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文《“苗之為苗”之六：“神道設教”，明清利用道教文化重塑苗族精神世界》

。

苗族是中國古老而優秀的民族，但在歷史不斷遷徙，由優良平原地區遷到邊遠山谷地區，始終處於被統治、被壓迫地位。當苗族不堪忍受殘酷統治時，多次發生苗民起義，衝擊國家的統治秩序。因此，

歷朝歷代都以“防苗、治苗”為統治政策，除了所謂“教化”之類的軟手段，更有軍事鎮壓的硬手段。

歷史上，未進入國家管理體系的苗人被稱為“生苗”，這些人主要生活在兩個區域：今湖南、重慶、貴州三省（市）交界的“紅苗”區，貴州都勻以東（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主）的“黑苗”區。

選自清代《苗蕃圖》

臘爾山

在今鳳凰縣西北，距縣治42。5公里，主峰海拔1117米，疆域廣闊，且地勢險要。這裡

是苗人腹地，歷史上幾乎每一次苗民起義都從這裡開始。

今湖南省懷化市境內重要的沅水支流有巫水（雄溪）、渠水（滿溪）、酉水（酉溪）、㵲水（潕溪）、辰水（辰溪）等，古稱“武陵五溪”，是被武陵、雪峰兩大山系阻隔而形成的相對獨立的自然帶。這裡居住有31個少數民族，歷史上是中國南方重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武陵五溪和今湖南、貴州、重慶三省（市）交界的“紅苗”地區自唐宋以後逐步形成。這裡“紅苗”以臘爾山脈為中心居住，故又稱“臘爾山苗”。

武陵山區

史志載“紅苗”自明初開始即被稱為“生苗”。明末清初臘爾山地區“生苗”大概有15萬人。臘爾山西通黔貴，北連川鄂，三省苗民常聚此舉事，明清兩朝開闢苗疆，經常在此打仗。臘爾山周圍佈滿了哨卡碉樓及關牆等，朝廷對這一地區重點封鎖。

宣德六年（1431年），“鎮筸（湖南鳳凰縣南）苗（當地苗民被省中人叫作“鎮筸苗子”，自明朝始以驍勇善戰聞名，清朝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龍三、白大蟲、黃志虎等糾結貴苗為叛。都督肖綬，直搗池河（今鳳凰縣境）紮營，掩殺圍困，苗種幾絕”。肖綬率漢兵十二萬，“直搗苗巢，掩殺過半”。這是明朝對造反的苗民赤裸裸地軍事鎮壓。之後，肖綬圍繞湘西“苗疆”，築灣溪（今乾州鎮地）等二十四堡，並留官兵七千八百有餘常年駐防。自此，明朝對“臘爾山苗”形成包圍之勢，實行軍事封鎖和碉堡戰術。

臘爾山風光

嘉靖中，龍許保領導湘、黔苗民以臘爾山為中心造反。明朝總督萬鏜、張嶽先後調集川、黔、楚三省十餘萬兵力“進剿”。明朝歷時十五年鎮壓了起義。之後，明朝廢灣溪等堡，設立五寨、永安、清溪等哨及鎮溪千戶所（今鳳凰、吉首、麻陽三縣市地），“各哨以土兵仡蠻數百人，復招募打手數十人戍守”，進一步強化了對湘西“苗疆”的軍事“鉗制”。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明朝從鳳凰西南部的王會營，經五寨司、覃子坪司和鎮溪所沿邊到乾州東北的喜鵲營一帶大修“邊牆”。這道“邊牆”將以臘爾山為中心的“生苗”與“熟苗”、漢人隔離開來。

除了鎮壓之外，明朝還大搞土司制度，以“熟苗”制“生苗”

。“明代土司最重，蓋藉以防苗也”。所謂

土司

，是中國古代一類官職的統稱，通常是西北、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部族頭目任職，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土司“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

