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巖山館舊址應該在此後面

畢沅，陝西人親切地稱他為“畢姥爺”。在陝西旅遊，歷代皇陵前總能看到畢沅題寫的碑。到徽州休寧縣，縣城海陽鎮鐘鼓樓中國狀元博物館，能看到畢沅的資料。當地人以畢沅為榮。畢沅祖籍是徽州休寧人。在蘇州靈巖山東門，這裡是易地重建的靈巖山館，原址在觀音洞前。

畢沅卒後，錢大昕為其作墓誌銘，王昶作神道碑。畢沅門生史善長編有《弇山畢公年譜》，碑銘中稱畢沅祖籍徽州休寧閔口下畢村。畢沅高祖畢國志明末自徽州休寧，遷居崑山東南鄉吳淞江籙葭浜，此為弇山畢氏始祖。曾祖畢祖泰又從崑山籙葭浜遷居太倉。雍正二年，太倉升為直隸州，析出鎮洋縣，畢氏一族居鎮洋。畢沅

在其詩《四十生朝自述三首》中即有“吾家老宗系，本是新安分。一遷玉峰麓，再遷婁江漘。”之吟述。畢祖泰是畢國志獨子，畢祖泰生五子：畢仁、畢義、畢禮、畢智、畢信。長子、四子早亡；次子、五子家境貧困。三子畢禮（1674—1750）是畢沅的祖父，字右和，號見峰。歲貢生，候補司訓。後因畢沅誥贈榮祿大夫。畢禮，娶汪氏生畢鏞，後收養趙氏子畢鑄。畢禮棄文從商，晚年成富家翁。畢沅的父親畢鏞（？—1748），年輕體弱。原配一品趙太夫人，無出。繼配一品張（藻）太夫人。畢鏞三子二女皆張氏所出。畢沅母親是江蘇青浦張氏，曾外租張德純，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浙江常山縣知縣。外祖父張之頊以歲貢選貴州印江縣知縣。張之頊有三子三女，長女張藻（1709—1780），字於湘，持家有方能詩書，著有《培遠堂集》四卷，由王昶作序。

畢沅是畢鏞的長子，字纕蘅，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號靈巖山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進士。雍正八年（1730）八月十八日未時，生於太倉州鎮洋縣西關賣秧橋畢氏榮慶堂宅邸。二弟畢瀧，太學生。三弟畢澐，舉人。妹妹

畢汾

與

畢湄。

畢沅的履歷沒有找到，這是他三第畢澐的舉人履歷

畢沅的成長主要靠兩個人，一是祖父畢禮。因兒子畢鏞體弱多病，畢禮對長孫嚴課，寄予很大的希望。畢禮雖經商，但和大多數徽商一樣，希望兒孫透過科舉光宗耀祖。使得畢沅真正走上科舉道路的是母親張藻。畢沅在詩中寫道：“我母生名門，弱齡解吟雪。”畢沅六歲，母親就教授他《詩經》、《離騷》；十歲學詩。《

南辰州遺䟽

》載：“公少孤，資性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授以《毛詩》、《離騷》，過目成誦；十歲明聲韻，十五能詩。從長洲沈宗伯德潛、惠徵君棟遊學，業益深邃。”十二歲奉母命外出求學。先從嘉定毛商巖學經，又跟鄉里宿儒沈起元、顧陳垿學文。十九歲拜到經學大師惠棟門下；二十一歲拜沈德潛為師。乾隆十七年奉母命往京師遊學，大開眼界。乾隆十八年中舉，是年二十四歲。兩年後補授軍機處章京，入值軍機處。乾隆二十五年高中狀元，受翰林院修撰，是年畢沅三十一歲。

畢沅有一妻五妾，正室是夫人汪德（1730—1769），字清芬，蘇州人，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歲與畢沅成親。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因產後之疾，死於蘭州官舍，後歸葬蘇州；畢沅妾五人。

《弇山畢公年譜》記載：“配一品汪夫人，副室吳太宜人、張太恭人、丁太宜人、戴太宜人、俞太宜人。生三子，念曾（正出）、嵩珠（吳出）、

鄂珠（張出）。

”

