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普通教師牽動歷史的帷幕，勇做時代吹哨人。

1977年，剛結束一場十年浩劫，他是一名普通的教師，卻冒著被扣上“砍旗”帽子的風險，以一篇戰鬥檄文拉開真理標準討序幕，他是那個時代的吹哨人，值得我們記住的先生——胡福明。

1977年的2月和3月間，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正在謀劃著寫作一篇戰鬥檄文，他心裡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駁的是“兩個凡是”。胡福明苦苦思索著：判斷理論、認識、觀點、決策是否正確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判斷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進醫院。他白天在大學的講臺上講課，晚上到醫院的病床

邊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爐”之稱。每當夜闌人靜時，燥熱的氣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難以入睡。於是，他搬來椅子，搖著蒲扇，藉著走廊的燈光閱讀有關實踐真理標準的內容一邊閱讀，一邊做摘錄，一邊進行認真研究。當妻子出院時，他寫出了文章的提綱。

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動於腹中的文章《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問世了，文章從哲學理論上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當時這實在是一個膽大妄為、犯上作亂的舉動。

文章寫完了，寄給誰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強華。原來在這年5月，江蘇省委黨校召開過一個理論討論會，在這次理論討論會上面，胡福明作了《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的發言。在這個會上發生了激烈的交鋒，會議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同志把胡福明介紹給日報哲學編輯組組長王強華。王強華說：“你幫我們寫稿，在北京，一些理論家也贊成你這個觀點，跟你是相同的觀點。希望你幫我們寫稿。”

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起源於一個平凡的開端。

於是，胡福明將稿件投給了王強華，然而文章寄出去4個月都沒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靜靜地等待。文章投出去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命運。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回信的這段時間裡，遠在北京的黨校也正在醞釀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討論的鬥爭，正是在這個時候，黨校《理論動態》的孫長江也開始著手寫作另外一篇關於真理標準的文章投入戰鬥；而幾乎同時，遠在南京的胡福明突然收到了王強華的回信和文章清樣。

危難之時，一南一北幾乎同時醞釀出實踐標準這一重大論題，而胡福明、孫長江兩位主筆居然又有著師生之緣，這恐怕並不僅僅是命運的巧合。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來信與文章清樣後，便著手按所提意見修改。從此以後，稿子來來往往好幾個來同，每回修改後會再寄回去。1978年4月間，胡福明得到一個機會去北京參加一次哲學討論會，他又一次見到了王強華，也見到了當時正在著手寫同一論題文章的孫長江。饒有趣味的是，孫長江還是胡福明20世紀50年代在大學讀哲學研究班時的老師。

後來，著名學者胡福明回憶說：“我到北京開會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了報社，接到了楊西光同志的辦公室。在他辦公室裡碰到了馬沛文、王強華還有孫長江；我一看見嘛，很高興，多年不見老師，同是經過了劫難，也更親切一些，於是大家都坐下來。楊西光同志手裡拿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對大家說：各位同志都拿到這份清樣了，福明同志這個稿子，今天正要聽大家的意見，我們要修改。

孫長江在接受湖北電視臺記者採訪時說：“我寫的時候，還沒寫完，差不多寫完了，這個時候楊西光就派王強華把胡福明這篇文章的校樣送來了，拿給我看，送給吳江，吳江又給我。吳江看完了說，這篇文章思想跟我們的差不多一樣，你把這兩篇文章捏在一塊，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塊，文章裡有用的就拿過來，把它捏成一篇。

5月10日，這篇經過反覆修改後在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出，日報又予以全文轉載。這時，胡福明喜不自禁，高興地擁抱著妻子說：“我們終於勝利了！”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批評和斥責。他甚至因此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文章的發表很快就遭到了嚴厲批評和斥責，一時間鬥爭的硝煙四處瀰漫。從一開始，這篇文章就被提升到路線問題、旗幟問題上來。

而此時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孫長江的妻子一聽文章是“砍旗”，壓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對他說：“老胡，你已經轉入了高層內部的鬥爭了，風險很大，你知道嗎？這可是已經陷進了鬥爭的旋渦了，要有思想準備。”胡福明表示：“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並半開玩笑地說：“你呢，我們是老朋友了，你要給我去送飯。”

大討論險象環生，危難之時當時領導人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局面拉向後退。為了將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他離開北京，他先後去了廣東，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是到處點火。”所到之處，他都宣講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樣，從甘肅到湖南，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紛紛對“真理標準”問題表了態，都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表示擁護。

回首往事，著名學者胡福明感慨：“這篇文章是順應時代的需要，順應大家的願望而誕生的，它是許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個集體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