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正在迫使許多印度女性放棄工作。

每次出門的時候，新德里營銷主管基婭蒂·馬爾霍特拉（Khyati Malhotra）絕對不會忘記帶兩樣東西：她的泰瑟槍和一支胡椒噴霧劑。

這只是她為自身安全進行的部分投資——畢竟，在這個國家，針對女性的犯罪案件在過去十年飆升了80%以上，致命的性暴力案件經常讓城市和村莊陷入動盪。因此，馬爾霍特拉將她薪水中很大一部分買了轎車並僱用了司機，以避免公共交通蘊藏的危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婦女們時常遭受噓聲騷擾，鹹豬手，甚至毆打。

在班加羅爾，跨國公司高管維迪亞·拉克斯曼（Vidya Laxman）花錢聘請了好幾位家政人員，還安裝了監控攝像頭來保護子女的安全。由於她無法給女兒找到安全的托兒服務機構，德里居民薩傑娜·奈爾（Sajna Nair）不得不辭去一份銀行工作。她估算稱，她因此損失了近20萬美元。

近幾個月來，查謨-克什米爾邦的一個8歲女孩，以及古吉拉特邦的一個11歲女孩慘遭強姦、折磨，最終被謀殺。在北方邦，也有一位16歲少女被強姦。這些震驚世界的案件已經將印度婦女和兒童的悲慘處境暴露無遺。立法者們聲稱，他們將推動更嚴厲的懲罰來遏制這種罪行。與此同時，彭博新聞社對數十位印度女性的訪談揭示了一種沒有獲得廣泛關注的經濟影響：由於她們越來越擔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許多女性乾脆離職，或者從事低薪工作。

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04年之後的八年中，約有2000萬婦女（相當於紐約、倫敦和巴黎的總人口規模）從印度勞動力隊伍中消失。

因杜·班達裡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安心地把孩子寄放在那裡。”因杜·班達裡（Indu Bhandari）如是說道。正是出於這些擔憂，她辭去了高薪的白領工作，轉而去學校教書。“我小時候遭遇過性侵，對於我的孩子有可能置身於間的那種環境，我是有切膚之痛的。”

像她這樣的決定，對於那些尋求在這個亞洲第三大經濟體聘用更多女性的外國和本地公司來說是一個打擊。它們也可能危及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施政議程——他正在竭力吸引外國投資，並致力於提升印度經濟的全球影響力。印度的情況表明了，針對女性的暴力和性侵行為會對一個社群，乃至整個國家造成多大的影響。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算稱，到2025年，透過讓更多女性步入職場，並改善性別平等，印度可以推動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7700億美元。然而，目前只有27%的印度女性在工作。根據出版物IndiaSpend的資料，在主要新興經濟體和20國集團中，這一比例是最低的，僅比沙烏地阿拉伯好一些。

輝立資本（PhillipCapital）駐孟買經濟學家安賈利·維爾馬（Anjali Verma）表示：“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更安全的環境，肯定會有更多的女性願意出去工作，為勞動力隊伍增磚添瓦。在十年內，這可能會推高總體消費、儲蓄和經濟增長。”在一項針對逾4000名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女生的研究中，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吉利賈·博克爾（Girija Borker）發現，相較於男生，女生願意為更安全的出行路線多花費約300美元，因為她們大多數都面臨過某種形式的街頭騷擾。“隨著城市化程序加快，印度需要更好的女性安全政策。”博克爾說。

在印度，重男輕女的傾向已經使得性別嚴重失衡，男性足足比女性多了3700萬。三分之二的印度人生活在恪守種姓制度和性別秩序的村莊中。這意味著，許多女性受到騷擾時，從來不會提出正式投訴，作惡者經常逍遙法外。這也使得我們很難進行國際比較。

南達·馬宗達在自己家中

政府資料顯示，從2007年到2016年，針對女性的犯罪案例飆漲了83%，達到每小時39起。

公眾壓力迫使立法者建議對兒童強姦犯判處死刑。此外，他們正在辯論是否要對強姦婦女者處以類似刑罰。許多企業正在為婦女提供更多的交通補貼和其他福利。但填補所有的缺口，是很困難的。

律師事務所Nishith Desai Associates的知識資本和專業發展主管南達·馬宗達（Nanda Majumdar）指出：“最發達的經濟體往往有更好的社會結構，更好的公共交通設施，以及更好的托兒機構。”

奈爾表示，她本可以將自己在薪酬豐厚的金融機構賺取的收入投資在房產或股市。她現在經營一家公關公司。

在新德里，25歲的澤巴傷心欲絕。原因是，在附近發生了一起強姦案之後，她的男性家人拒絕讓她上護理學校。“倘若我是個男的，我的境遇會變得很不一樣，我肯定會更富有的。”她說。

以下這些內容摘自彭博新聞社對幾位印度女性的採訪。她們用自己的聲音表明，印度女性和印度經濟正在為此付出何種代價。

學校老師

因杜·班達裡在她家附近

39歲的因杜·班達裡住在德里東部郊區諾伊達。她曾經做了十多年的公司白領。返回印度前，她一直居住在美國。

我三歲那年第一次遭到性侵，作惡者是一位在我家工作的男性。六歲時，我再次遭到性侵。這次的作惡者是父親的一位同事。

為什麼放棄高薪自由職業？在上班的一段路途，我必須坐公共交通。它上面沒有專門為女性乘客分隔出來的區域。我記得有個男的用他的身體不停地摩擦我。我打了他一拳。但這種事會讓你害怕，感到噁心。我勇敢地堅持了三個月左右，但最終，我還是受夠了。

