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網名叫“輕成一隻飛燕”的媽媽在微博上說：“我從來沒有給我女兒講過《海的女兒》這種‘經典童話’。”

當女兒在故事機裡聽到“小美人魚化成泡沫”時，她趕緊把開關按了，並對女兒說：“別學小美人魚，魚類智力不高，你是人類女孩，你有腦子，沒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

她反對《海的女兒》的原因有三：第一，生命觀錯位，沒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第二，就為了一個只看過一眼的男人，用美麗的長髮、無法說話、直立行走如刀割，換一個所謂“愛情”？第三，所有王子公主式的童話不適合講給女孩子聽，因為生命不只有嫁給王子這一種結局。

“輕成一隻飛燕”的較真，引來無數網友留言。

《海的女兒》中有一段話：“只有當一個人愛你、把你當作比他父母還要親切的人的時候；只有當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愛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時候；只有當他讓牧師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裡、答應現在和將來永遠對你忠誠的時候，他的靈魂才會轉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會得到一份人類的快樂。他就會分給你一個靈魂，而同時他自己的靈魂又能保持不滅”。

陳丹在《<海的女兒>的女性主義批評》中寫道：“這段話和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段話何其相似：‘對於女子而言，婚姻是唯一和社群融合的途徑，如果沒人娶她，從社會的立場看，她是被浪費了。’女性只有透過婚姻才能結合於社會，而人魚只有透過和人類的婚姻才能得到不滅的靈魂。”

而反對者認為，“孩子不會想那麼多，只會覺得海的女兒很可憐很善良”。同時，“不應該剝奪兒童對愛與幻想的權利，不要用成年人世故又圓滑的思想去代入孩子的想法”。

當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少兒文學圖書事業部副主任、副編審周亞麗對7歲的兒子龍龍講述這個故事時，龍龍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喜歡這個故事”，還說：“小美人魚應該先跟家人說再去海面上找王子，放棄生命也是不應該的，因為她還有愛她的家人。”

“我覺得這是今天的孩子對生命觀的一種初始解讀。”周亞麗說，“《海的女兒》這個故事是安徒生由一部小說觸發的靈感，結合自己一次失敗的愛情經歷所寫的童話。他首次出版已經距今180多年了，21世紀的人對19世紀的童話來進行解讀，不可避免會帶入今天的價值觀。去做閱讀引導還是多讓孩子說話，而不是先入為主地用一個成人化的視角來規約。跟我兒子聊了之後，我才知道他並不喜歡這部童話，所以不是因為一個故事夠經典，所以大家都應該去喜歡。”

如果簡單用“好”與“不好”來判斷《海的女兒》，似乎略顯武斷。

當週亞麗跟兒子龍龍講《海的女兒》時，他的反應是：“我看過的《海的女兒》有兩個結尾，一個結尾是小美人魚跟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還有一個結尾是小美人魚回到大海里跟姐姐們在一起。”周亞麗意識到：“我們今天對經典童話故事真的做了很多版本的改寫。”

這給了我們另外一個思考路徑，那就是歷史的維度。常常用“很久很久以前”開頭的童話，一直是今天的模樣麼？第一個“童話”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意義和初衷究竟是什麼？

“王子走近沉睡的公主。她躺臥在織錦高臺天鵝絨的王座上。他叫喚她，但她似乎並無知覺，好像陷入昏迷。他端詳著她迷人的美貌，忽然感到熱血沸騰，血脈賁張。王子於是將她抱起，帶她來到床邊，趁她沉睡時，他在床上首次嚐到愛情甜美的果實。他完事後便離開了公主，回到自己的王國，在繁重國事中不再想起這段插曲。”

這樣的橋段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像我們耳熟能詳的《睡美人》？這是雪登·凱許登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中的一段文字，它出現在1634年義大利吉姆巴地斯達·巴西耳著名的《五日談》裡。

“一天，三個騙子走到國王跟前，自我介紹說他們都是織造呢絨的能工巧匠，其中一個更直截了當地說，只要是婚生子女，都能看見他們織的呢絨，但若是非婚生子女，那就永遠也看不見他們手藝的結晶。國王一聽，不禁大喜……他下令把三位工匠安置在一座宮殿裡，並在那裡織造呢絨……

國王先後派遣了他的多名貼身侍從、近臣去觀看織造的進展情況，每一位回來以後，都對國王狠狠地誇獎了一番呢絨如何精美，如何漂亮……於是，國王自己親自去觀看這了不起的織物，可是不幸的國王什麼也看不見，他嚇出了一身冷汗，唯恐被人發現這個事實，從而失去自己擁有的王位。國王便更加賣力地誇讚起來。

