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善兼濟：中國士子的律己精神

胡立根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語出《孟子》，意思是，在不得志的時候要潔身自好，保持自身的品德修養，在得志的時候要使天下受到恩惠。

慎獨修身，達志兼濟

獨善兼濟，是孟子在他的著作《孟子·盡心上》中提出來的，原文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來人們將兼善天下改成了“兼濟天下”。這句話雖然由孟子提出來，但這思想應該還是源於孔子。或者說，獨善兼濟應是儒家思想發展的必然。

儒家之學，《論語》之學，是修身之學。整本《論語》，就是在討論讀書人怎麼修身，怎麼治國。孔子反覆強調，“吾日三省吾身”，要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安貧樂道；要求君子無論世道如何，都要保持自我品格，不可不擇手段追求富貴，君子愛財也要取之有道。要求君子見賢思齊，見善思及，要以仁為己任，居家則獨善，在鄉則孝悌，一旦有所作為，就要弘道，就要不辱君命。

儒家由獨善自然就提出了慎獨。“慎獨”一詞最早見於《禮記》的《大學》和《中庸》兩篇文章。《大學》裡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裡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的意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獨處時能謹慎不苟”（《辭海》），實際上就是獨善其身的意思。所不同的是，慎獨之說，告訴我們，獨善是有難度的，要慎之又慎。當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除非大奸大惡之人，一般總會表現出其善的一面，這是監督的作用。人一旦失去監督，往往就有可能為所欲為。這樣的善，實際上是偽善，是做給別人看的善，不是發自內心的善，因此，在《大學》裡就提出了一個“三綱八目”，其中“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正心”為“八目”之二。誠意是真善，真善就要慎獨。

說到慎獨，在《論語》裡有顏回的例子，《論語·雍也》裡面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還可能只是“獨善”，東漢有一個更典型的“慎獨”的例子。據《後漢書·楊震傳》記載，東漢時候，有一個叫楊震的讀書人，他到東萊去當太守，赴任途中，路過昌邑縣，這天深夜，這個縣的縣令王密，懷揣十斤黃金，到驛館前來拜會新任太守楊震，當他拿出黃金時，令楊震大吃一驚，楊震嚴肅地說，你怎麼能這樣做呢？不料這王密說，“夜深人靜，誰人知道？”仍然一個勁的將黃金往楊震懷裡推，這時，楊震義正辭嚴地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麼說無人知道？”王密只得慚愧而歸。這個歷史故事應該體現了“慎獨”的真實含義，為我們樹立了“慎獨”的典範。可以說，楊震的道德修養已經真正達到了“慎獨”的境界。

儒道修身，目的有別

但是，在儒家，修身不是目的，目的在齊家，在治國，在平天下。“獨善”、“慎獨”，最終要指向“兼濟”。

可以和道家做一下比較。

道家的人，也許更偏重自然的人，儒家的人更偏重社會的人。道家更重視自我的保身與舒泰，儒家更重視的是社會責任。道家做人，在乎一個真字，不妨率性；儒家做人，在乎一個“仁”字，或者一個“忠”字，強調責任。

比如，儒家和道家都強調“安貧樂道”，但是仔細分析這安貧樂道，在儒道兩家卻有很大不同。道家的安貧是絕對的安貧，是骨子裡的安貧，是反對物質享受，是要回歸原生狀態，他們認為那才是快樂的。儒家的安貧，本質上不是安貧，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家心中是想著富貴的，只是君子愛財須取之有道。所以只要有機會，只要合乎正道，富與貴不妨大膽爭取。在思考“獨善兼濟”的時候，也需要想想“兼善”或“兼濟”的“兼”字，兼是同時兼顧，兼顧的一邊是天下，那麼另一邊呢？應該是自身。所以，所謂兼濟天下，就是在自己富貴在自己得意的時候，你要考慮天下，你不能只顧自己快活，所以儒家的兼濟天下實際是孟子的“推己及人”思想的體現。可見，儒家的兼濟天下是有取富貴的意思，只是要以正道取富貴而已，只是在取富貴的時候，你不能只是為了自己去取富貴，你要兼濟，你要同時使天下的人也得到富貴。所以儒家的“安貧”是暫時的，是有條件的，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品德修養。不像道家的安貧，是永遠的，是徹底的，是無條件的。在道家看來，貧就是快樂，所以他們要絕聖棄智，要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要回到原始狀態去。

