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劇照

隨著《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的熱播，激發了很多人對秦國以及春秋、戰國這段歷史的探尋，夢想著回到那個英雄浪漫的時代。

然而，電視劇終歸是電視劇，其劇本也是根據孫皓暉先生所著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既然是小說難免不客觀，有作者臆想與偏愛的內容，比如在第一部中關於申不害經歷以及與商鞅的對比。劇中提到兩人有一個二十年的約定，最後是以商鞅使秦強大，申不害死於馬陵之戰作為約定的終結。可是事實上，申不害並沒有死於馬陵之戰前的都城保衛戰中，而是自然死亡。

不但如此，根據史料記載，韓國正因申不害的出現，呈現出鼎盛之象，申不害當政期間，韓國擺脫了多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

申不害相韓之前

《史記·韓世家》：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硃。

申不害相韓之後

《史記·韓世家》：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三家分晉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偌大的晉國，最後為趙、魏、韓三家分而治之。然而，這三家之中，韓國所得土地最少，後雖滅了鄭國，遷都新鄭，但此時的魏國在李悝的主持下，已然成為了戰國首位霸主。韓國面對如此強鄰，只有俯首聽命，而且它所處的位置為六國所包圍，發展空間小，隨時都要面臨各國的侵伐，想要壯大更是難上加難。

直到申不害來韓，輔佐了當時的昭侯，才逐漸扭轉了這種局面，漸漸有了鼎盛之象，列國之中也有了“勁韓”的威名。

戰國七雄勢力分佈圖

那麼，申不害究竟是如何做到呢？萬里將為您細細講解。

時勢三重奏

第一重，士階層的逆襲

“東周分兩段，春秋與戰國。”

自平王東遷之後，中國進入了東周時期，而歷史界很少這樣稱謂，一般會將其分開來說，以三家分晉為分界線（歷史界主流觀點），前半段稱“春秋”，後半段稱“戰國”。如果說春秋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那麼戰國就應該是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大裂變時代，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士階層的流動與變化。

西周時代，士階層屬於最底層的貴族，可以世襲罔替，一般按照宗法制由嫡長子繼承，即為大宗，其餘庶子則淪為國人，即為小宗。由於除奴隸之外，他們的身份最低，平日裡要經常被上面的貴族剝削，而且隨時有奔赴戰場的可能（按照國野制，國人以及一部分士階層，有保衛社稷的義務）。這種情況，到了春秋時期才有所改觀。

春秋時代，隨著孔子廣開有教無類的私學，使很多平民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力，同時隨著周王室的衰敗，很多累世貴族瀕臨破產，不得不被迫謀生，他們擁有著深厚的學識，又有對功名利祿的熱切渴望，積極入世，投奔名門。正因為這兩條通道的開通，使得整個士階層壯大起來，比如以前幹木匠的突然轉行了，幹起了教育（墨子是木匠出身），因此造成了知識的廣泛傳播，很多名門的養士之風也漸漸興起。

戰國時代，文化傳播已經到了相對繁盛的階段，士階層空前壯大，而且其實質也發生了空前的變化，不再以血緣繼承為依託，而是以學識深淺為依歸，加之各國兼併戰爭悄然奏響，各國國君為國家強盛，求賢若渴，而那些苦讀多年計程車人，也想憑藉自己的學識“易天下”，因此造就了很多布衣士人一夜之間成為國家棟梁的景象。這個時候計程車階層已經從貴族最底層一躍走上了政治舞臺的中央，比如李悝、商鞅等人，他們左右著一國軍政，也影響著戰國大勢。

士階層就這樣以一個不起眼的階層，經過百餘年的發展，終於逆襲成為了連各國國君都深為忌憚與倚重的龐大階層，完成了華麗的轉身。而作為士人階層中的一員，申不害也想憑藉自身所學，乘著這股鉅變的東風，一展抱負，執掌一國大政。