張霞城，字絢霄，能詩，有《四福堂稿》、《綠雲樓詩編》，生有第三子鄂珠。

畢沅長子畢念曾（1755—1781），乾隆二十年七月正出，候補員外郎。乾隆三十八年娶陸氏，生有兩子，蘭慶（1776—？），承襲輕車都尉世職，後因追究畢沅之罪革去，配曹仁虎之女。畢念曾次子芝祥，號香谷，候選布政司，配汪氏。畢沅次子畢嵩珠（1758—？），乾隆二十年二月生，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配汪氏，後汪氏旌表節孝，恩准建坊。畢沅三子畢鄂珠（179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張氏所生。貢生，湖南候補同知，署嶽州府同知，配姜氏。長女畢智珠（1764—？）乾隆二十九年二月生，能詩，有《遠香閣吟草》，嫁光祿寺卿陳孝冰之子陳璟。次女畢還珠（1783—？），乾隆四十八年三月生，配陝西巡撫秦承恩之子秦耀曾。三女畢懷珠（1790—1847），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生，乾隆六十年由阮元父親做媒，許配至聖七十三世孫襲封衍聖公孔慶鎔，生孔蘩灝，七十四代衍聖公。國家圖書館藏有孔蘩灝為其母所作的《皇清誥封衍聖公夫人顯妣畢太夫人行述》。四女畢璇珠（179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生，畢沅卒時，畢璇珠尚未許配。另，畢沅有一子畢伊珠未滿歲夭折，畢沅曾寫詩《伊珠生四月而殤詩以悼之》。畢沅還是七十四代衍聖公丈人。

畢沅中狀元，入翰林院，歷官陝西巡撫、河南巡撫、湖廣總督、山東巡撫等職。他在任期間，對陝西曆代大量文物遺存做了許多保護工作。他完成了《關中勝蹟圖志》和《關中金石記》兩部著作。《關中勝蹟圖志》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共三十卷。書中有六十一幅圖，其中西安府有二十四幅，全書七十萬字。《關中勝蹟圖志》在“古蹟”中，列出了一百三十六個宮闕殿堂，一百五十個宅邸苑囿，一百九十個祠宇寺觀，五十三座帝王陵寢，一百二十多個有名墓冢。考證校注了它的歷史主人、所在方位、形狀範圍、時序變遷等一般情況，還特別記述了對它的維修保護情形。這樣多而且系統完整的文物保護資料是前人所沒有的。如今，陝西境內名勝古蹟中畢沅所立碑石仍有存在，有人統計過，約有六十五處。

陝西關中為周秦漢唐歷代帝都，有宮閥、苑囿、祠宇、寺觀、墓家、陵寢，古碑、石刻之多為天下之冠。千餘年間，毀壞散失也非常嚴重，《西安府志》記載，，“一壞於宋姜遵之營浮圖，再壞於韓填之修滔橋，三壞於嘉靖乙卯地震，先後數百年間，十蓋已失七八。”碑石所在地農民，為了避免觀碑拓碑踏毀莊稼，直接毀碑杜絕人出入田間。宋代開始在西安設立碑林之後，關中一部分碑刻得到了保護。乾隆三十七年，畢沅撫陝後，徹底整修碑林。他一是組織人員維修房屋，恢復了前後堂廡，將其油漆裝飾一新。增加了明、清展廳。對陳列的古碑石刻，都加上欄杆，以免觀覽者手摸足踏以致損壞。二是組織人力物力，首先將倒伏埋在泥土瓦礫之中的幾十塊巨大石刻，挖出扶起，洗去泥垢，認真加以保護整理。對原有碑石和收集到的新碑，精心研究，加意編排，佈置陳列。對唐碑的擺法，恢復了宋代呂大忠的排列形式，對宋以前碑，編成甲乙兩部分陳列。把明清碑編排成幾組，以便觀賞。

