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以舉人出身而進入仕途，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授，到1558年升任淳安知縣的時候，他已經四十五歲。其從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曾評價他為“古怪的模範官僚”。

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大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

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

重視法律卻不背離傳統倫理

他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不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

他極其尊重法律，主張按照法律的最高規定行事。

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給微博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

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十餘兩，不夠殮葬之資。

《海瑞集》599；《神宗實錄》3591；《明史》卷226頁2604。

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數的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相吻合。但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拒“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離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這段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

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社會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表面古板嚴厲卻自然巧妙行事

1558年，海瑞身為浙江淳安知縣時，七品海瑞的聲名開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夠嚴厲而巧妙地拒絕了官員濫用權力，減輕了地方的財政負擔。

一日，時任總督胡宗憲的兒子道經淳安，隨帶大批人員和行李，作威作福，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並且凌辱驛丞。縣令海瑞立即命令御役皂隸拘捕這位公子押解至總督衙門，並沒收了他攜帶的大量現銀。他在呈報總督的公文內聲稱，這個胡公子必系假冒，因為總督大人節望清高，不可能有這樣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擁有這麼多的金銀財物。

胡宗憲之子過境的故事，可見《明史》卷226頁2602。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受命清理鹽法，南北各省的食鹽徵收專賣都歸他節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強抗擊倭寇的財力。對於這位欽差大臣，地方官自然畢恭畢敬，不敢有絲毫怠慢。而欽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時尚，先期發出通令，內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乘迎。凡飲食供賬俱宜儉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裡甲”。這樣的官樣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不過視作一紙具文，即在欽差大人本身也不會想到會有人認真對待。

淳安縣令海瑞對此通令毫不含糊。

當鄢都院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他已經接到一個稟帖。稟帖的一開頭規規矩矩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緊接著把通令原文節錄於後，又說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並有金花金緞在席間連續奉獻，其他供賬也極為華麗，雖溺器亦以銀為之云云。最後要求欽差大人摒棄奢華的排場和搜刮，並且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恭維，將來勢必無法做到公事公辦，完成皇上委託的任務。

據說，鄢懋卿接到稟帖後，就沒有敢進入到淳安，而是繞道他去。

《海瑞集》頁585。

1562年，歷任首輔二十年的嚴嵩被嘉靖皇帝免職，他所扶持的私人也不免相繼倒臺，其中就包括胡宗憲和鄢懋卿。

面為“忠臣比干”卻深諳陰陽結合之道

1565年，嚴嵩去職已三年，但人們對嘉靖的批評依然是“心惑”、“苛斷”和“情偏”。然而，他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明明是為諛臣矇蔽，還自以為聖明如堯舜。

陽曆十一月，海瑞向嘉靖遞上著名的奏疏。其中指出，

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汙、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資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

嘉靖皇帝讀完奏章，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

傳說他把奏摺往地上一摔，嘴裡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

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誠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

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1567年年初隆慶皇帝登極，海瑞被釋放出獄，讓他升官卻又不讓他負實際責任。

隆慶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慣例，凡屬四品以上身服紅袍的官員都應當作出自我鑑定。於是海瑞在奏摺中說：

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對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迫切地要求報答陛下的恩典。接著，他謙虛地聲稱自己才淺識疏；又接著，他表示自己現任的職務只是專管檢視呈奏給皇帝的文書，看罷以後原封傳送，既無財政責任，又用不著下左右全域性的決心，但是連這樣的一個位置還不稱所職，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海瑞集》頁288~289。此書頁590記自陳不職在1568年，但京察實在1569年初。

這樣看來，海瑞並不是完全不懂陰陽之道的精微深奧。

他陽求罷免，陰向管理人事的官員要挾：如果你們真的敢於罷黜我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以諍諫而名著天下的忠誠，你們必然不容於輿論；如果不敢罷黜我，那就請你們分派我能夠實際負責的官職。

海瑞富有傳奇彩色的一生，以個人道德之長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其行事奇特、頗為“古怪”，不按照常理出牌；卻又忠君為民、盡守職責，堪為官之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