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邊重鎮之大同鎮
大同鎮是九邊中最早設立的軍鎮之一，終明一世都“屹然甲九塞”。不管是從衛所制度的京師遮蔽到九邊鎮戍的軍事要衝，還是最終邊疆貢市的商貿重鎮，與大明王朝的榮辱興衰始終相伴相隨。不僅以構築邊牆的方式記錄了遊牧文化和農耕文明的碰撞與交融，更是兩百多年來歷史程序的晴雨表。
九邊重鎮之大同鎮---大明王朝的山西長城記憶
洪武二年（1369）二月，大同正式進入大明王朝的版圖。因“居邊隅之要害”，為蒙古諸部南下中原的必經之地，由此拉開了大明王朝邊疆軍事重鎮的帷幕。
洪武三年（1370）正月，首“置大同左右二衛，屯兵萬餘”。為解決戍邊軍需，除衛所督兵屯種外，於同年六月效法宋元時期的“入粟中鹽法”，召商人往大同、太原倉輸糧而給鹽引，稱之為“開中”。臨近塞北的大同成了第一個實行“開中”的區域。
洪武四年（1371）正月，置大同都衛，治所白羊城（今山西左雲縣城東），統轄東勝衛、大同左右衛、蔚州衛、朔州衛5衛。同年，大同都衛指揮使耿忠請奏“以蔚、忻、崞三處民丁與軍士協力修浚大同城塹”，開啟了大同軍鎮城防的修建。
大明王朝的北疆軍事策略以洪武五年（1372）徐達二度北征失敗為界限，由主動進攻調整為“斂兵守塞”的積極戍邊。開始修築沿邊重要城池的同時，不斷增設衛所，形成具有相對獨立又保持相互聯絡的北部防禦體系。
洪武五年（1372）大同城在徐達主持下增築完成，其形制“周圍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壕深四丈五尺，以磚外包”，“設四門（東曰和陽、南曰永泰、西曰清遠、北曰武定）”，四門外均有甕城，“角樓四座，敵臺樓五十四座，窩鋪九十六”，不僅城池規模大城牆也高且厚，具備了府城和邊防重鎮的雙重規格。
洪武七年（1374）改大同路為大同府，又“置大同前衛”與大同都衛同治白羊城。
洪武八年（1375），“以在外各處所設都衛，並改為都指揮使司”。 北疆防線向外推出很遠，南北幅員過大，山西都司顯得鞭長莫及，加之大同軍事地位之重要，特改“大同都衛為山西行都指揮司”，隸屬後軍都督府。形成了“都司-衛-所”三級軍事基層架構並始終貫穿大明王朝，其中每衛5600人，每千戶所1120人，每百戶所112人的建制。
洪武二十五年（1392），開啟大同“藩王靖邊”的序幕，代王朱桂駐守大同，。山西行都司治所由白羊城遷往大同府城，與代王同治一城。次年進入到廣置衛所的高峰期，從14個猛增至27衛、6護衛、6屯衛和7千戶所。
山西行都司作為軍事建制，承接了原大同都衛的管轄範圍，要比大同府大很多。北部包括今內蒙古陰山、大青山一帶，東部含今河北蔚縣直抵太行山以西，西部跨黃河囊括今內蒙古包頭及其南鄂爾多斯北部地區，南部與大同府轄區重合。
明大同鎮、山西行都司管轄區域
此時的大明王朝沿邊共設立遼東、北平、山西、陝西四個都司以及北平、陝西、山西三個行都司，七個省級軍事機構初步形成了九邊重鎮的軍事格局雛形。
需要說明的是，洪武年間設立的七個都司形成了各自的防區，但互不統屬。基於“通為一邊”的整體防禦，以巡邊、備邊等名義臨時派元勳宿將“修理城池、練兵訓將，以備邊陲”，一旦邊防有警，才授以印信充當臨時統帥。尤其是“塞王靖邊”後，駐守邊塞的藩王成為了最高統帥，這種既不常年駐守又無明確轄區的臨時性差遣也得受藩王節制。說明此時的北疆邊防體制尚未發展至九邊軍事重鎮階段。
歷經“建文削藩”和“靖難之役”，山西行都司所轄衛所大多改隸、移徙甚至廢棄。永樂元年（1403）三月初三，江陰侯吳高“鎮守山西大同，防禦胡宼，節制山西行都司諸衛”，開啟大同邊防體系的調整。永樂七年（1409），“置鎮守總兵官，於是大同稱鎮”。永樂十二年（1414），“命都督朱榮充總兵官，鎮守大同，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備禦軍馬”。自此，以常設駐守總兵官為標誌，大同成為了“九邊”中初設邊鎮的四鎮之一。
大同鎮與山西行都司管轄同一區域，大同鎮屬於軍事駐防重鎮，主要職能是軍事防衛，作戰時“衛所精銳悉從抽選”；山西行都司則為當地實際管理機構，主要職能是管理軍戶、保障屯田以及提供兵源。戰時從軍，歸大同鎮統領；閒時耕種，歸山西行都司管理。
同時為了防止鎮守總兵官總覽一方軍政權力過大，特設“鎮守內臣”作為耳目進行監督，稱之鎮守中官。
此時大明王朝的北疆軍事策略延續了積極防禦，“邊衛內遷，防線內縮”，“聚天下精兵於京師”，“邊鎮各宿重兵以鎮其地”，以“天子守邊”替代了“塞王實邊”。同時對蒙古諸部採取扶此抑彼並伴以軍事打擊，將“塞前殲敵”進化成了“以攻代守”。
如此以來，大同稱鎮伊始便肩負起“拱衛京師之藩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永樂十一年（1413）在創修衛、所及縣城等重要城池以加強防守的同時，首開大同鎮修築明代邊牆之始，“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開始了軍鎮與邊牆的結合，由此確立的長城防禦體系框架為後世所繼承。