唐玄宗手書的孝經碑

畢沅為了加強對碑林石刻的保護，進行了體制機制改革，把碑林收歸官家，設立碑林管理機構，成為巡撫衙門直屬機構。同時，完善碑林管理制度建設。規定冬季三個月內不準拓碑，以免損壞碑體；其餘季節拓碑時，不得超出規定的拓印範圍；為滿足研究者的需要和增加收入，指定專人（一般七八人）從事拓碑工作。同時選定五十五種帖為一組，以便拓印。

西安碑林太和元氣坊

畢沅在保護碑林和業餘訪碑的基礎上，收集整理古碑，辛勤的研究和整理，撰寫了價值極高的金石專著《關中金石記》。輯錄陝西金石文物，書中共收錄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件，以至於關中金石被蒐羅殆盡。編年撰記，輯為八卷，為陝西編制了較全的金石目錄。其中碑石文字、古鐘疑識、瓦當等等，均作考釋。大多標明刻制時間、地點、書者、書體、內容、字數、字之大小以及碑的現狀，重要的石刻，加有點評。這部金石著作被當時儒林傳為盛舉，評價極高。清史學家錢大昕為《關中金石記》在序中高度評價道“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摘異同，條舉選件系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而求漢養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細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而洪，何以臻江護。”又說“白關內山南河西隴右，悉者於錄，而且證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畢沅《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山左金石記》三部皇皇大著，我國金石研究史上的巔峰之作。《《關中金石記》，至今還是關中金石尋訪和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畢沅對西安碑林的修築維護整理，是卓有貢獻的。日本學者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雲“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兩度修葺碑林。其在乾隆三十七年之修理，經陝西巡撫畢沅之手，建築規模甚大，畢氏一方加意保護唐、宋古碑，一方復會集明、清新碑，現在碑林之設計與屋宇，悉畢沅當時之遺楷也。後雖屢加修理，惟仍保持乾隆時代之舊態。……畢沅為表彰關中舊跡之功勞者，同時，對保護碑林中之古碑，闕功甚偉。”《清稗類鈔》雲“西安聖廟碑林，乃乾隆時畢秋帆為陝撫時，蒐集漢、唐諸碑碣，匯立於此，故曰碑林。”

畢沅尋訪陝西帝陵，陵前一般都能見到畢沅碑，畢沅碑已經成為陝西帝王陵或名人墓的標誌，筆者體會極深。畢沅對陝西帝陵及名人墓的保護，也是為後人稱道的。《畢沅，近代蘇陝交流第一人》介紹：“

單就畢沅為陝西陵墓立碑的數量上來說，為歷代之最，達110座之多，立碑之墓的時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陵墓中，漢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對應在陝西建都時間最長的幾個王朝。

”關中帝陵眾多，日本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雲四十六座，《中國曆代帝王陵寢考略》雲九十座。陝西文物工作者中流傳“關中七十二帝陵”。《呂氏春秋》言“無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畢沅任職陝西后，重視帝陵的維修和保護。一是利用政務之暇，或因公出差，親赴陵寢尋訪考察，一經確定就令轄地官員採取措施保護。以昭陵為例，乾隆四十二年，他見到昭陵神道失修，上下樵牧，令禮泉知縣張心鏡，築圍牆三十餘丈，建碑亭十餘所，親自書名、立石，公告全縣保護昭陵。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他命新任知縣蔣其昌，對昭陵“復加修築，並立碑紀事，又東西立石，書陪葬諸臣名位，以垂久遠”。二是畢沅親臨陵寢墓地，考證辨識，限於技術條件，他經常出錯。他親自書名立碑，建立標誌。陝西陵墓眾多，陵墓主人及地理位置、大小範圍等，志書不可能一一詳盡介紹，畢沅以巡撫之尊親自走陵，功垂後世。畢沅對陵寢的保護管理，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先定封域，安立界石。畢沅在對許多陵墓進行實地勘察之後，認為大多陵墓遭受破壞的主要原因是監守自盜，“大抵為陵戶侵漁所致”。他“令各守土者，即其邱隴瑩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並築券牆，牆外各拓餘地，守陵人照戶給單，資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蹟不就湮蕪”。設定管理機構，確定專門守陵的陵戶，解決他們的生計，互相稽核監督，防止了這些古墓再次被盜。時間證明，這些措施是有效的。

