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都聽過患上高血壓就要終身服藥的說法。但這其中的原因卻很少有人深究。

事實上，直到20世紀40~50年代，高血壓還是不治之症。

那時不僅沒有降壓藥，甚至對患者是否需要降壓具有爭議。

有人認為，降壓治療弊大於利，擔心降壓會導致腎功能惡化，認為血壓高是一種生理代償，不宜治療。

另一部分的人認為，降壓治療利大於弊，因為高血壓會導致多種併發症，會對人們造成生命危險。

隨著對高血壓的深入研究，藥物治療成為了大家最認可，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說，高血壓防治的歷史是抗高血壓藥物研發和經歷循證模式評估的歷史。

一、第一個階段：證明“降壓是硬道理”

聽胡大一老師說過，在他剛畢業做住院醫生的時候，看到一些急進型高血壓、惡性高血壓和難治性高血壓的中青年患者，因為缺乏有效降壓藥物，心、腦、腎功能急轉直下，英年早逝。斯大林、羅斯福、任弼時和徐悲鴻都死於高血壓腦出血。

印度研發的植物藥蘿芙木（降壓靈）問世，此後合成了利血平，臨床上開始有了降低血壓的藥物。

早期降壓藥的應用顯示只要降血壓就能看到顯著效果。降壓和不降壓相比，收縮壓下降10mmHg，舒張壓下降5mmHg，卒中發生率降低40%，心肌梗死發生率降低16%，心力衰竭減少50%，惡性急進型高血壓減少94%。

這是前輩們親眼見到的轉折。

中國作為高血壓大國，在老少邊窮地區高血壓患病率很高。雖然目前在諸多心血管危險因素中，控制方面做得最多的就是高血壓控制，並且取得了進展（控制率從過去的4%提高到現在不到10%）。

然而比較發達國家，甚至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都存在明顯差距。

問題的癥結在於，農村人群高血壓控制率很低。所以，走出大城市，走出大醫院，到農村，下社群，指導社群醫生和鄉村醫生，根據患者需要用藥，提升社群和鄉、鎮、縣的高血壓控制才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針對“以藥養醫”的現狀，可以借鑑國外先進經驗，透過改變激勵政策予以改善。英國對社群醫生的工作評估，不是按醫生的處方量提成，而是根據他的工作業績（如每年高血壓的控制率提高了幾個百分點）來打分，打質量分，只有提高控制率才能得到更多的經濟報酬。英國目前高血壓控制率約為40%。

二、“一口水，一片藥”的降壓理念

面對“看病貴”的問題，為了貧困患者同樣得到必要的干預，哪怕使用最便宜的降壓藥都是可以的，比如兩元錢一百片的複方降壓片，3元錢一百片的國產卡託普利、氫氯噻嗪、國產的阿替洛爾。

畢竟今天的中國仍有2億的高血壓患者，如果過於強調降壓藥的降壓外作用，而忽略其經濟成本，很容易導致一部分家庭面對“吃藥難”的問題。

“一口水，一片藥”這個模式在新形勢下又得到了重新的驗證。

2004年，胡老師和孫英賢教授在遼寧阜新農村地區進行了“高血壓流行趨勢及低成本綜合干預預防卒中研究”。當時在阜新縣走村串戶得到的資料是：高血壓的患病率高達40%。爺爺、父親兩輩人因卒中躺在床上的現象很常見，這個縣是貧困縣，高血壓患者頭疼就吃片藥，不頭疼就拉倒。

我們的調查資料表明，按照140/90mmHg的達標標準，高血壓的控制率在內蒙古自治縣不到1%。根據調查結果，專案組用最便宜的藥免費發給當地農民，平均每人每年使用降壓藥的費用僅20元人民幣。經過5年努力，截至2009年，這個地區高血壓控制率達到40%，該專案因此獲得“遼寧省科學技術一等獎”和“中華醫學科技進步一等獎”。

最後，高血壓的控制不是單純對新藥的追求。新藥研發意味著醫療領域的進步，可是對患者而言，更加必要的是提高服藥自覺性，提高血壓控制率，把高血壓防控落實到位，降低卒中與冠心病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