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趣問100題·25·呂夷簡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宋仁宗對他特別眷顧？

呂夷簡

一、呂夷簡

呂夷簡（978-1044），字坦夫，《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有傳。

本傳記，呂夷簡祖籍萊州（治今山東萊州），他的祖父呂龜祥曾任壽州（治今安徽壽縣）知州，後全家定居壽州，呂夷簡成為壽州人。

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23歲的呂夷簡考中進士，受職絳州（治今山西新絳）“掌助理軍政”的“軍事推官”，後升通州（治今江蘇南通）、濠州（治今安徽鳳陽）通判。

後黃河以北發生水災，呂夷簡被選任為濱州（治今山東濱州）知州。

其後，呂夷簡被提拔為“提點兩浙刑獄”，主管浙東、浙西兩路的政法事務。

之後，呂夷簡回朝，任總管國家最高監察機構“御史臺”日常事務的“侍御史知雜事”。期間，呂夷簡的兒女親家趙安仁出任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呂夷簡向宋真宗上言，提出改任他職避嫌，宋真宗改任他為國家最高信訪機構“通進司”“銀臺封駁司”兩個部門的這個“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

其後，呂夷簡出使遼國，回國後改任皇帝是文字秘書“知制誥”。川東、川西發生饑荒，呂夷簡受任“安撫使”，完成任務後任開封府知府。

乾興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去世，宋仁宗繼位，升呂夷簡為高階諫官“右諫議大夫”。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八、九月間，呂夷簡升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天聖六年（1028），呂夷簡“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任宰相。

明道二年（1033），呂夷簡罷相，不久復職。景祐二年（1035）又罷。康定元年（1040），再次拜相。慶曆元年（1041），兼任國家最高軍政機構樞密院長官樞密使，以“太尉”職銜退休。

慶曆四年（1044），呂夷簡去世，享年66歲。朝廷贈予他“太師、中書令”榮譽職銜，諡號“文靖”。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去世，呂夷簡“配享”宋仁宗廟庭。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朝廷仿照唐太宗建“凌煙閣”紀念、褒彰功臣，建“昭勳閣”，呂夷簡名列“昭勳閣二十四功臣”。

呂夷簡的次子呂公弼在宋神宗朝任樞密使，三子呂公著在宋哲宗朝任宰相，都有賢名。

二、為人為官

呂夷簡考中進士，出任絳州軍事推官，時在宋真宗鹹平三年。幾年後，呂夷簡的堂叔、曾在宋太宗、真宗朝三任宰相，很受宋太宗、真宗推重的呂蒙正向宋真宗舉薦給了呂夷簡。

呂夷簡的祖父呂龜祥和呂蒙正的父親呂龜圖是同胞兄弟，都是後唐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呂夢奇所生，呂夷簡的父親呂蒙亨和呂蒙正是叔伯兄弟。呂夷簡生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他9歲時，堂叔呂蒙正升任宰相。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到鞏縣（今河南鞏義）祖陵祭奠父親宋太宗，四年（1011），到汾陰（今山西萬榮）祭祀“后土”，兩次經過洛陽，都到呂蒙正的家中看望他，賜予很多錢物。第二次看望的時候，宋真宗對呂蒙正說：“卿諸子孰可用？”卿的幾個兒子哪個何以重用？呂蒙正回答說：“臣的幾個兒都不足用，倒是有一個侄子呂夷簡，現任潁州（《宋史·呂夷簡傳記為“絳州”》）推官，是宰相之才。”從此，“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呂夷簡受到宋真宗的知遇。

大約正是由於呂蒙正的舉薦，在朝廷準備舉行“制科”考試時，呂夷簡受召應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雖然有人向宋真宗上言考錄“六科”人才是為了探求政事缺失，現在泰山封禪大典告成，有什麼正是缺失可求，制科考試終止，但呂夷簡還是得到了提拔，升任通州通判，後改濠州通判。

呂夷簡在濠州任職時，黃河以北發大水，朝廷將他調往處於災區的濱州任知州。

早年的呂夷簡很是體恤民情，盡忠為國，敢於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意見。

濱州任滿，呂夷簡回朝，向朝廷進言：朝廷徵收農具稅，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請求免除這項沿襲已久的雜稅。呂夷簡的上言得到宰相王旦的讚賞，朝廷予以批准。

其後，呂夷簡被提拔為“提點兩浙刑獄”，主管浙東、浙西兩路的政法事務。當時宋真宗在京城開封大建宮觀，從南方伐取木材。有關部門嚴格規定伐木上交的期限，為了趕工期，有的“工徒”竟至累死，官吏卻誣陷死者逃亡，將其妻子、兒女抓進監獄。呂夷簡向朝廷上言，請求延緩工期，朝廷“從之”，聽從了他的建議。之後，呂夷簡又上言：“隆冬時節民夫拉船運輸木材，非常艱難、痛苦，應該在春天河流漸通的時候，派部隊輪番運送。”宋真宗看了呂夷簡的上書對他說：“看了卿的奏章，有為國愛民之心啊！”其後，提拔他為刑部員外郎兼總管國家最高監察機構“御史臺”日常事務的“侍御史知雜事”。