漢宣帝杜陵碑

陝西金石、帝王陵墓甲於天下，畢沅精力不僅於此。他還在陝西大規模地進行文化建設。他倡導奉祀西周文、武、成、康四王；整修了華山西嶽廟、韓城司馬遷墓和祠、杜甫祠、蘇軾祠；重建西安灞橋，修葺西安城牆。他還花費巨資，蒐羅四散民間的漢唐碑刻，彙集在西安孔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西安碑林”。這些都是促進陝西文化事業發展繁榮的重大舉措。畢沅

撫

陝期間，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其中有一條就是文物古蹟的保護與修繕。畢沅保護文物不僅身體力行，還嚴格要求下屬。為保護關中文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畢沅不僅熱衷文物保護，自身還是一位文物收藏大家，曾自撰一副對聯：“博搜趙氏金石錄；旁羅米家書畫船”，此聯體現了他在收藏方面的非凡成就。畢沅收藏有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范寬的名作《晚景圖》、五代董北苑《瀟湘圖》、元代趙孟頫《二贊二圖詩卷》、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圖》等真跡。他在陝西任上，還得到了曶［hū］鼎，據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記，該鼎為西周懿王（公元前10世紀）時期之物，高3尺，圍4尺，深9寸，腹飾獸面紋，款足作牛首形，器內鑄銘文24行，410字，惜銘文下有殘泐，剔後存380字。該銘文茂密樸實，厚重凝練，有古拙雄偉之氣，是西周中葉

銅器銘文

中最為精美的一章。後來，這件鼎毀於兵火，僅有銘文拓本流連於世。期間，他還收得唐碑四種，《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誌》（開元十二年），《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誌》（開元廿四年），《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誌》（天寶十三年），《遊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誌》（天寶十五年）。 畢沅的瓦當收藏也很有規模，他卸任時車載關中瓦當八十餘品攜歸故里。這些藝術品，一部分在畢沅去世後，因案牽連，在抄家時抄走，流向了皇宮。 如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流進了紫禁城。

畢沅是一學者型官員，在史書著述上的成就，自推世人皆知的《續資治通鑑》。畢沅就曾“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司馬光）”。《資治通鑑》記事起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迄於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雖其後作續者不乏其人，但各種續本不為後人滿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畢沅立志續修《通鑑》。他在陝西巡撫任上，邀集章學誠、王昶、孫星衍、洪亮吉等史學大家至幕中，從事續《通鑑》的編修。當時正在乾隆正組織力量編撰《四庫全書》，朝廷廣泛徵集民間所藏珍本秘籍，史學家們看到了不少過去難以見到的珍貴史料。紹興著名地方誌學者章學誠雲：“右文盛治，四庫蒐羅，典章大備，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而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畢沅藉機將“海內進獻之書、於天府儲藏奇秘圖籍、永樂大典所載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悉鈔得之，以為此書參考之助”。畢沅的編寫組從四庫館和其他地方鈔得首見珍貴史料一百餘種。畢沅具體的文字起草工作幕僚來完成。畢沅自己負責主編工作，親自規劃全書的修書體例、內容、方法等；章學誠、錢大昕、邵晉涵負責參贊。《續資治通鑑》一書體例上仍沿用司馬氏體例，資料上採用“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即李燾、李心傳）書而推廣之；其遼金二史記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內容上，章學誠在《邵與桐（即邵晉涵）別傳》中稱：“大率就徐氏（徐乾學）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續資治通鑑》中對宋、遼、金、夏部分的記事作了重編。對南宋及元的史實處理上，《續資治通鑑》填補了徐本之不足，《續資治通鑑》在內容上是對徐乾學本的巨大補充和發展。畢沅與其身邊史學大家用時20年，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修成《續資治通鑑》。對於初稿，畢沅不太滿意，邵晉涵再加修改。邵晉涵“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錢大昕再校閱，《續資治通鑑》一書才定稿。全書共220卷，《宋紀》182卷和《元紀》38卷組成。其記事銜接《資治通鑑》，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於元順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凡411年。《續資治通鑑》與《史記》和《資治通鑑》不同，不對歷史事件發表評論，“據事直書‚（使）善惡自見”，不以作者的主觀意見影響讀者。《續資治通鑑》一書刊出後，各方好評如潮。梁啟超有“自唐以後‚罕能以私人獨立著史……而畢沅《續資治通鑑》亦稱善本”的評價。張之洞有“宋、元、明人續通鑑甚多‚有此皆可廢”之論。因而，後世史家把《續資治通鑑》作為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唯一著作‚這兩部書合刊為《正續資治通鑑》。