明朝在“生苗”的周邊地帶設定大小土司鉗制“生苗”。臘爾山地區周邊設有保靖宣慰司、永順宣慰司、銅仁長官司等。這些土司對“生苗”區的具體職責有：

一是“擔承”，即朝廷責成有關土司負責綏靖“生苗”，一旦這一地區出事，則由負有“擔承”責任的土司處置。史載“土司有擔承苗疆之責。辰州西南一帶，苗有鎮、筸之分，恃強負固，已非一日，朝廷兵威在所不懼，惟畏永、保土兵。故令永順司擔承鎮苗，保靖司擔承筸苗。如鎮苗大肆焚劫，責成永順司贖取，筸苗則責成保靖司逮問。”

二是“貼防”。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均下設“撫苗”舍把、土目，帶領一定數量的土兵，長期駐紮“生苗”區沿邊的險要營哨，就地彈壓鄰近苗寨。永順司“貼防”永安哨（今鳳凰縣西），又置舍把等“貼防”強虎哨（今鳳凰縣東）。保靖司的舍把、土目則分守洞口、覃子二哨（今鳳凰縣東北）。

三是“助剿”。當發生大規模苗民起義時，朝廷派官軍鎮壓，各土司聽從徵調率土兵“助剿”。

一些土司倚仗權勢對當地苗民進行剝削，引起苗民強烈不滿。有些土司甚至“以窩苗為利藪”，““窩苗誘叛”，與苗民裡應外合趁機漁利。明朝為此在“生苗”地區周邊廣置衛所，開屯戍守，利用衛所來控制土司，並加強對苗民的彈壓。

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朝軍隊進入“生苗”區腹地，置崇山衛（今花垣縣地），以楊仲名為指揮僉事，“督將士屯田”。後又置鎮溪千戶所，並一直沿襲至康熙五年（1666年）才廢除。

清朝最初延續了明朝的土司制度，後為加強國家統一，大力推行了“改土歸流”，

這是後話。

明朝還大力搞移民戍邊，讓很多漢族人進入“生苗”之地生活。明朝在滇黔交界處共設有二衛、一御、七所，十六千戶所，駐軍約17920戶，凡89600丁口。洪武二十二年（1387年），沐英一次“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餘萬人入滇”，主要安排在今姚安、鶴慶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駐軍和移民的初衷不完全是為防禦“生苗”，更重要的是防範蒙古各部捲土重來。有明一代，蒙古軍隊多次襲擊滇西北地區。《滇系》“事略”載，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西韃虜寇臨西”。“韃虜”是當時漢人對蒙古人的稱呼。漢人屯邊是十分重要的抗擊蒙古人的舉措，影響深遠。

明朝湖廣地圖

明朝初年，雲貴大部分地方仍為元朝殘餘勢力控制，待掃清中原與北元勢力後，明朝著手經營西南邊疆地區。朱元璋意識到貴州“襟川帶粵，枕楚距滇”的重要戰略地位，確定了“先安貴州，後取雲南”的戰略方針。明朝政府透過大規模移民使得大量中原漢族人遷徙貴州。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在貴州設立貴州衛（治今貴陽）和永寧衛（治今四川敘永），均隸四川都司，與成都衛和武昌衛形成犄角之勢。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為徵南將軍，藍玉、沐英分別為左、右副將軍，率兵三十萬，兵分兩路往徵雲南。僅半年時間，即平定雲南及貴州境內的元朝殘餘勢力。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設立貴州都指揮使司，建立了貴州歷史上第一個省級軍事機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在今貴州設二十四衛、二直隸千戶所，分屬貴州都司和湖廣都司。

貴州都司領十八衛、二千戶所，即貴州衛、永甯衛、普定衛、平越衛、烏撒衛、普安衛、層臺衛、赤水衛、威清衛、興隆衛、新添衛、清平衛、平壩衛、安莊衛、龍里衛、安南衛、都勻衛、畢節衛、黃平和普市千戶所。湖廣都司領六衛，即鎮遠衛、平溪衛、清浪衛、偏橋衛、銅鼓衛、五開衛。

