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政權，從努爾哈赤開始滿洲旗人不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享有特權，及至入關後，“首推滿洲”仍是歷朝皇帝奉行的基本國策。

旗人擁有特權的這一現象是貫穿整個清代的，不過事情也不絕對，儘管滿人入仕比漢人更為簡便，但自乾隆以後滿人的升遷並不見得就比漢人快。簡言之，滿人比漢人更容易入仕，但仕途前程未必就一片光明。

以京官為例，除了極少數皇帝的親信大臣以外，一般的中下級官員按例都要參加三年一次的“京察”，京察就是吏部對在京官員的一次全面考核，然後依照考核結果，決定升降調補。

京察的考核結果分為一二三等，位列一等者可得晉升，二等者仍任原職，三等者酌情予以降級或調級。京察獲一等和地方大計獲“卓異”是一樣，也是京官透過正常程式得以升遷的基本途徑。

乾隆以前對京察一等設下了種種限制，比如“未逾年限者不舉”、“非歷俸滿者不舉”。乾隆中期對京察又加上了另一個門檻，即“滿洲官不射布靶與清語之不習者不舉”。顯而易見，乾隆皇帝的這個規定主要就是針對滿人。

我們知道清統治者十分看重清語騎射（清語是指滿語），乾隆之前由於滿漢文化交流尚不深入，滿人一般能熟悉掌握滿語；騎射是立國之本，清初中期旗人尚能保持，到了乾隆中期以後，隨著滿漢文化的深入交流，滿人很快融入了漢文化的圈子，也逐漸喪失了滿語騎射的本領。

乾隆皇帝尤其注重滿漢之分，重滿輕漢的思想意識根深蒂固。他擔憂丟失滿洲舊俗，經常性地訓諭在京及各地駐防文武，比如乾隆十四年七月，乾隆檢閱了荊州、青州、河南來京圍場的八旗官兵，發現他們騎射生疏，弓箭不及布靶，甚至還有半途落地的。

為此乾隆特意釋出了一道上諭：“今官兵技藝，該管大臣等不事教演，以致生疏，殊屬非是。從前朕降旨訓斥數次，今尚如此，理宜將該管大臣等治罪，姑加恩寬免。著傳諭荊州等四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令其留心訓習，各該管官兵以期精銳。嗣後朕躬親閱看，或派大臣檢視，倘仍如是，定行治罪，並通行各省將軍、副都統等知之。”

類似的諭旨乾隆不知道下了多少，但成效一般，八旗官兵不習滿語騎射已是主流，靠皇帝一人之力難以挽回。乾隆恨鐵不成鋼，在滿人漸漸丟騎射、國語舊俗的社會背景下，他便在滿官京察上作了限定，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1、木蘭行圍不射布靶之滿官不許保列一等

木蘭行圍是康熙時期形成的制度，一方面是透過此舉來聯絡蒙古各部，同時也是藉此機會訓練八旗騎射技能。乾隆面對滿人上下漸染漢習的困境，想以木蘭行圍重振八旗雄風。因此乾隆對行圍的效果十分看重，八旗官兵表現稍有不是，都會遭到嚴厲的訓斥。

乾隆皇帝一生舉行了數十次的木蘭行圍，似乎也並沒有扭轉八旗官兵疏於騎射的現狀，於是便從制度上加以改進，將滿官的考核與國語騎射關聯起來。到了乾隆晚年形成定製，凡木蘭行圍滿文官不射布靶或屢射不中者，不列京察一等。

為此乾隆還下了一道諭旨，說：

“伊等雖屬文官，但系旗人，豈可在朕前推故不射，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嚴加禁止，久則漸染漢習，竟至忘失滿洲本來技藝矣。此推故不射人員，著交該衙門存記，下次京察時，不準列入一等，著為例。”

乾隆的這道諭旨形成定製後，便成了大清的家法祖制，此後的嘉慶、道光帝又一再重申並嚴格貫徹。所以那些在木蘭行圍中不能射布靶的滿文官，也就喪失了晉升的機會。

2、將滿語作為京察一等的條件限制

按照舊例，滿官向皇帝上折時，都是以滿文的形式上奏的。順治、康熙、雍正時期大抵都如此，可是到了乾隆的時候，很多滿官根本不懂滿語，所以上摺子時都用漢文。

乾隆對此十分不滿，說：

“伊等皆滿洲官，所辦又系滿洲事務，不諳滿語，何以辦事？清語乃旗人本務，豈容荒廢？今則不知所重，甚屬非是。著諭各該堂官於屬員中，平日留心試看，清語熟習者加以策勵，生疏者加以訓誡。屆明年京察時，辦事妥協之員兼清語騎射熟習者方許保列一等，否則辦事即妥，亦不許保舉。”

這道上諭中明確將不懂清語的滿官排除在京察一等之外。實際上，乾隆中期以後很多滿官根本不懂清語，甚至連自己的滿姓都忘記了，很多人又深受漢文化的影響，給自己取了漢名。這本來是文化融合的一種客觀現象，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但在乾隆看來，就是屬於忘本，故很多有才能的滿官仕途受到影響，不能順利晉升。

嘉慶、道光二帝堅決維護乾隆的旨意，同時又不斷提升滿官京察一等的限制條件，比如道光三十年時規定，滿官必須要通曉翻譯者方能準保送京察一等。這就提高了要求，滿官不僅要會滿語，而且還要熟練掌握懂得翻譯滿漢文字。

乾隆在京察中，給滿官設定了滿語、騎射的條件限制，讓很大一部分滿人的仕途受阻，他們雖然在入仕時享有特權，但在晉升的過程中卻不見得比漢人更加順暢。其實，以滿語騎射作為京察的限制條件，也並無取得很好的效果，仍然無法緩解滿員漢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