宋真宗

到任御史臺後，有一年發生旱災、蝗災，呂夷簡上書宋真宗，請求宋真宗“責躬修政”，親自修明朝政，嚴肅告誡宰相，認真思考怎樣才能順天意，安天下；又彈劾負責東南漕運的發運使李溥為了迎合皇帝，拼命徵調錢糧，欺君罔上。

寇準任永興軍（治今陝西西安）知軍，在罪犯的臉上刻字後，將罪犯發配湖南，罪犯經過京城開封，向朝廷告發寇準造反。呂夷簡說：“寇準管理下面的人很急躁，這是這些人中傷寇準，不應受理，而且應該把這些人發配到更遠的地方。”宋真宗採納了呂夷簡的意見。

後趙安仁出任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呂夷簡向宋真宗上言，自己與趙安仁是兒女親家，應該避嫌，宋真宗改任他為國家最高信訪機構“通進司”“銀臺封駁司”兩個部門的這個“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

其後，呂夷簡出使遼國，回國後改任皇帝是文字秘書“知制誥”。川東、川西發生饑荒，呂夷簡受任“安撫使”，赴四川慰問、安撫百姓，升龍圖閣直學士，後再升刑部郎中、開封府知府。在任治政嚴格、能辦事，有政聲，宋真宗把他的姓名寫在辦公大殿的屏風上，準備“大用”。

但還沒來得及起用呂夷簡，宋真宗就在乾興元年（1022）二月去世。宋仁宗繼位，升呂夷簡為高階諫官“右諫議大夫”。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七月，朝廷為宋真宗修建陵墓“永定陵”，宦官雷允恭擅自更改陵墓地址，導致陵墓基址透水，呂夷簡與參知政事魯宗道“驗治”，審明案情後報告宋仁宗，雷允恭被處死。

當年，呂夷簡以皇帝侍從“給事中”官職升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上任之初，呂夷簡就向垂簾聽政的宋真宗皇后、宋仁宗去世後升為太后的劉娥和宋仁宗進言，請求把宋真宗在大中以祥符年間的所謂“天書”埋進宋真宗的陵墓，得到劉娥批准，宋真宗在世時勞民傷財、被後人貶稱“舉國上下若癲狂”的“拜神”活動終止。

宋真宗安葬後，靈牌“祔廟”，安放到太廟廟室，太后劉娥想按照把宋真宗在世時的所住的宮殿一樣裝飾，並用用銀罩覆蓋宋真宗的“神主”即靈牌。呂夷簡進諫說：“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奸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這不足以報答先帝。現在天下大政在太后、今上之手，太后遠離奸邪之人，獎拔忠直之臣，幫助今上養成良好的品德，才是報答先帝最適宜的做法。

後宋仁宗在開封南郊舉行祭天大典即“郊祠禮”，按照慣例，禮畢，宰相、副宰相等輔臣都“頒恩”升官，但呂夷簡與同僚都辭謝，從此成為“定製”。

不久，呂夷簡升任“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升任宰相。

天聖七年（1029）六月二十夜，位於皇宮大內的玉清昭應宮被雷電擊中，發生火災。玉清昭應宮是宋真宗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動工、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月曆時七載建成的超大型道教建築，“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主體建築有四：一是寶符閣，又名飛閣，“高可插天”，安放“玉刻天書”；二是玉皇殿，安放玉皇大帝神像；三是聖祖正殿，安放宋真宗自認的“聖祖”趙玄朗神像；四是安聖殿，安放宋真宗“御容”即畫像。一夜之間，這座幾乎全部化為灰燼，共燒燬殿室等建築物3611間，僅剩長生、崇壽兩座小殿。第二天，太后劉娥哭著對大臣說：“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先帝尊奉道教、奉上天旨意修了玉清昭應宮，現在燒成這樣，怎樣才能稱先帝之意？

呂夷簡猜測劉娥是想重新修建玉清昭應宮，援引《尚書·洪範》中人間發生災異是上天向皇帝示警，告誡皇帝實行善政的道理，勸諫劉娥不要重修，“太后默然”，劉娥聽後沒有作聲，也沒再堅持重修。其後，呂夷簡進升吏部尚書，“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升任首相，當“國史”修成，朝廷照例加升他的官職，但呂夷簡辭謝，沒有接受。

