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立起來便存在著巨大的隱患，透過兵權而進行篡位，早以身為官宦的趙家自身也出身於地主之家。

不同於以往農民運動推翻皇權，這樣的建立在內部地主之間權利與土地的交換，並沒有能讓百姓們因此獲利，埋下了內部動亂的禍根。

對於軍權兵權的忌憚，讓宋朝在面對外部少數民族的襲擾失去了從容應對的能力，在對外的防守與征伐之中常常顯得非常乏力。

面對此等局勢的變化並不是沒有人想要徹底改變朝堂政策進行變法，

王安石作為激進派的變法與司馬光的溫和派在南宋朝堂明爭暗鬥，哪怕是到而今，對他們的政策依舊褒貶不一。

而對二者之間存在著的爭議，對於兩黨之間的爭鬥還應從他們具體的變法政策出發進行對比和探討。

王安石之變

王安石深刻認識到宋王朝自建立起，就在制度之上存在著許多的弊端，但他沒有選擇推翻政權，而是建立在維護帝王統治的基礎上，進行的自我改革。

以往變法的最終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宋朝的統治，但這是對透過壯大兵力，充溢國庫的目標來實現的。

故此早期變法

的目的還在於怎麼增加國家財政，怎麼增強的軍隊的實力，變法派在變法設想的提出之時，

並不是以絕大多數的困苦百姓所考慮的。

隨著對於變法法令的推行逐步深入，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喪失了土地或者土地極為稀少，甚至逐漸被地主所裹挾的處境。

因此農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全部流入地主的腰包之中，讓得佃農、耕農開始了從商之路，而

導致了宋朝又一個重大的弊端，缺糧。

對於農民的進一步壓迫讓得農民不堪其擾，起起伏伏、規模不一的起義，

在宋朝從沒有中斷過，甚至隨著招安政策的頒佈，起義反而成為了改變身世命運的重要機會。

然而司馬光的政策，哪怕是對於王安石的新法幾乎全部否定，但是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對於愚民控民的做法不過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

但王安石的變法並非沒有用處，甚至可以說十分必要，

宋朝在王安石的時代，機構已然變得十分龐大而沒有必要的官職也愈來愈多。

面對西夏、遼金、蒙古外族的壓力，對於文官隨心所欲地封賞，讓得財政國庫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賞賜之多，肥了文官的腰包，但一切的根源還是來自於百姓，這些賞賜盡皆是來自於辛苦耕作卻顛沛流離的百姓之中取出。

為此王安石針對種種情況，釋出了一系列的法令

，在對農業方面，首先重新對灌溉田園的水利工程進行改善和興建。

其次是及時遏制住了地主的高利貸，減少農民支付貸款的利息從而來達到增加財政稅收的目的，再者在春耕和秋收時，減少徵兵從而增加農業勞動時間，保證糧食的穩定。

在一系列關於農業的法令頒佈之後，收效是十分明顯的，新興的良田、水田明顯增加，而糧食的產量也逐漸提高。

而在軍隊方面的改革，

由小及大，重新構建新的軍事體系，對軍隊臃腫卻無戰力的問題進行了重點改革，開始精練軍隊，從而極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能力。

王安石的變法是肉眼可見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這場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存在著許多原因的。

這場變法從根本上並沒有改變農民備受壓迫的，

並逐步轉變了佃農，甚至貧農，乃至妻離子散而成為流寇的根本現狀。

司馬光的反對

儘管這些變法緩解了財權的危機，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而其本質上是透過在這些龐大的擁有著大量財富的地主之中取得的。

對文人官僚等擁有著大量土地的人透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進行徵收，從田地不受優待、徵兵免役的錢等等方面的法令讓得

以司馬光為主的反變革派愈加不滿。

作為反對派，反對的重要力量便是來源於這些擁有巨量田地的官員商人受到了十分直接的經濟折損。

其次作為文官派系，長期以來對於儒家傳統的重視，對於文人的重視已然成為一種極度腐朽和龐大的舊勢力。

他們能引經據典、也能詩詞歌賦，但是

空洞的形式固化了思想，

對於王安石的實踐變法可以指摘出眾多不是，卻無法在挽救南宋僵局之上有所建樹。

特別是在變法之中，存著下層管理不當，而出現貪腐的情況，更是讓得王安石的變法，遭受了巨大壓力，最終走下了政壇。

結語

司馬光在推倒變革派之後，對於變法的全面反對，或許已然是順水推舟，哪怕是他一個人也無法阻止。

從孱弱之軍漸漸變得有所戰力，甚至在與西夏的征伐之中，重新將舊土收復而回，這是揮灑了無數人的血與淚才換回的來之不易的勝利。

卻是讓得司馬光當成了求和的贈，禮重新回到了西夏人手中，有人說這是因為恨極了王安石，連同其所取得的成就都一概難以接受。

但無論是否心中有恨，卻並不重要了，相較於蕭太后於遼國困頓之時，破敵於千里之外，智破宋軍，守住了燕雲十六州。

再以進為退，透過進軍而謀取其真正求和的心思而言，這等透過贈送土地的做法，已經不能稱之為政治家，甚至足以讓無數後人為之詬病。

作為反革命派的蘇軾，卻是對王安石有著更為理性的認識和看法，

精通儒釋道，其包羅永珍的風格，不僅僅在文學作品中能體現而出。

同樣也滲透在了其人生觀和政治觀上，蘇軾敏銳地覺察到，儘管王安石的改革有著許多弊端，但是對於強兵富國的法令他是抱有著認可與支援態度。

為此蘇軾或許稱不上是反對派，也不是革新派而是一個從頭到尾的理性批判者，然而政治的不站隊往往在朝堂之中永遠沒有出頭之地。

但艱難的政治生涯卻為蘇軾在文學，特別是在詞的世界中，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巨人，為此流芳百世。

而王安石與司馬光在朝堂之上的爭鬥，卻永遠給彼此留下了巨大的遺憾，甚至為後世極大爭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