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前，中國的首富叫伍秉鑑，是一個做對外貿易的廣州人。

那時，清廷閉關鎖國，只允許在廣東進行“一口通商”，並且這種對外貿易的特權，還被清政府所特許經營的少數商行所壟斷把持，這也就是後來俗稱的廣州“十三行”。而伍秉鑑的怡和洋行，是其中翹楚，透過經營茶葉出口等壟斷性貿易，迅速崛起為一個帝國的鉅富新星。伍秉鑑曾說，他的資產達2600多萬白銀，而當時整個大清帝國一整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4000萬兩白銀。

伍秉鑑的生意不僅在國內，且擴張到了世界範圍：透過代理人，伍秉鑑甚至投資了美國的鐵路生意，並廣泛參與了美國的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伍秉鑑的金融業務甚至廣及歐美，他還是當時在世界範圍內赫赫有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可以說，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國絕無僅有的具有世界意識的企業家。美國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感嘆：伍秉鑑“不僅是（廣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在中國幾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態中，作為“士農工商”的墊底階層，商人永遠是最為卑微的階層，哪怕你貴為首富和超級富豪，也是如此。

商人，永遠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那個階層。伍秉鑑生活的那個時代，更是如此。

對於大清帝國時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們，在帝國官員和政治生態前的卑微地位，歐美人的觀察非常透徹，伍秉鑑的同時代人、英國人約翰•巴羅說：

“行商見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會發抖……”

英國人岱摩，對於中國商人的這種卑微感，觀察得更為仔細，對於當時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們，他說：

“在海關監督面前——他們都是高階官員——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驕傲的官員允許他們起身，他們的眼睛也從不會超過他的官服的第九粒釦子，疏忽了這項嚴格禮節，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伕。”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國的富豪和商人們，在官員們面前，眼光僅僅只能到達他的“第九粒釦子”，而第九粒釦子是什麼位置？領口是第一個，第九粒釦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國商人們的卑微感，哪怕你貴為首富，也僅僅只能如此了。

超級財富來自壟斷性的貿易，而壟斷性的貿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為了維持這種壟斷貿易地位、繼續當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錢，自然是伍秉鑑的第一選擇。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後自願或被迫“捐”出了1600萬兩白銀，而這還不包括各種私底下的賄賂及送禮。

在政治和官員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個特點，就是都喜歡捐錢買個虛職的官銜，然後穿下官服過過癮，所以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關於伍秉鑑的畫像，都有他穿著官服的樣子——透過捐錢，伍秉鑑買到了一個三品官員的虛職。

大清帝國道光六年，58歲的帝國首富伍秉鑑在廣州宣佈退休。

首富退休，哪能那麼便宜。不久之後的鴉片戰爭，首富被迫拿出200多萬元代政府賠償英國。

隨著清廷的戰敗，廣東“一口通商”的壟斷地位被廢除，清廷又新增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現，加上《南京條約》取消了外商在華做生意必須經過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規定，各種壟斷特權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鑑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壟斷貿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護傘和商業壟斷特權，伍秉鑑的首富家族，也開始被迅速打下神壇。

就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幾個月，1842年12月，伍秉鑑在寫給他的美國朋友羅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寫道：

“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他也想移民了，可是老了。

在宣佈退休多年後，這位大清帝國乃至當時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戰爭的風雨中，已經心力交瘁。

發出這封信半年後，1843年，75歲的首富伍秉鑑，最終在大清帝國的風雨飄搖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逐漸崩潰瓦解，他本以為退休後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沒有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