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安平秋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何為儒家、儒學？

對於儒家和儒學，人們常把它與釋、道兩家一起，列為歷史上影響中國文化的重要思想意識。甚至在這三家裡面，人們普遍認為儒家的影響更大、更深、也更廣。

 但是在先秦時期，儒家僅僅是諸子百家裡面的一家。

有人對諸子百家的說法提出質疑。其實，透過考古工作，我們發現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時期就有很多的諸侯國。說八百諸侯，還不止，所以諸子百家也是存在的。

蓮鶴方壺（春秋時期），1923年出土於河南省新鄭李家樓鄭公大墓 圖片來源：河南博物院

到了漢代初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寫了一篇《論六家要旨》，把儒家列為這六家裡面的一家。

 這六家是：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裡，對儒家評價道：“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就是說，儒家的內容是六藝。

 六藝的經傳有千萬數，數量非常大，一輩子也不能把它的內容搞清楚。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它的缺點是廣博但缺少要點。去學它、去做它，很辛苦但是很少見功效。

司馬談又提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已經顯示出儒家對社會秩序、對家庭倫理所起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穩定社會和家庭的秩序。

 所以， 漢武帝 中後期的“獨尊儒術”，是出於社會和政治的需要。

到了西漢宣帝的時候，宣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在漢宣帝看來，治理國家為什麼非要只用德教、周政？從這句話能看出，他指的是漢代初年漢高帝劉邦並不純用儒學，而漢宣帝本人也不純信儒學。也就是說，儘管在漢武帝的時候獨尊儒術了，在後來也還有一個發展過程。

 隨著歷史長河的推進，儒家和儒家學說才越來越為統治階級所重視。

我們今天講的儒家，就是指由孔子所開創的這個學派。

後來的許多儒家代表人物和各家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都普遍公認孔子的作用。韓非子提到：“儒之所至，孔丘也。”（《顯學》）。意思是，最大的儒，到了極點的，就是孔丘。東漢高誘在《淮南子·要略》篇的註釋裡面也說：“儒，孔子道也。”高誘認為，儒家，就是孔子的學問。劉歆的《七略》更是說：“儒家者流……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個話裡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憲章文武”。這裡的“文武”，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

儒家的主張裡面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這裡說的“憲章文武”和漢宣帝提到的“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應的。

 這些表述都提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

所以我們可以提出，所謂儒家，就是信仰、尊崇並且繼承發揚孔子之道的學術流派。

 儒學就是專門闡發解釋孔子之道的學術思想。

“四書五經”系統

歷代儒家學者在傳承儒家經典時，他們自己根據時代的不同，對儒家經典作了些各自的創造性的解釋。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繹了傳統儒家思想裡特別具有哲理的部分，發展出了性理之學。這些作品往往被歷代的目錄學著作歸入到子部儒家類裡。

 隨著理學的興起，儒家學者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新的解釋和發揮，逐漸形成了以“程朱”理學為核心內涵的經典闡釋系統，就是“四書五經”的系統。

“四書”的名字，到朱熹的時候才開始出現。但是從唐代韓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 二程 （程顥、程頤）及後來的學者就已經對此重視，並進行過闡發。

 朱熹總其大成，寫成了《四書章句集註》。所謂“集註”，主要是集學者們的說法。

“五經”裡面的第一部《周易》，因為程氏的《周易》理學化色彩更強，所以和朱熹的《易學啟蒙》《周易本義》放在一起並行。《書集傳》是朱熹授意他的學生蔡沈作的。《詩集傳》是朱熹本人作的。《禮記集說》的著者陳澔是朱熹的四傳弟子。《春秋胡傳》作者胡安國是程頤的再傳弟子。《春秋集傳》的作者是張洽，是朱熹的弟子。

 這些“四書五經”系統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學對經書進行理學化的成果。

如果說《十三經注疏》代表了從漢到唐的經學研究成果，是兩漢以來傳注體和義疏體的結合，是治經學、儒學的必讀的基本典籍。那麼，

 宋元人的“四書五經”註釋系統，則是以理學治經的成果。

用理學來治經與“十三經注疏”系統存在著明顯不同：“十三經注疏”系統注重從訓詁、名物、禮制等入手闡發經書中的史實和制度，而“四書五經”系統則注重在經注裡面貫徹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學思想。

“四書五經”不完全是民間的，它成了系統之後，不僅經典化了，還官學化了。

這些典籍問世後，逐漸取代古代的註疏，成為士子讀書問學的首要選擇。從南宋末年開始，不少圍繞這些典籍進行證明、闡發的彙編體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現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詔，“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的用書。其中，“四書”用的便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而“五經”方面，《詩經》用朱氏的，《尚書》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兩家的，《春秋》用“三傳”和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

 在元代，“四書五經”系統的官學地位在就因此確立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書五經大全》，以此作為明代的科舉用書。

 “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用書，又進一步促進了學者對這些核心典籍的關注。

元明以來出現了一大批匯編體的著作，例如《四書五經大全》就是這種著作。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官修的《御纂七經》，是清代科舉考試的用書，也是彙編體的著作。其中《周易》《詩經》《尚書》《春秋》的宗尚、體例和《五經大全》是一致的，取材範圍擴充套件到明代末年，時代下延了。而因為《三禮義疏》是修於清代乾隆初年，參與的人多是禮學的名家，便不再使用前面陳氏的《集說》，改用新的。

 因此，從明代到清代，經過《四書五經大全》和《御纂七經》這兩次的編纂活動，“四書五經”系統的經典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作者： 安平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