畢沅任官期間，不但保護文物，更注重民生。他到任之初，陝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黃河、渭河、洛河氾濫，他實事求是報告朝廷，開倉賑濟，拯救了很多流離失所老百姓的性命。“三秦”父老鄉親稱之為“畢青天”；在關中地區的興平、周至、扶風、武功等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關中八水”發揮了最好效益。《清史稿•畢沅傳》記述：“河、洛、渭並漲，朝邑被水。治賑，全活甚眾。幕民墾興平、周至、扶風、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餘頃。浚涇陽龍洞渠，溉民田。”畢沅在擔任河南巡撫之時，黃河北岸一帶因為連年乾旱，租稅難收，倉廩空虛。畢沅又多次上疏，奏請截留漕糧20 萬石留作備用，同時禁止私自囤積糧米，平抑糧價。這些舉措得到了乾隆的支援，保證了河南的民生。《清史稿·畢沅傳》：“

（乾隆）五十年，調河南巡撫。奏：“河北諸府患旱，各屬倉儲，蠲緩賑恤，所存無多，請留漕糧二十萬備賑。”既又請緩徵民欠錢糧，並展賑，上溫諭嘉之。

”

畢沅所處的時代是乾隆末期，亂象已現，叛亂四起。畢沅為維護大清朝廷統治，四處奔走平亂。

他曾參與鎮壓過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肅蘇四十三起義、乾隆四十九年的隴東回民起義。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民起義爆發，畢玩“即馳赴常德，籌畫轉餉”， “橄調六省兵會剿”。“

四十六年甘肅河州番回作亂，殺傷及蘭州知府、副將。聞警即屬提督馬彪、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統滿漢往擊。繼聞陷河州逼蘭州府城，又檄延安□漢二鎮一由固原平□，一由略惕□秦分道併合進。上命大學士章嘉文成公□剿□之化林坪賊及平。四十九年四月，甘肅平涼番回覆亂，由靖遠渡河破通渭，掠靜寧及龍德，莊浪（？）盤踞底店石峰堡。公先調滿漢兵二千五百名赴剿，並請發京營勁旅，□上仍命文成公偕富蔡文襄公領鍵銳火器兩營兵，逕公告□，當先廓清威店，則石峰堡勢孤無援可立奏功。文襄公如其言，番回窮蹙乞命，械赴京師。

”這是畢沅在《南辰州遺䟽》中記載的窮於奔命、剿滅叛亂的艱辛歷程。

乾隆皇帝稱讚畢沅說“畢沅在陝西境內，聞甘肅有事即能悉心排程，事事妥協，實屬可嘉。”乾隆皇帝還是瞭解畢沅的，可他退位了。嘉慶登基，畢沅以近七旬高齡奔走王事。《清史稿·畢沅》有以下記載：“

（乾隆）五十九年，陝西安康、四川大寧邪教並起，稱傳自湖北，沅赴襄陽、鄖陽按治，降授山東巡撫。

”乾隆六十年（1795），再授湖廣總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為亂，命赴荊州、常德督餉，以運輸周妥，賜孔雀翎。”“嘉慶元年，枝江民聶人傑等挾邪教為亂，破保康、來鳳、竹山，圍襄陽，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當陽又陷，復移駐荊州，上命解沅總督。旋克當陽，獲亂渠張正謨等，覆命沅為總督如故，予二等輕軍都尉世職。尋奏亂渠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皆就獲，惟石柳鄧未獲；請撤各省兵，留二三萬分駐苗疆要隘。上諭曰：