於是，這三個騙子用那種所謂的神奇布料為國王做了一身‘新裝’，當然，這美麗的‘新衣’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得到，包括國王自己在內。可是人人都不願承認自己看不到的事實……”

這個故事是不是同樣很熟悉？這個故事還不叫作《皇帝的新裝》，這是14世紀西班牙散文家堂胡安·曼努埃爾的代表作《盧卡諾伯爵》中的一個故事。

“在原初面貌裡，童話一開始並不是為專門為兒童所講述、所創作的故事。”李慧在博士論文《童話論》中寫道：“民俗學家已經透過嚴密的研究發現，民間童話/民間故事（folklore）誕生之初，其目的並非為了兒童的娛樂，更談不上對他們進行教育。口頭民間故事最早出現的時候，基本上是在成人間講述，而當口傳文學被記錄下來，開始成為書面的民間童話之時，這些童話故事也依舊不是寫給兒童的。”

實際上，“早在格林兄弟的時代之前，兒童文學幾乎不存在，也沒有所謂的兒童，至少不像我們今天所想的那樣。歷史學者亞力士（PhilippeAries）指出，所謂兒童期和青春期是人類歷史上最近才出現的。幾世紀以前兒童往往夭折，因此除非他們證明自己有生存的能力，否則鮮少有人會關注他們。一旦有生存能力，他們便立即被視為成人。貴族的‘兒童’穿著像個小大人，燕尾服、撒香粉的假髮、調整身材的緊身束腹……”美國作家凱瑟琳·奧蘭絲汀在《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一書中寫道。

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說道：“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像兒童文學這樣的東西當時並不存在。其實，在文學作品裡‘兒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通常是淹死、窒息而死或遭遺棄……總而言之，在中世紀，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見、摸不著的。”

直到格林兄弟的出現，民間故事被剔除了“性”“粗俗”“暴力”等“少兒不宜”的內容，真正面向兒童。

而他們改編的一大動力是“賺錢”，原本他們蒐集民間故事和傳說是用於學術研究，但因財力不足屢遭磨難，於是轉而改編童話解決經濟問題，影響至今的《格林童話》誕生了。

無論是童話還是“童話”二字，對於中國來說都是舶來品。直到今天，西方外版童書也更被家長所青睞，也成為出版社爭奪的焦點，家長給出的理由之一是，“國內的許多童書說教意味太濃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李慧認為與它在中國的傳入和誕生息息相關。“童話”這個詞語第一次真正進入中國的視野，始自商務印書館1908年11月開始發行的一套《童話》叢書，這套叢書挖掘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的相關民間童話樣式的小說、故事加以改編重寫，這引發極大的關注和討論。

“童話為當時五四作家所青睞，絕大部分原因亦在於他們所觀察到的童話對於兒童莫大的吸引力和教育性。於是，中國創作童話從一開始，就走上了‘為人生’的無限貼近於現實的發展之路。”李慧說。

“《稻草人》是如此，《長生塔》是如此，甚至張天翼用那樣幽默、滑稽、生動、有趣的語言講述的《大林和小林》、《金鴨帝國》等也是如此。這條路就這樣延續了下去，一直是中國童話的主流。所以，中國的創作童話，離現實更近，離幻想較遠；離教育更近，離娛樂和遊戲則較遠。這一面貌甚至影響到民間童話的創作那邊去，葛翠琳做《野葡萄》、洪汛濤做《神筆馬良》，等等，其中還都是反映著普通民眾與統治階級的矛盾與鬥爭。”

今天，在人們心中，童話與教育似乎依然有著“天生”的關聯。

“讀這個故事孩子可以學到什麼？有什麼意義？”或許依然是大家選擇童書思考的問題之一。

而百年前，周作人就說：“那非教訓的無意思，空靈的幻想與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與兒童的世界接近了。我說無意思之意思，因為這無意思原自有它的作用，兒童空想正旺盛的時候，能夠得到他們的要求，讓他們愉快的活動，這便是最大的實益。至於其觀察記憶，言語練習等好處即使不說也罷。”

但當時的許多童話讓周作人很不滿，他說：“大抵在兒童文學上有兩種不同的錯誤：一是太教育的，即偏於教訓；一是太藝術的，即偏於玄美；教育家的主張多屬於前者，詩人多屬於後者。其實兩者都不對，因為他們不承認兒童的世界。中國現在的傾向自然多屬於前派，因為詩人還不曾著手於這件事業。向來中國教育重在所謂經濟，後來又中了實用主義的毒，對兒童講一句話，都非含有意義不可，到了現在這種勢力依然存在，有許多人還把兒童故事當作法句譬喻看待。”