以貴陽為中心，貴陽以西的為“上六衛”，即威清衛、平壩衛、普定衛、安莊衛、安南衛、普安衛；貴陽以東的為“下六衛”，即龍里衛、新添衛、平越衛、清平衛、興隆衛、都勻衛；貴陽西北一線的為“西四衛”，即烏撒衛、畢節衛、赤水衛、永寧衛；湖廣都司所屬六衛，因地處貴州東部邊緣，所以稱為“邊六衛”。

選自清代《苗蕃圖》

洪武后，歷代政府又對貴州的衛所有所調整，將千戶所增至24個。據嘉靖《貴州通志·兵防》卷四和嘉靖《貴州通志·戶口》卷三，明初駐紮在貴州各衛的軍人編制為159928人，實際丁口為261851人。按明制，一人在軍，必須全家同往，若無妻室，予以婚配，估計駐防貴州的軍戶約有百餘萬人。明代規定，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所從軍，所以這百餘萬人都是從外地遷入貴州的，大多來自江西、湖廣、安徽、江蘇、四川等省。

為解決軍人及家屬的軍餉和溫飽問題，朱元璋仿照唐代府兵制，“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下令獎勵屯田墾荒，要求“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在衛所實行軍屯制度，兵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據嘉靖《貴州通志》載：“貴州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九畝七分五釐三分五壞，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栳，陸地通共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七畝四分六釐一毫。”屯戍的兵士及其家屬基本上都分佈在驛道幹線周邊。

明正德以後政治腐敗，屯田多為內監、軍官佔奪，衛所制度逐漸廢馳，軍戶大量逃散。據萬曆《貴州通志》載，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查存貴州都司，比原額減少了12933戶、77268丁口。明代對軍戶管理非常嚴格，凡列入軍籍，父子相承，不得脫籍，如有脫籍的逃戶，必須抓捕回衛，予以重懲，“凡軍、匠、灶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這些逃軍只好潛入深山老林的少數民族地區，有些與當地少數民族結婚成家，成為“漢父夷母”或者“夷父漢母”。未逃散者仍世代屯種，久而久之，遂成土著，如今安順、平壩、鎮寧、長順一帶尚居住有二十餘萬當時屯戍此地軍士的後裔，他們自稱“屯堡人”，仍保留明代語言、服飾、婚嫁、喪葬等習俗，與後來遷入貴州的漢族及當地民族不同。

洪武六年（1373年），太僕丞梁埜仙帖木爾上疏：“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朱元璋採納了這一建議，開始了明代邊疆民屯，就是“移民就寬鄉”，由國家組織稠密地區（狹鄉）農民向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寬鄉）流動，解決江南、川湖等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開發邊疆地區勞動人口數量，最終達到“以夏變夷”，鞏固西南邊疆。

這就是“調北填南”、“調湖廣填貴州”。

明朝貴州地圖

此外各級官府組織“招徠遊民”或“以罪徙實之”，給移民發耕牛、種子、農具，給予政治優待，耕種三年後才開始納稅。民屯導致大量外地移民遷入貴州，據嘉靖《貴州通志》統計，嘉靖時，貴州布政司所屬各府、州、縣，民戶已達56684戶，250420丁口，數量僅次於軍屯。

由於貴州衛所駐軍人數太多，軍屯和民屯解決不了糧食問題。明初，採取招募各地商人運送糧食來貴州換取鹽引，或者由商人招募農民於貴州開荒，將所產糧食交給各衛所作為軍糧，各衛所按所收糧食的數量向糧商發放相應鹽引，商人憑藉鹽引在產鹽地區換取食鹽銷售獲利。政府利用“鹽引開中”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四川、湖廣、雲南以及江淮地區的商人來到貴州經商，由是商屯大興。