孔子畫像

第二重，不可阻擋的變法大潮

然而，事情當真如此簡單嗎？雖然有士人成為一國宰相的先例，但這些人皆是驚才絕豔的有識之士。戰國時代，是一個講求實際多過講求虛名的時代，並非一個人名氣大就一定能成為君主的肱股之臣，而是在於這個人的學識、理論以及能力能否讓一個國家迅速強大。

根據史料記載，申不害原為鄭國賤臣，後鄭國為韓國所滅，申不害自然也就成為了韓國的臣子，其實質並未變化，依舊是一員小吏。所以，憑藉出身取得相位是不可能，唯有憑藉自己的才能。

申不害所習的是法家的術治說，法家共分三派，慎到的“勢”派，申不害的“術”派，商鞅的“法”派。其中慎到與申不害同出一源，皆來自於老子的道家學說，是從道家衍生出刑名之學。慎到偏重於加強君主權威，而申不害則偏重於對臣下的管控。

開篇之時，我們就曾提到“三家分晉”的典故。趙、魏、韓三家本為晉國臣子，壯大之後將晉國分而食之。當然，這些只是表面現象，我們若深究其裡，不難發現這裡面有一個制度轉換的問題。

晉國作為春秋時代的霸主，之所以走向滅亡，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宗法制逐步解體，君主集中制與官僚制相應建立，而作為君主沒有找到適合的管控方式，以致君主日微，臣子日強。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管理者的實際需要，原有的靠血親維持的管理機制已然不奏效了，君主們需要找到一種更為有力的管理方式，來駕馭臣子，鞏固權威。事實證明，哪個國家的君主集中制越完善，哪個國家越強盛。因此，每個國家的君主都在有意識無意識之間，尋找鞏固君主集中制的方法，或是這方面的人才，其中三晉的表現尤為突出。

正因韓國對於此種人才的渴望以及想要變強的決心，才給予了申不害這個機會，可以讓他一展所學。

三家分晉

第三重，陷入困境的韓國

正當申不害準備一試身手的時候，韓國正巧新君即位，史稱“韓昭侯”。然而，此時的韓國形勢極為不利，魏國為固守天下霸主的地位，尋釁欺負周邊的國家，其中韓國被列為重點入侵物件。同時，齊國也在東方崛起，這就必然出現“魏齊爭霸”的局面。

無論是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還是國與國之間的實力懸殊來說，趙國、韓國都必然會被裹挾其中，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兩次戰役“桂陵之戰”與“馬陵之戰”。這兩場戰役讓魏國徹底失去了霸主地位，而齊國成為了超強大國，坐上了霸主之位。那麼，韓、趙兩國自是受池魚之殃，損兵折將，國力因戰爭而耗損。

馬陵之戰

申不害的手腕

前期的籌謀

面對國力不振的局面，韓國除了變法，沒有他途可走。前有李悝、吳起之變法，皆讓魏、楚兩國一嘗強大的滋味，在韓昭侯的心中，自然也希望國家可以在他手上得以強大，成為山東另一個超強大國。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當然再美好的願望，也需要找到合適的人來實現它，否則只是空想罷了。

如果說“變法”是開啟強大寶庫的鑰匙，那麼首先要找到握有這把鑰匙的人，申不害當然就是這個人。然而，他當前的身份只是一名小吏，有誰能夠注意到他呢？

根據相關資料以及《戰國策》上的記載，申不害曾在魏國進攻韓國之時，出過一些謀劃。

韓昭侯四年，魏國進攻韓國，韓國群臣無計可施，這時申不害向韓昭侯建議，希望韓昭侯可以拿著玉圭去覲見魏惠王，示其以弱，而根據申不害的分析，魏惠王是好大喜功之人，喜歡聽奉承的話，必然會欣然接受。韓昭侯從其計，果然魏韓兩國重新締結了友好邦交。也因為這件事，申不害進入了韓昭侯的視線，被任命為韓國的外交官，處理邦交事務。