如果再回過頭去看看“童話”的誕生：“當童話還處於人類的童年期，和神話、傳說等共同位列於民間口傳故事之中時，它就是以豐富的娛樂性和遊戲性與神話、傳說的嚴肅性相區別的……童話的‘快活’，就是遊戲精神和娛樂性的充分體現，成為它與別種文藝絕對不同的質素之一。”李慧說。

“可以想象，在多麼漫長的一段時間內，講述民間童話都是在紡織工坊、田間地頭、鐵匠鋪子，以及小酒館等民眾群體集中的地方倍受歡迎的一種自然而且便宜的娛樂方式。在流傳之間，同樣一個故事，不僅傳播廣遠，更是因為經過了不同的講故事人的嘴巴，經過了這張嘴巴的加工、修飾、改變，漸漸有了複雜多樣的面貌。”

今天，童話常被人取笑為“幼稚”的讀物文字。實際上，不是有了“會說話的動物”就是童話，創作了《霍位元人》《魔戒三部曲》的英國作家、牛津大學教授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曾在《論童話》中提出童話的真正質素：

“仙境的魔力不是體現在仙境自己身上的，它的美德體現在一些操作層面之上，其中就包括著對於人類本初願望的滿足。這些願望之中，其一是去探索時間和空間的深度；其二是與別種生命體存在的溝通交流。一個故事只有是在完成著對這些願望的滿足——不管它有沒有使用魔法或者類似手段——相應地它也就越能靠近童話的真正味道，具備童話的真正質素。”

李慧認為，托爾金的這段話點出了童話最重要的三大質素之一，那就是人們對於生命的深度探索、對時空深度的追索以及對異類生命的發現和溝通。

“這難道不正是人類永恆的認知和追求嗎？不僅僅童話如此，其他文學樣式之中，甚至科學技術的發展、哲學的求知，不都在做著同樣的事麼？也正是因為人們所持有的這一美好願望，所以童話的另外兩大重要質素——想象力的無窮張揚和遊戲精神賦予的樂觀向上，也就顯得格外出色。而對童話飛揚的想象力以及快樂的遊戲精神，也只能放在這一語境中去考察才能顯示出它的非凡。”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少兒文學圖書事業部副主任、副編審周亞麗

對話

周亞麗：童話當然不是隻能包含真善美

問：近幾年，少兒圖書市場火爆。但據報道和統計，目前大部分家長更傾向於購買國外的繪本和童書，真實情況如何？

周亞麗：少兒圖書市場的確是經歷了黃金十年，然後又遇上了二孩紅利，所以造就了一個很火爆的景象。其實早在1992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之前，國內的圖書市場上就已經有一些相當不錯的外版童書，如今千萬級的暢銷書《窗邊的小豆豆》，1983年就在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過。

在童書的內容製作和出版理念上，國外確實領先了我們很多年，專業化的程度也是比較高的，其實這是兒童心理和教育理念的一種折射。所以在高知父母人群中，外國引進童書甚至是國外原版童書相當受歡迎。

引進版的童書有相當一部分也是非常優秀的，但也有跟風之作，一流的外版童書也被引進得差不多了，新產出的作品又需要一些時間來積累和沉澱，然而這個市場需求又在井噴。所以我們近年就可以看到很多二流三流的外版童書也被引進到國內，就是商業逐利的本性所驅動的，現在我們在大力推動原創，我相信本土作品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好作品嶄露頭角。

問：童話只能包含“真、善、美”麼？什麼時候可以同孩子講這個世界的“複雜性”？什麼時候可以和孩子談“性”“背叛”“欺騙”？

周亞麗：童話當然不是隻能包含真善美。其實《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都有不少暗黑的成分，德國的童話裡有相當一部分比較殘酷的內容，甚至是血淋淋的，但是這些不太被避諱。我曾經給我兒子講過一個德國的兒童故事——因為孩子喜歡吸吮大拇指不聽勸告被剪掉大拇指。他聽完哈哈大笑，他不認為這種懲罰是有效的。他說，“他還有另外四根手指可以吸呀。”他們的生活經驗還不足以支撐起殘酷、疼痛這類概念。

所以，我們其實是依據我們多年的個體經驗來替他們做了判斷，是我們在社會生活中被複雜化了。我覺得你說的這些話題都可以逐漸地去說給孩子聽，一些人格塑造、性格培養的繪本里就有涉及到這些，它們用故事性強的，比較隱晦、處理得比較美好的方式，在不增加心理不適感的方式下去說的。你首先得讓孩子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有災難，有傷害，有死亡等，事情也不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發展，但是可以嘗試透過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變。許孩子一個期待，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