貴州豐富的礦產資源也吸引大量商人前來開採，嘉靖《思南府志》載：“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賈輻輳，人多殷富。”銅仁、錦屏的金銀礦非常富足，當地有烏江便利的水上交通，故黔東北地區成為各地客商彙集之地，商業發達。這些商人中的一部分在貴州定居下來。

貴州設省之後，在改土歸流的基礎上不斷擴大流官統治的範圍，朝廷每年都要派遣大量官吏前往任職。按明代職官制度，明代實行異地任官，“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這些流官主要來自四川、浙江、江西、湖廣、江蘇、福建六省，這批人也構成了一個流動的移民群體。在這些流官中，有些人因忤逆當朝權貴或得罪上官而被貶謫到貴州，或隨父貶謫貴州而後佔籍本地。這個群體中不乏著名人物，如王陽明、鄒元標、張翀等。這些貶官中，有些終身沒有機會離開貴州，有些官員退休後定居貴州，這些人和其後代均成為移民。

如乾隆《貴州通志》載：“孔文，聖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貴州。卒，子孫遂家焉。”“金鎮貴，江南人。以木商採辦木料至貴州，會水西苗叛，鎮貴盡輸商錢助軍需有功，歷升至總兵。致仕，遂家於開州。”“張伯裕，諸城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知潼關縣。以鯁直不阿謫安順州吏目，遂家焉。”

隨著移民不斷增多，外來人口比重日益增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漢多夷少”的情況

，思南府知府洪價說：“入我皇明永樂以來，始革去宣慰氏而設郡立學，於是土著之民無幾而四方流寓者多矣。”《思南府志後序》嘉靖《思南府志》載：“府舊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以來，芟荑殆盡。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陝西、江西為多。陝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與裡之長是也，多巨族，負地望，頗以富足誇詐相高。江西皆商賈宦遊之裔，多讀書，樂仕進，亦漸超於浮薄。”各地移民進入貴州，仍保留了中原主流文化。

明朝對待“生苗”的政策基調就是“防苗、治苗”。所謂“防苗”就是軍事鎮壓和封鎖，使“生苗”侷限於部分地區生活，同時採用土司制度以夷制夷。所謂“治苗”就是大力推進移民屯田，改變當地人民結構，傳入中原文化教化當地少數民族，將一批批“生苗”轉化為“熟苗”，接受國家管理。

相較於世界各地殖民主義者大量屠殺乃至屠盡殖民地土著人民，然後移民佔據土著人民土地的做法來，明朝和後世的清朝都可以稱為文明開拓。

在這種開拓中，明清統治者都允許苗族等少數民族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沒有使少數民族產生文化壓迫感，大多數少數民族自覺自願接受漢化，所以至今中國的民族矛盾遠不如西方突出，民族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正是在與中原移民共同生活和勞動的基礎上，苗族社會才不斷進步，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

明朝漢族移民改變了貴州的人口構成成分。在明朝以前，進入貴州的漢族人很少，有些漢族移民進入貴州以後被逐漸“夷化”，成為新的少數民族，漢族文化對當地人民影響較少。

明代中後期以來，貴州的漢族人口逐漸增多，漢族移民對貴州的影響日益增加，甚至左右當地政治力量。

《明實錄·穆宗實錄》載：“其貴竹長官司所轄，皆流寓子孫。”郭子章《萬曆黔記·輿圖》載：貴州宣慰司“本司隸籍人民，多來自中州”，新添衛“附郭舊人，遷自中州”。大量中原與江南的漢族移民紛紛湧入貴州，漢族移民沿著交通主幹道逐漸滲透到邊遠山區，有些地方漢族人口甚至佔據主導地位，出現了漢多夷少的情況。