第二年，魏國伐趙，包圍邯鄲。當時韓國上下出現兩種聲音，有人說出兵救趙，有人說不救。申不害則是先是鼓動趙卓和韓晁，遊說韓昭侯出兵救趙，以此來觀察韓昭侯的態度。他在摸清了韓昭侯意圖之後，再次進言，聯齊伐魏之策。這件事果然得到了韓昭侯的大加讚賞，申不害因此事終於在朝堂之上有了一席之地。

韓昭侯八年，韓昭侯經過前期的準備，終於任命申不害為相，韓國正式拉開了變法的序幕。

申不害影視劇形象

申不害的“三板斧”為韓國爭得了一席之地

1.第一斧：整頓吏治，加強君權

在申不害上臺的時候，韓國的政權依舊操持在擁有大量封地、私人武裝的貴族手中，韓昭侯作為國君，很多時候還要看對方臉色行事。韓國雖然和人聯手幹掉了晉國，但晉國時期的弊病依舊存在，可是韓國不是晉國，現在也不是春秋，前人犯過的錯，韓昭侯不想再犯，也不會再犯。

其實，韓昭侯與申不害都明白，韓國想要騰飛，必須要甩開這些“包袱”。

哪些包袱？其中強大的莫過於俠氏、公釐以及段氏三大強族，他們樹大根深，有地有人有武裝。

常言道，樹大招風，既然他們最強大，那就拿他們開刀。

上任之初，申不害就在韓昭侯的支援下，收回了他們的特權，毀其城，將其財富全部充公。沒有了土地、武裝以及錢財，這三大家族自然也就沒有了與國君叫囂的本錢，而韓昭侯也終於擺脫了他們的掣肘，可以繼續自己的千秋大業。

然而，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簡單，家族雖已不成威脅，但放眼看去，機構之中皆是這些貴族子弟，平日裡尸位素餐，不務正業，空拿國家俸祿。

申不害緊跟著出臺了按照功勞與能力大小，選任官員的命令。這一命令的下達，使得有本事者紛紛投效，無能力被迫退出，整個官場上一掃往日陰霾，行政效率空前提升，國家因此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2.第二斧：整肅軍紀，訓練新軍

戰國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任何一個稍具實力的國家，都會有一支或數支可堪打仗的軍隊。

有軍隊，自然要有統帥。一般來說，在春秋時期，統帥通常由一國的丞相擔任，所謂“出將入相”就是這樣來的，很多名士將其視為自己的最高追求。但到了戰國時期，這種情況有所轉變，一方面是官僚體制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是戰爭多發，整個國家需要專門的軍事人才予以統帥軍隊，以適應迅速變化的時局。

當然，上述所說的是一種宏觀現象，而具體到每個國家時，這種情況又會隨著形勢的需要而有所轉變。申不害就是這樣，他不但是一國之丞相，而且自領了上將軍一職。萬里認為，這裡面有一個便宜行事的問題，既然申不害作為變法的總執行人，自然要給予相匹配的權力。

成為上將軍之後，申不害就將這“第二斧”揮向了軍隊方面。這時，申不害的目標是訓練一支新軍，此時兵源成為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按照韓國當時的情況，國君的手下有一支軍隊，他們歸國君調配，屬於國兵；而從三家家族那裡還收繳了一批私兵。申不害需要將這兩種兵源合為一處，再加以訓練，最終歸國君統一調遣。

經過申不害嚴格的訓練，以及整肅軍紀，終於訓練出了一支聽命於國君的軍隊，韓國的戰鬥力隨之大漲，雖不足以稱霸，卻可震懾諸侯，令周圍的國家不敢再隨意侵犯。

3.第三斧：重視農業，鑄造鐵器

在申不害看來，農業是為立國之本，任何一個國家發展都離不開農業。先前魏國稱霸，也是因為李悝提出的“盡地力之教”的說法，使得魏國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生產糧食。所以，申不害也極力主張百姓開墾荒地，多種米糧。