‘

撤兵朕所願，但平隴未克，石柳鄧未獲，豈能遽議及此？‘尋獲石柳鄧。上命沅馳赴湖南鎮撫。”

嘉慶二年（1797）年事已高、奔波南北軍事的畢沅，積勞成疾，患有眩暈，跌倒在地。六月，手足麻木，

不能自如活動，

繼而又生瘍於背，真病來如山倒

。

嘉慶帝賜“活絡丸”藥。七月初三丑時，病死於湖南辰州（今沅陵）軍營中，死得很突然，享年六十七歲。臨終前上遺疏，即《

南辰州遺䟽

》，對自己的後事做了安排：“

聖心軫悼，晉贈太子太保應得卹典令部察例具奏，又命嫡長孫畢慶蘭世襲輕車都尉，次子畢嵩珠給與廕生。

”畢沅是乾隆重臣，此時乾隆依然是太上皇，嘉慶不敢怠慢。畢沅在乾隆朝

二十餘年間，一帆風順，仕途通達。乾隆皇帝對他的信任升遷和賞費優厚，確如錢大昕所說“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

《

南辰州遺䟽

》雲：“

禮臣議請撰文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卹死報功之褒。於是，恩禮優隆，哀榮備至。蘭慶等擇以三年三月十八日，大葬於吳縣上沙之新阡。既請少詹事錢君大昕志於幽竁，復屬昶以隧道之文。”

畢沅死後，並未如《

南辰州遺䟽

》所云“

恩禮優隆，哀榮備至

”。朝廷雖贈太子太保，但舊事重提“湖廣辦理教匪失察過多”而不給諡號，不好的徵兆已經露頭。只是乾隆皇帝尚在，嘉慶不便立即發作。畢沅墓地是陸氏水木明瑟廢園，王昶在神道碑中敘述了墓地來由：“太倉舊宅傾圮，丁憂時移居蘇州，又於靈巖山建御書閣以奉賜書，故自號靈巖山人，晚年得山後陸氏水木明瑟廢園，將葺為退老計，未果，今蘭慶等卜宅兆於此，亦公之志也。”

嘉慶四年，乾隆駕崩。

畢玩的厄運也就來了。

嘉慶帝啟用老套路反腐倡廉活動，和珅應聲跌倒。有大臣檢舉和珅生日，畢沅曾賦詩十首。正中嘉慶皇帝下懷，隨

即下令，畢沅在湖廣任內的未完銀兩二萬兩，作為“失察邪教之款”，不予恩免，“著藩家屬如數賠交 ”，順帶家產被籍沒人官，《清明上河圖》大概此時入宮的。

追究畢沅剿匪不力致使戰事蔓延，財政虧空，下詔指責：“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骩法營私，莫此為甚。若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任官職。所有承襲畢沅

輕車都尉世職之長孫畢蘭慶，及承蔭畢沅廕生之次子畢嵩珠，俱著革去，不準廕襲。

”畢沅一族被抄家，身後田產資畜皆沒收入官。靈巖山館以瑩兆地，按例不入官。《清史稿·畢沅》：“

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

”畢沅門生

洪

亮

吉將畢沅的抄家，歸之於“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為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畢沅晚年奔走王事，結局是吃力不討好。慶幸的是嘉慶帝沒有掘墓鞭屍——伴君如伴虎。