那麼“樂道”呢？其實二者也有很大差別。道家的“樂道”，樂的真是“道”，就是那個自然之道，是回到一種人生的自然的狀態，初始的狀態，然後自得其樂，在這種狀態下去享受生命的真正快樂。在道家看來，物質是外加的，文化是外加的，都不是人應該追求的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快樂是生命的自我體驗，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是順其自然的通泰的生命狀態。而儒家的“樂道”，實際上是樂“仁”，是以體驗“仁”為快樂，是以實踐儒家的道德規範為樂趣，這種樂是為“人”（他人）的樂，所謂“仁者愛人”。所以，儒家之樂是樂“人”之樂，道家之樂是樂“己”之樂。從社會的角度說，儒家是偉大的，儒家始終在為他人而活，為社會而活，是為建立一種倫理的秩序，所以，儒家也為自身之憂而憂，為自身之樂而樂，但正如范仲淹說的，這種為己的憂樂必須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果說儒家是偉大的，那麼道家是可愛的，如果說，儒家的樂是“倫理之樂”，是“他人之樂”，是“社會之樂”，那麼道家的樂，是“生命之樂”，是“自己之樂”，是“率性之樂”。所以，道家是生命哲學，儒家是倫理哲學。道家的安貧樂道，一定是迴歸自我，迴歸真我。儒家的安貧樂道，目的為回饋社會，影響他人，所以，兼濟天下，一定是儒家的必然選擇，或者說“獨善其身”的目的還在“兼濟天下”。所以，自強不息，慎獨兼濟，仁者愛人，等等，是儒家的必然。為什麼社會的主流會是儒家？為什麼民間偏向道家？當然是有原因的。儒者剛健進取、積極入世；道家遁世退隱、消極出世。各有得失，互為補充，表裡相輔，古代知識分子常常表現為外儒內道，以儒兼濟，以道修身。

孔偏獨善，孟重兼濟

這是說儒道的區別，如果從儒家本身來說，在孔子那裡，談個人修身談得更多，更偏重於獨善，也許是孔子所處的春秋這個封建制土崩瓦解的時代，這時代相對更黑暗，孔子的理想到處碰壁，周遊列國卻始終如喪家之犬，最後不得不退而授徒，在那個時代，兼濟的平臺太少。孟子的時代，雖然也還是黑暗的，但畢竟已是戰國，是封建制逐步建立的時代，所以孟子雄心勃勃，非常自信，在獨善的同時，有更多兼濟的機會吧，所以他提出了獨善兼濟的主張，他提出：“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且在獨善與兼濟兩者之間，他似乎更偏向於兼善，讀孟子處處都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他的大氣磅礴，他的浩然之氣。在他看來，什麼叫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不是得志便猖狂的人，不是有權有勢、攪得天下不安寧的人，而是澤被蒼生的人，行天下之大道者。讀孟子之文，總能受到一種鼓舞，總能讓人熱血沸騰。

修身養德，興亡有我

儒家的獨善兼濟，應該是鼓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且看看這些眾口傳頌的名言：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植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

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戴叔倫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

位卑未敢忘憂國——陸游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陸游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

還有兩段大家熟知的名言。

一段是諸葛亮的《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在這裡，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是獨善，淡泊寧靜是獨善，但是獨善的目的是明志，是致遠，諸葛亮所擔心的是“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可見目的就在於兼濟。讀書人獨善之時，在幹什麼？他不僅在“勵精”，不僅在“冶性”，更在讀書，更在廣才，更在成學。所以，諸葛亮傳說：“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獨善是為兼濟做準備。果然，你看當劉備三顧茅廬找到孔明，你看那隆中對，一個年紀輕輕的讀書人，竟然對天下大事瞭然於胸，分析精微。可見他在茅廬的獨善是做好了充分的兼濟的準備的。

另一段文章是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這篇文章，無疑表現了劉禹錫不慕名利、安貧樂道的高潔志趣與精神追求，但是，仔細讀讀文章，你當會發現為什麼“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聊友都是文化名人，所交殊非泛泛之輩。尤其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諸葛亮，三國傑出謀士；楊子云（楊雄），漢代辭賦大家；一武功，一文治。劉禹錫在獨善之時，仍然不忘其兼濟之志啊。

這，就是中國的文人，這就是在獨善兼濟的文化薰陶下的文人，他們一方面不斷完善自身修養，另一方面，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