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視冶鐵製造業，大量打造兵器以及鐵製品。這件事在戰國來說，絕對算是一個“殺手鐧”。當時屬於大爭之世，兵器屬於消耗品，無論是自己用，還是販賣給其他大國，都可讓韓國賺的盆滿缽滿，國力大增。而鐵製品則更為重要，說到底井田制的瓦解，與鐵製品的出現脫不開關係，擁有了犁地更深的鐵器，其國家土地的開墾度就越高，國家越繁盛。

這三板斧砍下來，韓國終於擺脫了弱國的頭銜，全國上下有了“勁韓”的氣象，而韓國也因此在申不害執政的十五年間，平穩順遂，諸侯不敢侵擾。

戰爭寫意畫

變法舉措的理論基石：術治說

令韓國強大的變法舉措，上文中已經說明，現在我們來探討一下這些舉措之下的理論基礎——術治說。

申不害的術治說，其中主要觀點記錄於《申子》一書中，只可惜大部分已經亡佚，現存的只有《群書治要》中“大體”一篇。透過對“大體篇”以及《韓非子》的分析，我們可以窺探其中一二。

根據申不害早年的求學經歷以及師承，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變法脫胎於黃老之道。他將老子提出的“清靜無為”與君王權力結合到了一起，從而提出了“術”的概念。所謂“術”，有學者將其解釋為“權術”，萬里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因為“權術”一詞存在略貶的意味，而從申不害的初衷、改革措施以及結合當時戰國時代的大背景來看，與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者是有區別的。它在表面上固然是一種鞏固君權、控制臣下的手段，而實質上是能夠確保封建官僚系統有效執行的一種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後被韓非子整理並保留了下來，一直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所使用，並隨著朝代的變遷，而越發完善。

申不害的術治說，共有兩個主要方面，從方法來分，一為陽術，一為陰術。陽術指在表面上所施行的方法，陰術指在暗中實行的手段。（為行文方便，以下僅稱“陽術”“陰術”）

1.陽術：正名責實

從改革的“三板斧”來看，申不害的第一斧就砍向了吏治問題。這件事在如今看來，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而在戰國時代，卻是君主們的剛性需求。以往的血緣關係無法維繫了，君主與臣子之間，更多的是君臣關係，而不是親屬關係。換句話說，在西周、春秋時期，是先親而後臣的，到了戰國，則是先臣而後親。很多強臣與君主之間並沒有血親關係，二者只是因為彼此意氣相投，為實現理想才因緣際會的，當然並不排除君主為了加固這種關係，而採取聯姻政策。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君臣之間的結親，只是一種政治手段，並不能起到駕馭的作用。誠然，君主鑑於國家政權的穩定性以及發展，他必須尋找到除聯姻之外的有效管控手段。

基於這種需求，申不害適時提出了“正名”的主張。在他看來，確定名分是極為重要的，為了佐證自身的主張，同時引用了堯與桀的例子，進行正反論證。

《群書治要·大體篇》中有這樣兩段記錄：

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

其實，“正名”一詞並非是申不害首創，其中孔子就提出過“名不正則言不順”的主張。只不過，二者因所處的時代不同，其主張名稱雖然相同，但實質卻是迥異的。

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於春秋時期，那時禮崩樂壞，君臣僭越的事情時有發生，面對此種情況，孔子痛心疾首，為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室，周遊天下奔走列國，推行自己的主張，其中他明確提出，諸侯的等級要十分明確，且處在哪種等級，做哪些事情，不能有逾越禮節，也不能更改貴賤，即貴族永遠是貴族，庶民永遠是庶民，以求能恢復到西周時良好的社會秩序。

然而，申不害所處的戰國時代，分封制、宗法制已岌岌可危，而君主集中制與官僚制度陸續建立，一支全新的官僚系統隊伍悄然誕生。因此，申不害的“正名”，更像是一種維繫制度穩定的總原則，無限趨近於“法”，又因其形式是公之於眾的，需要臣民去奉行的，因此稱之為“陽術”。