明代前期，貴州地廣人稀，耕作技術落後，除相對平坦的壩子被開墾為農田以外，廣大山區仍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正德年間，王陽明貶謫貴州時，寫《謫居糧絕請學於農將田南山詠言寄懷》：“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多火耕，仿習亦頗便。”據史書載，貴州雖然很早已經養牛，但並不用於耕田，而是把它作為財富象徵，或作為婚姻聘禮，或用作祭祀犧牲。《嘉靖貴州通志·風俗》載，苗人“耕不挽犁，以錢鎛發土，耨而不耘”。

自漢族移民將先進的牛耕技術傳入以後，牛耕技術在貴州漸次推廣，這是巨大的生產力進步。

明末徐宏祖來到貴州時，在《徐霞客遊記·西南遊日記七·貴州》中記道：從貴陽青崖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而為田”；普安老鴉關西南，“墜壑下盤，丘垤縱橫，皆犁為田”。說明至明末時，貴州所屬的中窪之地、平曠之區均已“犁而為田”，水田的開墾已由平壩向坡地擴充套件，凡有水源之地，儘量開成水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較大的山地，便開墾為土田，種植玉米、小麥、豆類等經濟作物。貴州糧食產量大增，能夠養活的人口越來越多。

漢族移民大多來自江南、兩湖、四川、陝西等文化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們自古就有讀書習禮習慣。明朝政府為滿足他們及子孫後代的文化教育和科舉入仕需求，又想透過他們帶動少數民族學習儒家文化，達到用夏變夷的目的，於是不遺餘力地在貴州推行儒學教育。同時以學校為中心，包括詩詞、醫藥、歷算、蠶桑、農書等在內的漢文化隨之興起，人們紛紛按照中原模式進一步開發貴州。

土司子弟接受漢文化洗禮後，政治上不斷向流官靠攏，為後來大面積的改土歸流奠定了思想基礎。

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處於土司統治之下，經濟文化水平非常原始落後。如都勻府都勻司：“其地近於爛土，春陽多瘴。夷性狡猾，不通漢語，率皆草衣木食。出入負刀弩，好鬥殺，重財輕命。男女無別。死則殺牛祭鬼，集其種類，擊鼓唱歌而樂。”獨山州豐寧司仲家：“不通漢語，借貸結繩為記。科頭跣足，籠雞貿易，架樓而居。飲食多不潔，器用與犬豕同。婚姻用牛馬，有喪擊銅鼓舉哀。”鎮寧州的少數民族甚至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

隨著漢族移民大量遷入和儒學教育的興起，當地風俗習慣為之一變。

據《嘉靖貴州通志》載：“陽明王守仁寓貴時，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貴州布政司宣慰司“文教丕振，風氣和平，禮樂文物與中州諸大藩等，王化大行”；宣慰司“洪邊宋家其始亦中州裔，久居邊徼，衣冠俗尚少同華人，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其於親長亦知孝友”；貴竹司“風俗淳厚，率多尚禮，以耕為樂，不喜華靡，尤重於婚喪，有中州遺風”；青山司花仡佬“衣服語言頗有易其習，亦風教之所漸也”；思州府“夷民丕變，頗精儒業”；思南府“漸被華風，飲食言語，素所服習。椎髻之俗，悍勁之性，靡然變易矣”；婺川縣“漸知讀書”；朗溪司峒人“近來服飾亦頗近於漢矣”；黎平府“衣冠習尚，一同華風”；新添衛“皆讀書尚禮，亦知慈孝友恭之善焉”。興隆衛“成化間，經歷李文祥左遷於此，革去淫祀，遏絕浮屠。後郡人佈政周瑛崇用朱氏家禮，冠婚喪祭，悉舉行之，觀感之餘，多仿效”。平壩衛楊義司“其民皆苗、佬、仲家，性兇狠，好鬥輕死，不知禮義。邇來漸知服役官府，衣服、言語稍如華人矣”。

選自清代《苗蕃圖》

中原移民的到來和儒學的傳播，大量改變了貴州少數民族原始的風俗習慣。到明末時，漢文化已經在貴州大部分地區佔據主導地位，這就是苗族能夠不斷接受先進漢文化的歷史背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