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底，很多公司、企業陸續舉行年會，總結業績、表彰先進本是應有之意，然而一些公司懲罰“後進”員工的方式令人瞠目：

— 吉林長春一家培訓機構，要求未完成年度任務指標的員工，跪在地上繞會場爬行一週；

— 山東滕州一家公司嫌“室內”懲罰力度不夠，要求十幾名業績未達標的員工，在鬧市街頭跪地爬行，另有人舉著寫有公司名稱的旗子帶路、監督；

— 浙江紹興某公司規定，年終業績不達標的員工，必須穿著女士絲襪當眾跳舞。

在現場影片中，能清晰聽到跪地者用嘶啞、掙扎的嗓音高喊，“我承諾！我擔當！” 他們寧願接受跪地的懲罰，也要保住這個飯碗；寧願接受跪地的恥辱，也不願尋找其它活路。

是什麼樣的內心動機，使這些人決定面向眾人跪下？

是什麼樣的工作，使這些人寧願捨棄尊嚴也要努力維護？

是什麼樣的未來期許，使這些人願意為之付出這樣的代價？

我們唯一確知的是，在市場經濟的衝擊和現實生存的重壓下，自尊已經變得千瘡百孔，輕輕一擊，就會碎裂成“一地雞毛”。

我們是時候重新認識一下“自尊”了，它源自何處，內在含義為何，它對我們的意義究竟在、我們需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安放“自尊”——特別是在這個時代。

西方現代語境中的“自尊”，來源於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作為人類終極價值的“尊嚴”。這個概念到了十九世紀被重新演繹、被賦予了符合時代精神的新的內涵。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一書中提出：

自尊是由自我情感構成，這些情感是指向自己的，而且是一種與情境無關的總體感受，例如，總體上來講，我覺得我喜歡自己或者我厭惡自己。

這個定義顯示出“自尊”具有不受時間、情境約束的穩定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實驗心理學中重要的“特質自尊”的概念。

詹姆斯的另一個對“自尊”的定義更為大眾所熟知，由於它“簡單粗暴”到一個除法公式就能予以“量化”，因而成為現實主義心理學的代表：

自尊決定於潛能的實現與自以為的潛能之間的比率，即自尊=成功/抱負。

按照這個公式，一個自認為在自己看重的領域極富能力或者取得成功的人，就是一個高自尊的人，與之相反，一個自認為在所看重的領域缺乏能力或者遭遇失敗的人，則是低自尊的（注意，這裡沒有“自卑”這個概念）。

這種依賴於成功的自尊，是一種“有條件的自尊”。作為對其的完善和補充，詹姆斯後來提出了詹姆斯-朗格理論：

一個心理狀態並不是直接由另一個心理狀態引起的，身體的表達必須置於中間，所以，更合理的說法是，我們感到難過，是因為我們哭了，感到憤怒，是因為我們反擊了，感到害怕，是因為我們在發抖。

這意味著人們可以控制對刺激的生理反應，而且也可以控制聯想和情緒，並由此控制內在的自尊感受，例如，透過從1數到10來控制憤怒、激動的情緒，透過吹口哨放鬆情緒，即透過身體上的行為獲得自信與自尊。這是實驗心理學中“狀態自尊”的基礎。

這是兩種不同的定義。

從自尊作為一種自我的總體情感來看，它具有穩定、難以改變的本性特徵；但從自我情感的來源來看，自尊又是會隨情境改變的心理狀態。

那麼，自尊究竟是什麼？這兩種判斷中，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和研究手段，詹姆斯沒能在這兩種假說中給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後世的心理學家普遍認為，在《心理學原理》中的那個簡潔公式，掩蓋了對於物質自我、精神自我、社會自我之間的複雜關聯。

事實上，多重自我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矛盾而導致“低自尊”，也可能和諧共存而出現“高自尊”，這種觀點是更確切、合理的認知表達，只不過，由於它不夠“簡單粗暴”而致使難以傳播、被大眾接受。

綜合來說，

自尊的狀態取決於人的自我感受，即如何看待自己（三重自我的關係），它是情感性的、與個人能力以及自我期許相關的、動態變化的心理結構

。

對於這樣的觀點，八十年代的暢銷書《自尊心理學》將詹姆斯關於自尊的剖析向更深一層推進，直麵人們內心深處的潛層動機：

一個人積極地看待自己的需要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也許會逃避、抑制、歪曲他的判斷，以避免直面會對其自我評價產生消極影響的那些事實。而且，如果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自尊，他就會產生動力去偽造自尊、製造自尊的錯覺，使自己處於長期的心裡欺騙中。

簡言之，自尊是一個人的心理需要——即使自我欺騙，也必須有。

八十年代問世的

認知經驗理論

，則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對“自尊”提出了另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和接受度的理論，其基本原則是，人類的心靈傾向於將經驗組織成為概念系統；

以此為基礎，人腦會將周遭發生的各種事件與已有的“聯結”連線在一起，再將各“聯結組”連線在一起，如此迴圈往復，直至形成一個具有高低層次結構的複雜系統，於是就產生了每個人自己關於現實的認知經驗理論——正如科學家需要一個理論將他想要理解的物件具有意義，我們也需要一個理論來梳理混亂的外部現象和自我經驗，使之條理化、能夠被理解，進而具有意義；

認知經驗理論將現實世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世界理論，涉及個體對世界、對他人的認識，另一部分是自我理論，涉及個體透過與外界的互動來獲得“我是誰”的認識；

根據這樣的分析框架，認知經驗理論提供了一種自我認知的概念工具，“

使我們能夠維持快樂與痛苦之間的令人滿意的平衡，內化從現實中獲取的資訊，維持與他人的良好關係、以及良好的自尊水平

。”

關於世界和自我的個人認知一旦形成，個體就會努力去維持它的穩定與平衡

。如果個體的自尊受到威脅，“自我價值”這座大廈都會被動搖，隨之而來的焦慮會激發人們迴避或者抗拒那些危害自我價值感的因素；

同時，

自尊也表現為一種積極尋求自我擴充套件、使自我感覺良好的動機

，即具有自我提升的需要。

這兩種同時存在然而截然相反的力量，難免使個體陷於“

自尊的衝突

”。作為調節個體情緒與行為的樞紐，自尊的兩類作用方向，要求我們既要保持自我係統的穩定、又要發揮其積極的提升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認知的強度負荷。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怪現象”，這些人寧願接受當眾跪地、穿絲襪跳舞的懲罰，寧願讓自尊碎了一地，正是因為在“業績決定一切”的規則下，個人價值被徹底否定，自我與外界的關係嚴重失衡，導致自我的“

精神矮化

”式的自我貶損。自尊的破碎，是這一系列過程的最終結果。

而造成這個結果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穩定的自我認知作為“壓艙石”，一旦外部現實的壓力增大，個體無法及時調整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就會致使天平失衡，位於天平一端的“自我”失去支撐而跌落。

以剝奪個人尊嚴來實施懲戒，在某種程度上類似古代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即使不考慮這種方式的合理性，我們也非常質疑它的有效性。

如果這樣能夠解決問題——大不了責罵一頓、或者痛打一通，再不濟罰跪、脫衣——那世界上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