只不過，這種“法”是不全面的，不同於商鞅建立的細密律法，而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限定性，即主要用於整頓官僚隊伍。申不害認為，想要整頓吏治，必須先要明確官員的官稱、官級以及主要職責，做到名實相符，並要編寫成文，頒佈發行，以此可以作為依據，進而查勘臣子的政績，如遇到政績不佳，甚至瀆職、貪汙的情況，予以罷免。這就是“正名責實”的具體體現。這個舉措不但可以有效管理官吏，做到有章可循，而且可以清除殘餘貴族尸位素餐的情況，有利於國家行政效率的提升。

《群書治要·大體篇》：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

《韓非子·定法》：申不害言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君臣之能者。

正因申不害“正名”主張的提出以及一系列的整頓吏治，使得整個韓國上下呈現出蓬勃景象，官員的任免更多的是量才任官，而不像之前那般憑藉家族出身或貴人的推舉。

《戰國策》中記載著這樣一段故事，可以作為輔助說明。

申不害曾為了給其堂兄封官，求到了韓昭侯那裡。韓昭侯反問申不害，按照才能、功勞大小，來選任官員，這是你教給我的，如今你又帶頭破壞，是何道理？申不害聽後，連忙向韓昭侯請罪，請求處罰。

2.陰術：君主無為

戰國時期，隨著君主集中制度的加強，各國國君都比先前更看重手中的權力。只有牢牢地掌握權力，才能讓一個國家不至於生亂，才能將力量更好地集中，其舉措可以更快、更好的實施。那是一個拼速度、拼實力的時代，如果一個好的政策不能快速落地施行，而是陷入沒完沒了地討論之中，那麼國家就隨時有可能為他國所兼併。出於對國家的負責，君主們也必須讓權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裡。

申不害的“正名”主張與整頓吏治，雖然已經讓君主體會到了權力的魅力與作用，但還有一個問題成為了收攏權力最大的阻礙。舉個形象些的例子，一艘郵輪平穩地行駛在大海中，郵輪的管理十分嚴格，船上的每個人都按照操作手冊上的指示，小心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然而，作為郵輪上的最高長官，船長，他似乎並不滿意，他需要讓所有的船員只聽他一人指揮，而不是一份操作手冊。

寫到這裡，相信很多人已經明白我要表達的是什麼了。郵輪就是韓國，海洋就是戰國時代的亂流，而操作手冊就是寫在表面的律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名分”，而那位船長自然是韓國的君主，也就是韓昭侯。律法可以管控官員、可以管控庶民，可以管控天下人，卻獨獨不能管控韓昭侯，韓國的君主。這就是申不害“術治說”的另一個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利用一切手段，讓君主凌駕於律法之上。這件事在現在看來，是自相矛盾的，而這卻正是符合君主集權的核心本質。同樣，這也是“術治說”不同於其他兩家最大的地方，商鞅的“法治說”將律法提高到了超然地位，而申不害的律法則是一種為君主所用的律法，所以有人稱其為“打折扣的法家”。

為了平衡君權與律法之間的關係，申不害從黃老之學中，引出了“無為治國”的主張。這種“無為”並非是無所作為，也不是單純的隨勢而行的不強為，而是一種表面無為，實則多為的治國方式，就像一個學霸表面上打遊戲不學習，暗地裡拼命學。

（1）不專寵，廣言路

申不害認為君主應該多聽多看，而不是隻聽一個人的意見，因為一個人難免會矇蔽聖聽，這樣長此以往，國政會陷入到臣子之手，而國君也會因訊息來源的單一，而漸漸失去“獨斷”的權力。

其實，這種情況在春秋時期並不多見，因為當時分封制尚在，各大貴族依舊充斥於朝堂之內，國君的權力依舊受到多方面的制衡，所以，想要“專寵”是十分困難。

可是，到了戰國之後，分封解體，貴族難再，君主權威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因為權力喪失了直接制衡的力量，所以很多國君會憑藉好惡行事，“專寵一人”的情況也會因此而出現，申不害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才提出了廣開言路的主張。

