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南宋政治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權相的出現。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宰相相繼把持朝政，幾乎貫穿南宋政權始終，然而宋孝宗時期卻是個例外。

宋孝宗在位期間，共任用了17位宰相，其中在位最長者7年，最短者不過3個月，平均每人每次僅兩年左右。縱觀整個宋朝歷史，孝宗朝宰相的更替是最頻繁的，宰相的平均任期也最短。

孝宗初政時，就已經顯現出頻繁換相的跡象。隆興二年，太學生王質上書論道：陛下自即位以來，慨然有乘時有為之志，對宰執陳康伯、葉義問和汪澈都不滿意，於是三人相繼罷免，以史浩為相；史浩不稱陛下意，又拜張浚為相。

張浚一無所成，又決定用湯思退；現在湯思退上任已數月，臣料其“終無益於陛下”。

王質觀察孝宗任相的情形，預料孝宗必不久相，其後果然如其所言。

宋孝宗

孝宗頻繁更換宰相，引起大臣進言反對。

乾道二年（1166）九月，司農少卿莫濟上奏，指出任用大臣不能持久，則賢能者不能顯露其長處，不肖者得以逃避其罪責，當前宰執大臣甚至僅在位數月就被罷免，似乎進退人才太快。孝宗表面上接受意見，但實際上仍我行我素。

孝宗之所以頻繁換相，根本上源於他對大臣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一方面由於他早年間親見秦檜專權弄勢，即位後便引以為戒，以免大權旁落。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太上皇（宋高宗）—今上（宋孝宗）二元執政的結構有關。

在這一結構下，孝宗失去了皇帝原本應該享有的獨尊地位，士大夫普遍知道，朝政須由太上皇決斷，孝宗不能專擅，這樣一來，言談行為中便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對孝宗權威的懷疑，如湯思退公然要求孝宗以社稷大計奏稟高宗之類。

孝宗對於來自臣下的輕視非常敏感，他斥責湯思退“秦檜不若”，也曾對眾人抱怨“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類似的輕忽積累下來，久而久之，便會疏遠孝宗與大臣的心理距離，刺激孝宗對大臣產生提防心理。

淳熙六年（1179），孝宗在批示劉光祖策問時大發牢騷：“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孝宗提到的“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是一種法家思想，以之整頓紀綱當然易見成效，卻與宋朝以儒術治天下、政尚寬厚的立國之風大相徑庭。孝宗的言論顯示，他對宋朝祖宗優禮讀書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並沒有多少認同，對宰相更是秉持功利主義的態度，防範多於信任。

孝宗時刻提防宰相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他對大臣中任何結黨的跡象都十分敏感和戒備，一旦察覺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取締。

淳熙年間，通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陳俊卿提醒孝宗，單純的同鄉關係並不一定是結成朋黨的條件，一朝宰相一朝臣的做法反而會促成以同鄉關係為紐帶而形成朋黨。他的話從另一方面提醒孝宗，要實現對宰相的控制，還必須掌握宰相同鄉的仕途進退。

於是，一條新的監督宰相的制度就此產生：進擬大臣時，要在姓名下注明籍貫，“遂為故事”。同時，朝廷規定不許宰相進擬同鄉，因此王淮在相位多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孝宗還力圖使參知政事、臺諫官員等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秦檜專政時期，執政皆“昏憒無能者”，稍不合秦檜之意，就會被臺諫官彈劾罷去。

孝宗則支援和鼓勵參知政事提出與宰相不同的見解，他對周必大說：

“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

臺諫官員更是監督宰相的重要人選，孝宗對宰執薦舉的臺諫官人選懷有極大戒心。淳熙年間，孝宗召王淮、周必大等議事，眾人見御案上放著一個黃綾冊，上面記錄著前任宰執和現任宰執進擬的臺諫官姓名。

孝宗往往在前任宰執罷去、現任宰執上任後，反而任命前任宰執進擬的臺諫官員，現任宰執推薦的人選則暫不考慮，以免宰執與臺諫結黨。

正是用這種辦法，孝宗克服了“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党進”的情況，切斷了宰相與臺諫官之間互相援引的關係。

相比宰相，孝宗更信任長久跟隨自己身邊的近臣。他即位初年，除對金政策外，朝堂上爭議最多的問題，就是他對近習龍大淵、曾覿的任用。

龍大淵、曾覿在孝宗為建王時已開始追隨，擔任建王府知客，孝宗與二人“觴詠唱酬，字而不名”，關係十分親密。受禪以後，孝宗以龍大淵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曾覿為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

右諫議大夫劉度兩次彈劾二人，孝宗稍作讓步，命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權知閤門事，並援引高宗命藩邸舊人主管閤門之例，塞群臣之口。後來，張震、胡沂、金安節、周必大等人交章劾奏二人。

孝宗遂命陳康伯、史浩兩位宰相，召集眾臣宣示御札，指責金安節等人“為人扇動，議論群起”，認為他們蔑視自己的權威，聲稱“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張震以辭職相要挾，孝宗批可，而二人任職如故。

孝宗對自己的身邊人信任有加，不惜與朝臣對抗，地位尊貴如宰相，也往往因與他們衝突而去位。淳熙五年（1178），近臣王抃兼樞密院都承旨，因殿、步二司軍籍多缺，請求各募三千人充軍。然而殿前司名為招募，實則強捕市人充軍，致使城中騷動。

又有軍人恃眾搶奪百姓財物，雙方發生糾紛。

孝宗下詔，要將肇事軍人和百姓並以軍法處置，史浩則認為普通百姓不應律以軍法，甚至以陳勝、吳廣之例強諫，孝宗大怒道：“然則比朕於秦二世。”史浩終因此事罷去相位。

孝宗對近習的信用和支援使近習權勢大熾，甚至宰執也出於其門下。當時許多士大夫曾指出近習干政的不利影響。朱熹提出，當前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與陛下親密謀議朝政的不過是幾個近習之臣，外廷諸臣反而要出入近臣之門牆，承望其風旨。

劉光祖則抱怨孝宗“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批評孝宗只選擇奉職守法、順旨易制者為宰相，致使宰相喪失了決斷的權力，只能奉行文書。宰相權輕，近習便得以乘機干政。

劉光祖敏銳地發現了孝宗信用近習與其“睿察太精”之間的內在關聯。其實，近習只是孝宗意志的延伸，問題的根源在於孝宗不信任大臣百官，走上了極端。

他宵衣旰食，自言“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遍”，每天日落後都要反覆思慮當天政事，唯恐有失，因此“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

比如，龍大淵、曾覿建言要省察國用經費，孝宗便幾次手詔詰問戶部錢穀出納之數。

孝宗越俎代庖，過問和插手一些不應由他管的事情，理學家呂祖謙對這一點如此評價：“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

孝宗對宰相的種種限制措施，使孝宗時期成為南宋歷史上集權化程度最高的時期。然而，這種集權政治卻並沒有實現孝宗中興宋室的夢想。

孝宗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的說法，在傳統史學中被奉為公論，但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卻少有人深入思考。太上皇宋高宗的強勢，使孝宗的皇權受到侵害，他潛意識中時常表達出對此的不滿，一方面抱怨“為家老子誤我不少”。

另一方面怨憤大臣對他的輕忽。已經殘損的皇權，不堪再忍受來自臣下的侵奪，孝宗信任近習，因為那是他個人意志和權威的延伸；他事必躬親，“不以責任臣下”，僅令宰相奉行文書，也是希望以這種方式守住自己最後的權威。

文/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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