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之父終將被其現代化之子所吞噬。 ——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在傳統敘事中，我們一直認為徹底的革命遠比不徹底的改革要好，革命敘事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這種敘事中，辛亥革命優於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則優於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

改革開放後，隨著主流價值的轉變，革命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不再被推崇，經濟發展、政治秩序以及穩健的改革成為新的價值取向。因此，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一股改革優於革命，清末新政強於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強於辛亥革命的反邏輯日漸被推崇，並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達到頂峰。

（走向共和就是支援改革優於革命的典型，其對李鴻章和慈禧進行了一定美化）

這種敘事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我們越走越錯，越走越糟糕，越走偏離真理越遠。

歷史無法重來，更不可能設立對照組與實驗組，且不論是不是有限的改革就一定比徹底的革命要來的好，從可行性上講，所謂的最受推崇的清末新政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這個問題做過一個統計，他發現，凡是實行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君主制國家，無論是清朝、奧斯曼這樣的大帝國，中東的伊朗，還是非洲的彈丸小國，幾乎無一例外都走向了革命。

而那些此前君主權力就有限的，比如英國、荷蘭和日本（還有很多類似的小國），則都走向了君主立憲，避免了顛覆一切的大革命，至少從已有的例項來看，實行官僚制的君主制國家現代化失敗並走向革命幾乎是必然的命運。

（英國人最終迎回了國王）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其中的邏輯，就會發現君主專制國家實際上存在著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他要維護穩定的君主專制，他就不能現代化，他如果要現代化，就必將政局動盪，最終車毀人亡。清末新政，根本不可能成功。

二、君主專制國家的不可能三角

對於君主專制國家來說，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及君主專制、政治穩定和現代化只能兼具其二，而不能三者兼有，因此，如果君主想要現代化，就必須準備面臨國內無窮無盡的反對和抗議，他將變成孤家寡人，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小撮親信進行統治，並且最終還是會走向車毀人亡。

（圖片為本人自制）

對於這種幾乎必死的結局，亨廷頓提到了三個原因

第一點是，君主專制國家君主掌握一切權力，掌握一切權力的同時也要承擔一樣的責任，而頭銜和權力的繫結也使得他成為眾矢之的。比如清朝鴉片戰爭後屢戰屢敗，那麼責任當然是清朝皇帝的，日俄戰爭失敗，沙皇尼古拉一樣承擔全部責任，因為有大權的只有你，出了問題不責怪你責怪誰？

而在英國、日本這種國際，本來君主權力就不大，權力主要掌握在地方貴族手中，因此“時政之弊，弊不在君。”君主沒有權力自然也不需要承擔責任，而沒有權力也使得新興利益團體想要爭取政治地位不需要和君主爭的你死我活。既然你不妨礙我們奪權，又何必為難你呢？因此對這種封建制國家來說，君主不僅不是他們獲取地位的威脅，反而是幫助他們維持政治秩序和彼此共識的紐帶。

這也是為什麼克倫威爾之後，英國人迎回了國王，日本的實權大名們願意擁立天皇作為偶像。

（日本擁立了天皇）

第二點則是君主專制國家很難得到體制外力量的支援，因為專制本身就是不允許體制外力量做大，這當然有利於君主統治，但當君主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時，他才會發現這有多難。

英國的現代化歷程，國王可以尋求市民階層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幫助，國王將他們封為官員，納入體制，在他們的支援下進行現代化。 相對而言，君主專制國家則無能為力，除了一小撮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學生、官僚、君主找不到任何支援。

第三點則是現代化培養的新興利益團體往往反對君主專制，現代化使得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傳播，而民權思想主張的人人平等明顯和君主專制有極大沖突，因此因現代化而產生的中產階層資產階層，往往對於政治參與有很高的要求，其典型代表就是要求進行議會選舉並對政府進行制衡，這，專制君主能接受嗎？如果接受，他還是君主專制國嗎？

（最終埋葬清朝的是新軍）

二、清朝的困境

亨廷頓說的三個原因，清朝全佔了，第一個，清朝皇帝大權獨攬，因此鴉片戰爭之後所有的恥辱，只能你朝廷來擔了，你權力這麼大，失敗的責任你不負誰負？

第二個，找不到體制外力量，光緒想要維新變法，除了康有為梁啟超幾個接受西學的書生，沒有任何有組織有數量的團體可以支援。清末新政，即使慈禧太后如此讓人敬畏，但依然受到巨大阻力，廢除個太監，改變個禮儀都難上加難。

在英國，君主可以透過收編市民和商人這種體制外力量，給予其好處（封官）來對抗封建貴族，而清朝皇帝呢？中國早就實行了科舉，全國的精英都有合法正常的途徑透過考試升官發財，這種情況下，他們有什麼動力支援你普及新學，改革教育？

因此，清末新政一說要廢科舉，天下的舉子云集北京，哭天喊地，還有不少尋死者。試想如果今天說所有的考試都不考英語了，那麼那些苦心培養孩子英語的家長和擅長英語的學生恐怕鬧得不會比當年的舉子小。（如果不考政治影響更大）

歐洲實行階層固化的貴族制反而為建立現代化官僚制創造了條件，正如亨廷頓來說，傳統的憑關係選拔過渡到現代的憑成就選拔遠比傳統的憑成就選拔到現代的憑成就選拔容易。

遭到最具權力的官僚階層反對，皇帝改革就很難了，那麼他能不能找農民幫忙呢，恐怕也不可能，農民固然歡迎事關他們利益的土地改革，但是現代化其他的教育改革、文化改革、政治改革、他們通通不關心，君主在這些事務上得不到他們的任何幫助。

第三點，清朝更是糟糕，即現代化必然帶來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而清朝恰恰不能容忍這兩種思潮，清朝是少數滿族統治大批漢族，一旦民族主義思潮擴散，漢人會甘願讓所謂“蠻夷”騎在頭上嗎？作為一個外族政權，這是他無法解開的死結。

民權思想更不用說，現代化帶來自由平等的理念，君主專制顯然與其不符，那些接受現代化思想的人，無論是維新派的康梁，還是革命派的孫中山黃興，實際上都不支援君主專制，只不過前者還主張保留君主，後者乾脆君主都不要，但是有哪個君主甘願讓權呢？不讓權的結果就只能是爆發革命。

三、君主制之父被其現代化之子所埋葬

清末新政，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三角，廢除科舉大興新學，使得全天下希望透過科舉考試升官發財的學子心寒，他們為了飛黃騰達讀了一生四書五經，如今，你突然說不考了，這算什麼？這時候才學新學，對於思維已經固化的他們，談何容易？

至於開議會搞立憲，滿洲貴族又不願意放權，給了大家希望在關鍵時刻又將其撲滅，這樣的行為怎麼能不激起革命，要知道，新興的資產階層和市民支援所有現代化改革，但唯獨不支援君主專制，他們是現代化最堅定的支持者，但堅定支援的結果就是推翻君主專制這個最不現代化的制度。

更諷刺的是，最終起到一錘定音效果徹底埋葬清王朝的恰好是其用來作為政權中堅力量的新軍，這些文化水平較高，早已接受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青年，早已視清朝為不合法，其推翻清朝，早已是命中註定。

正如亨廷頓所說，君主制之父終將被其現代化之子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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