然而，這種廣開言路並非是“復古”之流，而是一種更為加強專制、鞏固君權的手段。君主透過這種方式，可以有效地均衡朝堂權力，以避免強臣篡權的情況出現。在申不害的觀點中，國家之大亂，多起於強臣，而非庶人百姓。這種觀點是符合時代特性的，畢竟篡權之事不只三家分晉這一件。因此，這種方式是有利於維繫國家穩定的。

《群書治要·大體篇》：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

（2）放開手腳，委任臣下

在申不害看來，君主的任務是制定綱領與管理臣子，而不需要事必躬親。只要君主將綱領制定好，就要放手交給下面的人去實施。至於實施的好壞，自有相應的法規予以評定賞罰。換句話說，君主的能力應該體現在管理上面，而臣子的能力則體現在做事上面，如果君主去做事，反而會因做不好事，而影響一國之發展。

從下文的原話中，我們不難發現，申不害的論斷已然明確了君與臣的上下等級關係，規定了二者各自的職責，制定了一個基本方針，這對於初步建立的以君主為首的官僚體系制度，不啻為一個強有力的補充。透過這種方針的確立，君主對於臣子的日常管理，再不需要依靠純粹的血緣關係，只需要下達命令即可，更有利於提高臣子的主觀能動性，做到人盡其才，減少人才浪費，更為符合紛亂多變的時代需求。

《群書治要·大體篇》：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3）示人以弱，隱藏自己

這第三點最重要，他主張君主應該表現出“愚”“弱”等特性，即便是知道的，也要說自己不知道，清楚的，也要表現得不清楚，如此可以極好地隱藏自己，令臣子摸不著頭腦。待臣子犯錯時，就可用法規來處罰他，即便有事情發生，也可從容應對。這一點就如同《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帝的做法。

該觀點起源於老子的“守靜”“柔弱勝剛強”的理論，其具體表現為“去視”“去聽”“去智”。然而，這件事說起來容易，真正實踐起來非常困難。在《韓非子》一書中，就曾記錄著韓昭侯有時無法做到上述三點，而申不害勸諫的內容。

申不害之所以提出此類主張，一方面出於統治群臣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儘可能的保護君主的安全性。君主透過有效隱藏，可令自身更具有神秘色彩，對於加強君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此種方法也存在一定問題，那就是會使得下面的官吏由於無法準確理解君主的意圖，而終日陷入對上的揣摩之中，進而影響了行政效率以及國家的發展。

《群書治要·大體篇》：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

老子騎牛圖

術治說的弊端與後人的詬病

申不害變法真的失敗了嗎？

這個問題，至少要從兩個方面並結合商鞅變法兩相對比來回答，第一，變法所取得的成效；第二，變法的理論基礎。

我們先來看看變法所取得的成效。從《史記》的記載來看，申不害的變法極具成效，讓韓國在十五年間未被諸侯侵犯，在某種意義上算是成功了。然而，從歷史貢獻來看，最後變法成功的是秦國，因為只有秦國從七雄中勝出了，完成了一統，終結了諸侯紛爭的局面，其歷史功績非韓國所能比擬。從變法的延續性上來看，只有秦國的變法，為其繼任君主延續了下來，且不斷完善、加強；而韓國自申不害、韓昭侯相繼去世，其變法也因此終止，韓國再次走回了原來的老路上去。綜合上述，申不害變法只是取得了短暫的階段性的勝利。

究其本質，在於術治說並非純粹的法家，也並非純粹的法治，表面上是法治，實際上是人治。其中的君主無為，對於君主的要求非常高，並不是每個君主都可以做到。這也是申不害、韓昭侯相繼去世之後，韓國國力再度衰弱的主要原因。而商鞅的法治思想，卻具備完整性、可操作性等特點，易於統治者所掌握，故而可以延續下來。