呂夷簡任職宰相、首相期間，先任參知政事、後任宰相的“直臣”王曾多次與呂夷簡“爭事”，爭論政事，呂夷簡“不平”，王曾斥責呂夷簡“納賂市恩”，受賄賣好。呂夷簡“乞置對”，請求宋仁宗當面對質。宋仁宗問王曾是否確有其事，但王曾“語屈”，說不過呂夷簡，於是宋仁宗將二人同時罷免職務。呂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官職出任許州（治今河南許昌）知州，後改任天雄軍（治今河北大名）知軍。時間不長，呂夷簡回朝，以“右僕射”官職復任宰相，一年後，進位“三公”之一“司空”，呂夷簡辭謝，改封“許國公”。

呂夷簡受封“許國公”的時候，恰逢西夏侵犯宋朝，宋朝正做戰備，宋仁宗任命呂夷簡為國家最高軍政機構“樞密院”長官“判樞密院事”，諫官田況上言“總判名太重”，宋仁宗改任呂夷簡為首相兼樞密使。

慶曆二年（1042）年初，遼國趁宋朝與西夏交戰呈僵持之勢，乘火打劫，“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名臣范仲淹朝廷整城洛陽城，以作防備。呂夷簡說：“遼國一向害怕強者，欺侮膽怯之人，如果匆忙整修洛陽城，就無以向他們示威。景德初年澶淵之戰，不是真宗皇帝親征渡河，遼國就不會那麼容易服帖。應該在大名府建都，顯示今上將親征，制服遼國的陰謀。”范仲淹說：“修城不過是虛張聲勢，還是不如修洛陽。”呂夷簡說：“這是古時楚國子囊修建郢城之計，不足效法。假使遼國真的渡過黃河，攻入內地，雖有高城深池，又豈能仗恃？”朝廷最終採納了呂夷簡的意見，建大名府為北京。

但是，呂夷簡雖然“有宰相才”，也能盡心為國，卻“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非無一疵可議”，尤其對反對他的人不夠寬容，往往將這些人貶往遠方任職，甚至加以迫害。

比如對范仲淹。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出任“權知開封府事”，即開封府知府，認為呂夷簡選任官員多出私門，向宋仁宗上《百官圖》，指出“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進而建議宋仁宗“進退近臣”必須由皇帝掌握，不能一概委託呂夷簡。呂夷簡看到《百官圖》非常不高興，但隱忍沒有發作。後來遼國聲言進犯，范仲淹主張修整洛陽城。宋仁宗徵詢呂夷簡的意見，呂夷簡稱范仲淹迂闊而不可信，特別注重追求聲名，缺乏政治才幹，徒有虛名。范仲淹知道後，向宋仁宗上“四論”攻擊呂夷簡專權徇私，“陰竊人主之柄”。呂夷簡惱羞成怒，以“越職言事”罪名，把范仲淹趕出朝堂，外放饒州（治今江西鄱陽）知州，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人為范仲淹鳴不平，“皆坐貶”，都被貶官。更過分的是，呂夷簡還讓人上書宋仁宗，請求在朝堂立“朋黨榜”，把范仲淹等人名字寫上，讓其他官員“引以為戒”，開了後世立“元祐黨碑”的先河。

范仲淹

又如對富弼。呂夷簡任開封府知府時，時任諫官的富弼發現有官吏偽造僧侶名冊，開封府卻不予追究、懲治，富弼上書宋真宗，請求將開封府官吏交有關部門審訊，這令呂夷簡不快。慶曆二年（1042）年初遼國向宋朝發難，宋朝準備派出使臣去往遼國談判，已經升任首相的呂夷簡舉薦了富弼。在當時的情形下，出使遼國非常危險，甚至有性命之憂。很多朝臣看出呂夷簡這是有意報復、陷害富弼，歐陽修更上書宋仁宗，說唐朝李希烈謀反，顏真卿在宰相盧杞的排擠之下被迫出使，最終被李希烈用繩子勒死，如今讓富弼出使，也是一樣。呂夷簡扣下歐陽修的上書，宋仁宗沒有看到。而富弼卻對出使沒有絲毫懼怕，在進見宋仁宗時說：“人主之憂是臣子之恥，臣不敢忘記人主之憂貪生怕死”。

富弼前往遼國，經過艱苦談判，遼國同意和談，但需要交換“國書”，用檔案確定雙方責任、義務。富弼回國，請示宋仁宗、呂夷簡敲定了檔案內容，帶著“國書”再次去往遼國。但走到半路，富弼不放心，開啟檔案，卻發現自己要求新增的三條附加條件沒有寫進檔案。富弼連夜趕回京城，找宋仁宗、呂夷簡詢問為什麼沒寫。誰知，當著宋仁宗的面，呂夷簡竟說：“此誤耳，當改正。”這不過是失誤，改正過來就好了。

這也就難怪歐陽修激烈批評他“二十年間壞了天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