對於俗人和聖人的意義也完全不同。而覺解與知識和能力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也可以成為覺解得途徑。因而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知識並不是必要的，“行堯之行，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所為聖人，無非如此，但又有幾人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