綜合相關資料，我們不難發現在申不害的意識形態中，他雖偏重於術的運用，但並非全然沒有法的依託。他是既重術，也重法的，比如他按照職能與業績來授予官職，並且行文使之成為規定，這一點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也符合“術”的要求，此時“術”與“法”是相互結合的，術即法。然而，這件事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保證君權的至高無上性，一旦二者發生矛盾，術與法則會相互分離，用術以遏法，比如“獨斷”“獨聽”“示弱”等舉措，以確保君權不受侵犯。從申不害的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出，勢與法是天平的兩端，一頭擔著君權、君王；另一頭擔著法度秩序、百姓，而中間左右其平衡的就是術。

這種看似“討巧”的辦法，實則需要對“術”的高超運用以及使用者具備聰明才智，因為一旦使用有誤，“術”會變為“法”崩潰的誘因。律法之所以強大，在於其公正性，而“術”的出現會破壞這種公正性，這樣不但使律法淪為完全服務於統治者的統治工具，而且會引發國家動盪，倘若被有心之人利用，必會掀起“復辟”風波，使變法取得的些許成績付諸流水，此為“術治說”最大的弊端。

相對而言，商鞅的法治說則沒有這方面的擔心，自始至終完全依託於“律法”這一條主線，自可維護律法的公正性，也是秦國可以快速凝聚人心的奧秘。同時，其法治說更具備進步性，能夠更為深入地紮根於民間，充分調動民眾的主觀能動性，將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進行有效捆綁，促使普通民眾也可積極投身到為國盡忠的行列中來。總之，申不害的術治說只停留於君主、上層官僚之間，而商鞅的法治說則是將民眾，這一社會的最大群體，盡最大程度地包裹其中。

透過兩相對比，我們可以這樣說，申不害變法在整個歷史發展程序中，屬於變法失敗案例。

最後有一點需要特別提醒諸位，以上比較僅限於變法本身，而非申不害與商鞅二者的比較。兩人皆是國家棟梁，分別執掌一國軍政，才智方面不相伯仲。申不害之所以在韓國實行術治說，除了是自身所學之外，也是符合韓國國情的，當時的韓國民富而國弱，其中大部分資源都握在老貴族的手中，而官場上腐敗成風，因此需要先從整頓吏治入手，來拯救國政。商鞅選擇的變法之途，則更符合秦國當時國窮民弱的國情，透過律法的制定，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從事耕戰活動，以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困境，使國家走向強大與富庶。

術治說淪為了“陰謀者”的工具

由於君主專制的不斷加強，許多統治者或權臣將其視為鞏固自身權力的工具，因此術治說在後世幾乎與“權術”“陰謀”等同起來，備受後人詬病。或許連申不害自己都沒有想到，本來是強國之策，卻因時代的不同，世人的誤讀，逐漸走向了民眾的對立面。

權力就如同一個巨大的漩渦，充滿著風險與誘惑，稍有不慎，就會泥足深陷，無法自拔。很多飽讀詩書、聰明絕頂之人都無法倖免。

為了生存與所謂的“勝利”，他們會死死的抓住救命稻草不放，而這株稻草就是術治說中的陰術，此時的陰術，早已枝繁葉茂，更為完善。由於其優勢在於見效快，立竿見影，可以快速收攏權力，且方便操作，深受各朝代很多弄權者的青睞。初嘗勝利的滋味之後，他們更加欲罷不能，漸漸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逐漸地，他們利用陰術排除異己，無惡不作，將原本和順的朝堂，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甚至威脅到國家的安寧都不肯罷休。因此，尋根究源，很多人就會認為是術治說的問題，進而橫加指責。

然而，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申不害的術治說，是因時代的變遷以及新制度的建立，從而萌生的產物，它在維穩封建官僚制度以及君主集中制中貢獻了寶貴的方法與經驗，不僅減少國家動盪，惠澤民生，而且扭轉了一國之政，因此我們應當給予它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綜上所述，在萬里看來，術治說只是隨著新制度萌生而為制度服務的一種具有瑕疵的方法論，且並非是唯一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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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韓非子》《群書治要》《戰國策》《史記》《論語》

《先秦政治思想史》《十批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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