譭譽參半的“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姓愛新覺羅，名弘曆，是滿清入關、定鼎中原之後的第四代君王。乾隆帝是中國曆代帝王中壽命最長、 執政時間最久又頗具爭議的封建皇帝，生於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卒於嘉慶四年（1799年），活了89歲。其在位時間長達六十年之久，後雖傳位給嘉慶，卻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訓政三年，躬歷四朝，親見七代，其身體之強健，精力之旺盛，是歷代帝王無法望其項背的。乾隆是一位幸運兒。經過祖父康熙的開創基業和父親雍正的嚴肅整飭，到乾隆繼位時，清朝正處於穩固狀態和持續發展中，說他是坐享其成似乎並不過分。不過，作為一位有才能的皇帝，他沒有躺在祖、父的餘蔭下呼呼大睡，而是憑藉自己的才幹和努力把“康乾盛世”推上巔峰。

史載，到乾隆末年，中國總人口數已達三億，佔彼時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清朝的ＧＤＰ在當時也是排位靠前的，至少能進前五位。論綜合國力，不能說是世界第一，但在亞洲絕對是首屈一指的，周圍鄰邦無一能與之抗衡。彼時的中國很有些天朝大國氣象，“康乾盛世”如烈火烹油已發展到了極致。但乾隆又是不幸者。中國封建社會早已日薄西山，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是迴光返照，乾隆縱使英明神武，畢竟已無力迴天。面對國內的人口壓力，國外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列強之覬覦，乾隆的一切舉措，從未逾越封建制度藩籬半步。政治上一味強化君主專制，外交上盲目自信，閉關鎖國，經濟上仍採取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無法把社會引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與進步。他大興文字獄，扼殺進步思想，遏制科學精神。他沉湎於自己建立的“十大武功”，並沾沾自喜，晚年的他自詡“十全老人”，還命人鐫刻了一枚“十全”寶璽，寓意十全十美。該打的仗打了，不該打的也打了，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他還興師動眾六下江南，不僅花錢如流水，對地方的擾動甚大，引發民怨無數……乾隆後期，中國（清朝）由盛轉衰，當時英國使節馬嗄爾尼將大清比喻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雖有些刻薄，但也絕非言過其實。

縱觀乾隆，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為的“好”皇帝；但從世界史的角度橫著審視乾隆，你會發現大清落伍了，乾隆也跟不形勢了。乾隆死去不過半個世紀，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鎖閉的國門，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因此，過於拔高他或過於貶低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失公允。

乾隆六下江南，財力物力耗費驚人

乾隆效仿乃祖康熙，也來了個六度南巡，財力、物力、人力的耗費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清史稿·高宗本紀》記載，第一次南巡，僅應準報銷銀兩就達到568300餘兩，這還不包括大量難以統計的紳民捐贈、地方攤派。在南巡途中，乾隆講究排場，用窮奢極欲形容並不過分，以吃喝為例，專門從北京攜帶乳牛75頭，御膳房用羊1000只、肉牛300頭，預先驅往宿遷、鎮江等地，後來又陸續源源不斷地補充運送，難計其數。每天還要由北京運送或由所經地方供應冰塊、泉水。此外，沿途地方官員和紳商還要進獻食物。史載，乾隆第三次巡幸江南時，僅兩淮鹽運使金輝就置辦香紗、宮扇、果脯等貢品，並進膳兩次，菜品有山珍海味及時蔬果品，共耗銀2700餘兩。

地方官員為討皇帝歡心，競相比賽，極盡鋪張奢華之能事，就連乾隆自己都承認：各省添建屋宇、點綴彩燈未免徒滋繁費（有點虛）。史載，乾隆第五次南巡時，鎮江知府和屬下官員在運河邊佈置了一個巨大的仙桃，綠葉映襯、顏色紅翠鮮豔。當乾隆御舟駛近時，突然煙花盛放，鞭炮齊鳴，巨大的仙桃從中轟然分開，桃子裡赫然現出一座可以容納百人的戲臺，一群戲子咿咿呀呀正在演出壽山福海戲。蘇州地方官和富商為了迎駕，大肆修建、擴充園林。本來已荒蕪衰敗成為民居的獅子林，經過當地官員不計成本地修復 ，竟成為一座風景秀麗、美輪美奐的江南名園。

江南人文鼎盛，經濟發達，富甲天下。當地的商人們為了準備乾隆南巡，比地方官更絞盡腦汁、煞費苦心，揮金如土更是少不了的。他們平時依靠官府，利用自己掌握的經濟特權（譬如官府特許鹽引）獲取大量錢財，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每次，乾隆南巡，他們都積極參與籌辦，主要是出錢出力，目的是為自己贏取新的榮譽與權勢。