民國十八年前後，前陝西省長李根源訪古至天平上沙祥裡，這位前陝西省長向前陝西巡撫在墓前彙報了“工作”，李氏在《吳郡西山訪古記》中記載道：

“

至上沙，謁畢秋帆制府沅祠，舊陸氏水木明瑟園故址，額署“弇山宮太保畢公祠堂”，懸乾隆五十四年御書“福”字扁額，中奉公慄主，旁祀公夫人及副室五人。祠右公墓，面白鶴頂有石獅、翁仲、方池、石羊、石虎、石馬，坊題“宮保畢公墓”，無文大字神道碑二。《春融堂集》有公神道碑銘，長四千餘言，乃公孫蘭慶乞述庵先生所撰。當時未鐫刻，殊不可解。公學問政事冠冕一時，小子於百年後作長三秦，慕公為政，欲有所建樹，以為公繼。而督軍團亂作，不肯附逆，被拘長安者七閱月，幾瀕於死，於公之業，無所紹述。今拜伏墓下，慚悚曷已！公重修之黃帝陵、文武成康周公陵、馬班諸葛祠墓，餘籌款萬元續修，並呈大總統批准，每年由國庫支出陝省，歷代帝王陵寢、聖哲祠墓，歲修歲祭，經費萬五千元，永為例。公創設之碑林，餘為籌款萬元重修，並徵集各縣存碑，送入碑林者不少。又設局纂《通志》，並續公《關中金石記》。曾修治陝甘川驛跕［站］，餘增設榆林、長武、寧羌諸道電線，並定全省汽車路線，籌款二十萬元，委陝紳宋元愷先開觀音堂至西安一段公（路）。開闢興平、盩厔、扶風、武功、涇陽官荒六萬餘畝，餘擬墾牧延安、榆林、綏德三府及邊牆外官荒，並整理花馬池鹽務，已選派任用知事郭允升等十二人前往，分頭調查，並飭榆林道尹劉漢瞻、關中道尹井勿幕，負責籌計，而軍團之亂起矣。

”陝西主政者前後任百年後在蘇州相遇，雖陰陽兩隔，不影響後者向前者彙報工作，也是一樁奇事。

又過去了半個世紀，到了1970年那個瘋了的年代，畢沅墓命運就不同了。據畢沅後人畢玥年回憶：

“1961年春，畢沅7世孫中最後一位——我的祖父畢志颺病逝，按祖制應葬入祖墳——畢沅墓園，兒孫們扶其靈柩同往。這是我唯一一次進入先祖墓園。墓園，坐落在靈巖山木瀆上沙村（今天平村祥裡村），已無千畝之規模，抬眼望去更似農莊，只有高高矗立園口的石牌坊，顯得與眾不同。有一條花崗岩與金磚鋪成的神道，直通畢沅墓。神道兩旁排列著七八對石人石馬，已殘缺不全。漢白玉神道碑由王昶（1725-1806年）所作，墓碑上的墓誌銘已被風蝕，能辨出撰寫者為錢大昕（1728-1805年）。這兩位均是乾隆進士和清朝著名學者。畢沅是在朝廷一品命官的任上過世，可以想見他的葬禮規格之高。

墓旁“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的大理石牌，十分醒目。據守墓人說，常有慕名者前來祭拜。誰能料想，事隔10年餘，備受保護的這座古墓，竟然沒了。

“我們聽說先祖墓被掘，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詳情一直被嚴密封鎖。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資料叢刊》上，看到了《江蘇吳縣清畢沅墓發掘簡報》。此墓是1970年開挖，7年後才披露發掘結果。據《簡報》記述，畢沅墓的墓身系澆漿構築，棺塘封閉十分嚴密。墓內直徑10米，最高處2。4米，南北向三個墓塘相連，畢沅與妻汪德的棺木居中塘，南塘3具和北塘2具無姓名標示，是畢沅的5名陪葬妾室。墓中出土隨葬品110件，已由江蘇省博物館收藏。其中有墓主人生前冠帶服飾、古玩玉器及生活用品，多數是其妻妾的金銀珠翠首飾。最珍貴之物數畢沅的一串朝珠，108粒珠子系整塊翡翠雕琢而成；朝珠的“佛頭”碧霞，一種名貴的水紅色寶石，按當時市價，每市兩約白銀2萬兩。此串朝珠可謂價值連城。墓中還出土畢沅與妻恩愛之物——純金“同心盒”，重62克，盒蓋鐫“同心盒”3字，蓋裡鐫“狀元畢沅”、“夫人汪德”兩行8字；盒底四行16字：“結髮恩深、同穴同衾、天長地久、生死同心”。”