洪熙、宣德時期，北疆軍事策略調整為“來則擊之，去則勿追”，以“守備為本”的消極防禦。尤其是開平、東勝衛的內徙，使得宣府、大同二鎮遂臨邊地，管轄區域相應縮小，戰略地位愈發重要。尤其大同鎮“三面近塞”，徹底暴露在蒙古鐵蹄之下。
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大同鎮實行了“每於冬初命將率兵出塞燒草，名燒荒”，既“防虜南向”又“耀兵也”。“燒荒”策略逐漸向整個北部防線推廣，最終上升為備禦蒙古的一項常例。
洪熙元年（1425），“頒將軍印於諸邊將”，總兵鎮守制度成為定製。
宣德三年（1428），鎮守中官成為了常設官員。由於有“內臣監督、巡視軍務”之責，權力往往凌駕於總兵之上。
宣德十年（1435）在內官監軍的同時，重設巡撫都御史。其職權為徵收賦稅、考劾屬吏、提督軍務，但屬於臨時性派遣，“事畢旋歸，置罷不常”。
“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正統後，邊備廢弛，聲威不振”。尤其是“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北疆邊防政策徹底淪為被動防守。儘管有景泰時期相比較洪武永樂的小修小補，但也無力改變“邊境之禍遂與明朝終始雲”了。
到成化、弘治時期，“守為長策”的北疆軍事策略得到進一步確立並延續，大規模的修築邊牆以宣大為中心展開。作為京師左翼的大同鎮頻頻遭到襲擾，除卻專門操持火器的神機營駐紮大同鎮城外，還整頓並擴充兵馬，使之“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在餘子俊的主持下，以邊牆、營堡、城寨、墩臺的結合，首度構築了大同鎮大小邊兩道立體長城防禦體系。
進入嘉靖時期的大明王朝因“大禮議”使得北疆軍事策略並無明確策略，在“閉關絕貢”的政策下，“欲守無力，欲戰不能”，“戰無守策，專事矇蔽”。
大同鎮“無歲不為戰場”，“晉北沿邊侵擾吃緊，雲中、應、朔之區時時備虜”。伴隨著蒙古騎兵南下擄掠的頻率，“倚牆固守”的長城防禦體系毀而復修，修而復毀，大同鎮的長城防禦體系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翁萬達所主導構築的長城防禦體系“牆堞近遠，壕塹深廣，曲盡其宜，宼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暇耕牧”。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自嘉靖初年撤回監軍中官後，嘉靖十年（1531）將巡撫都御史由派遣性質於改為常設。形成總兵低於巡撫，巡撫受總督節制的權力結構。比如宣大總督總覽大同、宣府及山西三鎮，“總督主徵集官兵，指受方略；巡撫主督軍務，措置糧餉；總兵設法操練，親臨戰陣”，此三者節制又相互配合的權力結構一直維繫至明末。
大同李二口長城
隆慶五年（1571）“俺答封貢”達成和議後，“絕無一騎入擾”，“大同一鎮，得以晏然無事”。隨著北疆“東制西懷”的邊防策略，長城防禦體系的防禦重心向東轉移，原本作為軍事前沿的大同鎮開始轉變角色。隨著十餘處以供互市的開放，大同成為了一座繁華的商業重鎮。“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麼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蓋市款既久，未經兵火故也”。
大同鎮“西起丫角山，東止陽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的立體長城防禦體系構築一直持續至萬曆年間得以大成，為大明王朝帶來了崩塌前的一絲安全感。終明一世，大同鎮在長城防禦體系中佔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同得勝堡
最後補充的是，進入清朝後，大同鎮的鎮戍體系遭到了瓦解。
順治六年（1649），大同鎮的鎮戍士卒改編為員額明確的綠營兵。
順治七年（1650），裁撤大同鎮轄區諸衛，同時裁撤的還有衛所官員及戍兵。
至雍正二年，“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併州縣”，軍堡由此轉為民堡，戍兵也隨之改為民籍。歷經幾番裁撤，實現了軍政分離。大同鎮明末的八萬餘駐軍，至乾隆年間時僅餘18687人了。
順治十七年（1660）時，“自西寧以抵宣大等處長城數千裡，皆頹敗已盡”，成為了大明王朝九邊重鎮大同最後的長城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