當我知道留在家中的孩子有可能遭遇這種事情的時候，我怎麼能安心工作呢？我沒有安全的選擇。所以，我放棄了這份待遇豐厚的工作。我現在在一所學校教書。

有數千名像我一樣的母親正在學校工作，儘管憑藉她們的資歷，她們完全可以去從事更好的工作。

企業老闆

薩傑娜·奈爾在自家陽臺上

現年42歲的薩傑娜·奈爾在德里生活和工作。

考慮到兒童受到虐待或忽視的報道，以及那些未經報道的虐童傳聞，我記得我做過一些事情，比如要求鄰居或朋友幫忙，順便去看看我的孩子。可是這種恐懼多疑的心理很難調整。於是我就辭職了。這個國家不關心自己的女童和婦女。

如果我繼續工作的話，我也許會成為某家公司的助理副總裁或副總裁。當然，這些企業損失了他們用來培訓我的資金。

跨國公司高管

維迪亞·拉克斯曼（中）和她的媽媽與園丁交談，媽媽在她出差時幫助照看孩子

45歲的維迪亞·拉克斯曼在班加羅爾（現在叫做班加魯魯）工作。

在得知最近發生的強姦案後，人們喪失了對這個社會的信任。我是馬拉松運動員，但我從不在清晨或深夜跑步。我要等到天完全亮了才出門。我以前很害怕遇到流浪狗和猥瑣男。

現在我不再怕流浪狗了，我害怕那些在街上向女人暴露下體的男人。

我搭乘Uber的時候，我總是還有一段距離就提前下車，然後步行回家。我不想讓司機知道我住在哪裡。

在家裡，我有完整的支援系統，因為我有兩個孩子，16歲的兒子和11歲的女兒。我在僱用家政人員時總是採取預防措施，包括進行徹底的背景調查。我家裡還安裝了安保攝像頭。

我花了多少錢來安裝這些裝置是一回事，可令人不安的是付出隱形的代價。

我決定安裝帶感應器的攝像頭，這樣我和丈夫就可以在手機上檢視影片。

在工作方面，我們升級了員工使用的交通系統，透過技術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們有一款應用程式，可以讓使用者在需要時發出警報。

在職業方面，我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妥協。我只考慮以產品為基礎的公司提供的工作機會，有意忽略服務類企業的工作，因為這需要頻繁出差。

企業需要與政府和民間機構在婦女安全問題上進行合作。班加羅爾科技園區的企業可以共同合作，為員工的安全制定解決方案。有許多女性由於工作時間太晚和安全問題而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讓這些女性感到失望。我們得想出辦法。

營銷主管

基婭蒂·馬爾霍特拉在私家車後座使用電話

基婭蒂·馬爾霍特拉住在新德里。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有汽車和司機，即使司機的工資和汽油錢是我工資的一半。

我想省錢的時候，就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這意味著我得時刻注意身後，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甚至坐車出行也會被跟蹤。有一次，我乘坐的三輪車後面跟著一群人，他們坐在一輛車裡。我們在訊號燈前停下來的時候，發現有輛警車在我們旁邊等候。我告訴警察發生了什麼事，警察干脆把車開走了。

有個朋友的汽車被一個男人尾隨了20多公里，當時她打算送我去火車站。

幼兒園員工

25歲的澤巴在德里郊區的低收入居民區馬丹普爾汗達爾工作。

我不想依靠任何人為我提供經濟支援，不想依靠我的丈夫或兄弟。我想從事護理工作，因為你還可以到國外去。今年早些時候，我在北方邦達德里找到了一個護理學習班。

我設法說服了我的家人。我們填了入學申請表。可是在4月，達德里發生了一起強姦案。現在我的兄弟們態度堅決地反對。他們說那裡太不安全了。

人們總是說情況越來越糟。我認為他們說得對。特別是在2012年發生強姦案後。人們說更多的女人在抱怨。但我覺得，現在有更多的男人在挑釁我們。就像是，“你以為你大聲說出來就會得到保護，那我們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每次出現強姦案的新聞報道，都會對女性加以限制。我現在面臨結婚的壓力，而不是追求事業。

保姆

莫尼卡·戈什走在上班的小路上。莫尼卡每天下午6點下班，由丈夫接回家，避免晚上獨自走夜路

現在40歲的莫尼卡·戈什（Monika Ghosh）在諾伊達工作。

沒有獲得制度支援的婦女選擇有限。如果有制度來保護我，事情就會容易的多。如果有工作、託兒所和安全的道路就好了。

我現在工作的家庭居住在有門禁的社群，我每個月能賺1。2萬盧比（約合1139。5元人民幣）左右。但是如果我選擇全職工作或者至少晚上8點下班，那我可以最高賺到2萬盧比（約合1899元人民幣）的收入。

我不能這樣做的原因是，我在諾伊達工作的地方沒有公共汽車或安全的交通工具。這些門禁社群周圍還有村莊，路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