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邊界線劃分成由官員管理和法律統治的國家的還不到20%，而現在，除南極大陸外，所有的土地都被劃分成國家了。作者從規模上將人類社會劃分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國家這四類進行討論。這個次序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首先是人口的增長，導致了社會關係變得複雜，族群有幾十個人，部落有幾百個人，酋長管轄地有幾千人到幾萬人，而國家一般都要超過5萬人。

這些相互關係有力地表明瞭，地區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壓力與複雜社會的形成有著某種關係。

而眾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糧食生產的條件下，或至少對狩獵【比如後金的女真】採集來說物產特別豐富的條件下才會產生。

因此當社會變得複雜起來，而社會的複雜又導致集約化的糧食生產，從而導致了人口的增長。

只有複雜的中央集權的社會才能組織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統）、遠距離貿易（包括輸入金屬以製造更好的農具）

和各種經濟專門團體的活動（如用農民的糧食養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給農民作耕畜之用）。

中央集權社會的所有這些功能，促進了集約化的糧食生產，從而也促進了整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

此外，糧食生產至少在3個方面幫助複雜的社會形成了鮮明的特點。首先，它隨季節變化定期地投入勞動力。收成貯藏好之後，

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就可以利用農民的勞動力來興建宣揚國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興建可以養活更多人口

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亞群島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統或魚塘），或從事擴大政治實體的征服戰爭。

其次，組織糧食生產以產生餘糧儲備，從而使經濟專門化和社會層次化成為可能。剩餘糧食可以用來養活複雜社會的各個階層的人：

酋長、官員和上層階級的其他成員；文字記錄者、手藝人和其他非糧食生產的專門人員；以及被徵去修建公共工程

時的農民本身。

最後，糧食生產促使人們或要求人們採取定居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積累足夠的財產、發展複雜技術和精巧手藝以及興建公共工程的一個先決條件。固定住所對複雜社會的這種重要性說明了，為什麼傳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觸新幾內亞和亞馬

孫河地區以前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遊牧部落或族群時，都普遍抱有兩個直接的目的。

一個目的當然就是“安撫”這些遊牧部落的顯而易見的目的：即說服他們不要殺害傳教士和官員，也不要自相殘殺。另一個目的就是勸誘這些遊牧部落在村莊裡定居下來，這樣傳教士和官員就能找到他們，給他們帶來醫療保健和學校教育之類的服務，並使他們改變宗教信仰從而控制他們。

因此，糧食生產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還在許多方面發生了作用，使複雜社會能夠形成自己的一些特點。但這並不能證明糧食生產和眾多人口使複雜社會的出現成為必然之事。根據實際觀察，族群或部落組織對有幾十萬人的社會是不適用的，而且現存的大型社會都有複雜的中央集權組織。

對於這種觀察結果主要基於如下的原在

一、沒有親屬關係的陌生人之間的衝突問題。

在族群中社會關係相對簡單，彼此之間或多或少都有點沾親帶故的，這種情況即使是當下的中國農村也普遍存在，但如果到了城市裡彼此之間的兩個人遇見還能有這樣的關係就不容易找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發生衝突，周邊的人也很少會與他們有關係，因此一旦兩人發生打架事件，就很少會去勸阻，而當中的一方有自己的親屬的時候兩邊就可能陷入群毆。類似的事情多了，社會就亂了，因此在幾千人的社會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決矛盾衝突的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機構存在時，這種才能減少。

二、隨著人口的增加，共同決策越來越難以做到。

由全體成年人來決策，在人口少的時候是可能的，但在幾千人口的社會，就很難做到了，讓每個人來發表自己的意見會很困難了。

三、經濟方面的考慮

超過個人需要的財貨可以從一個人轉移到一箇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機構，然後再由這個機構再分配給財貨不足的人。

四、人口的密度有關。

糧食生產者的大型社會比狩獵採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員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屬於本來只有幾十個人的那片地區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小的地區，越來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從這個地區以外的地方獲得。這種受空間條件限制的現實情況，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區去養活大型的組織複雜的社會。

終上就是作者得出的社會組織的演化，但還有個問題，這就是小型的簡單社會實際上是如何演化成或合併成大型的複雜社會的。

如果條件許可，複雜程度處在同一水平的社會之間的競爭，往往導致了複雜程度更高的社會。部落之間進行征服或兼併以達到了酋長管轄地的規模，酋長管轄地之間進行征服或兼併以達到了國家的規模，國家之間進行征服或兼併以形成帝國。

另外當外部壓力存在時，各部落之間為實現自保也會出現合併的情況，當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盟就是某種形式上的國家。

因此作者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關於國家的產生源於自然起源的結果，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裡的關於國家的觀點並不認同，我個人傾向於作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