翡翠朝珠

文革期間，蘇州被掘之名人墓沒有人統計過，明代閣老王錫爵墓、尚書董其昌墓、狀元吳鍾駿、潘世恩、石韞玉、吳廷琛等墓都被挖了，這些墓被掘過程只有畢沅墓有南博介入，專業發掘。其餘都是村裡自己“幹掉”的，具體細節，令人髮指，不忍細說。只是畢沅墓陪葬品取走後，遺骨不知在哪裡。

蘇州現在的景德路刺繡研究所、環秀山莊、中醫院舊址一帶，原為

樂圃，後為

明代狀元申時行舊宅，清代曾為畢沅故居。畢沅死後被抄家，家產入官，一家人就住在

樂圃。錢詠《履園叢話》載：“畢秋帆尚書為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引泉疊石，種竹栽花，擬為老年退息之所，餘為輯《樂圃小志》二卷贈之。尚書歿後，家產入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圃中，可慨也已。”

畢沅的一生，《清史稿·畢沅》這樣評價道：“

沅以文學起，愛才下士，職事修舉；然不長於治軍，又易為屬吏所蔽，功名遂不終。

”

畢沅自號“靈巖山人”，家有著名的靈巖山館，儘管他一天都沒有入住過。靈巖山館的規模、陳設、變遷等，在梁章鉅的《靈巖山館》中有詳細記載，謹將此文附後，不再贅述。

清代梁章鉅《靈巖山館》：“過蘇州時，有客約餘遊靈巖山館，餘以前遊未暢，且欲考悉其顛末，因欣然拿舟前往。歷覽久之，蓋不過相隔十餘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即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掛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雲：“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臥遊終古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慮其不能歌哭於斯矣。二門扁曰：“鍾秀靈峰。”乃阿文成公書，聯雲：“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憶昔遊時，是處樓上有楠木櫥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恩詩及謝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出沒可數，中一聯雲：“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為虞山蔣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餘前遊詩云：“靈巖亭館出煙霞，佔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不曾到，邱山華屋可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遊亦不虛矣。”

常州詩人趙翼（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晚畢沅一年）過靈巖山館，不免感傷，作《重過靈巖山館》：“靈巖山館好菟裘，老友重過淚暗流。嗣祖早亡猶是福，武安若在恐難留。春風亭樹花誰看，落日林巒鳥自投。終是生平風雅報，及身得免喚朱遊。”

靈巖山館舊址在此附近

孫靜安在《棲霞閣野乘》中記載

有兩則畢沅的故事，滋錄於後，以饗看官：

畢秋帆督陝甘時，嘗登華山蒼龍嶺。嶺壁削直上，昔韓昌黎曾投書於此。畢舍乘輿攀援而上，尚不覺其險也。及至其巔，俯視無垠，意甚悚懼，不敢下，謂此生當死於此，大哭，作書別家中。同遊者勸雲：“勿視兩旁，即可從容而下。”畢終不敢。後諸人私議，勸畢飲極醉，以氈裹縋而下。畢既還，乃慷慨謂幕僚曰：“老夫今日得生還矣。”乃籌款開廣其道，使稍可登。

畢秋帆撫三秦，道經某剎，駐軒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為香火資，並鼎新其寺。

參考文獻

：《清史稿·畢沅傳》；《弇山畢公年譜》；曹鳳權《畢沅及其對陝西文物的保護》；李挺《“關中文物的守護神”清代鑑藏家畢沅》；陳雅飛《畢沅、畢瀧家世生平考》；郭文娟《畢沅及其幕僚對陝西的文化貢獻》；陳斯亮《清人畢沅為陝西陵墓立碑考》；王繼《畢秋帆述評》；馬萌《畢沅，近代蘇陝交流第一人》；趙超《畢沅、足立喜六與漢陽陵》；張春嶺《旁羅博搜的清代狀元畢沅》；《浪跡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