在乾隆第三、五、六次南巡時，兩淮鹽商每次均捐銀百萬兩。在第五次到江南巡遊時，江浙鹽商捐銀六十萬兩，長蘆鹽商捐銀十萬兩。鹽商屬特許經營，本大利多， 大都富可敵國，對於他們“踴躍急公，捐輸報納”，乾隆均予以笑納，並想辦法給予補償。由於乾隆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巡遊江南，鹽商們花的錢猶如“淌海水一般”，有些還因此破了產。據記載，乾隆第一次南巡時，揚州平山堂行宮原本沒有梅花，鹽商們覺得景色單一，就捐資種植一萬株梅樹，以作點綴 ， 乾隆果然龍顏大悅。

乾隆六次南巡，竟然將康熙、雍正積攢下的家底揮霍一空

由於乾隆接二連三到江南遊覽，地方官員和江南富商都不惜耗費巨資，結果總計去了六次，僅國庫裡的公帑開支就達2000多萬兩，再加上其他支出，糜費達到數千萬兩。清朝百餘年來積累起來的財富幾乎被他用之殆盡！南巡造成的浪費，成為造成乾隆後期清朝國力逐步衰竭的首要原因之一。

一次次聲勢浩大的南巡，社會危害劇烈，引發民怨沸騰

乾隆每次南巡，隨遊的文武大臣眾多，護衛、伕役更是數不勝數，對江南社會的危害甚烈，弄得怨聲載道，諮議洶洶。比如首次南巡時，兩江總督黃廷桂“馭下嚴催督急”，徵調、科派不已，弄得人心惶惶，百姓怨怒沖天。丹徒縣令負責督修御道，不忍心逼迫百姓遷墳，把御道繞了一里多路。黃廷桂知道後，勃然大怒，命他搗毀墳墓重修，否則就以“大不敬”罪嚴懲。丹徒縣令辯解說：“難道皇上從京師到丹徒，沿途都是直行，連一個彎都不拐嗎？他又不是秦始皇，聽到江南有掘人祖墳之事，會無動於衷嗎”？黃廷桂理屈詞窮，只得作罷。

在此後的數次南巡中，各地方官吸取了兩江總督黃廷桂的教訓，將皇帝南巡最主要的負擔全都轉嫁到商人身上。在乾隆巡幸途中，幾乎所有的行宮、名勝都由富商掏錢修建。據史料記載及不完全統計，六下江南，僅揚州一地的鹽商就砸下重金為乾隆帝修葺亭臺206座，建樓廊6164間，這些建築皆不惜工本，非常考究，富麗堂皇，花費巨大。 乾隆對將開銷轉嫁商人的做法深表嘉許，數次誇和珅會辦事，這樣也確實減少了出巡對底層百姓的直接擾累，但另一方面卻嚴重的危害了江南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因為商人精於算計，不甘心坐受盤剝，事後必定千方百計加強對百姓的蒐括、貪汙官引等辦法，減少、彌補自己的損失，這又嚴重損害了清朝財政與社會穩定。

最重要的是，皇帝巡幸中縱情享樂、奢侈靡費之舉，無疑助長了東南大小官吏享樂之風，加速了地方政治的腐敗，同時也使整個社會陷入浮華、揮霍、頹廢的不良風氣中難以自拔。以河工為例，乾隆本來宣稱自己南巡的重要目的是治河，構築堤壩，疏通河道，消弭水患，造福江南百姓，但到他執政末年，卻“河工未見害先見”，究其原因在於官員貪汙腐化。據記載，彼時南河歲修銀為450萬兩，但據知情者言，若將這筆防洪經費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真正用於治河，即可保海晏河清，平安無事，然而官員們連這最起碼的要求都做不到，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河務上都敢弄虛作假、損公肥私，把專款專用的治河經費變為供自己享樂之資，其結果是素稱膏腴之地、富庶繁華的江南， 江河連年氾濫成災，江淮大地在水患的威脅下，民不聊生，清廷的財政收入也因為百姓生活凋零和經濟凋敝而受到嚴重損害。

乾隆晚年時的悔悟

乾隆帝晚年曾說：“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做無益害有益”。由此看來，已到暮年的乾隆自己也認識到了南巡的消極作用。當嘉慶也打算效仿父皇南巡時，直隸總督吳熊光便拿出乾隆爺的話來堅決諫阻，嘉慶遂打消了出遊的念頭，以後清朝的皇帝也再無南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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