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宋朝是我國古代傳統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伴隨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傳統金融業在宋朝也有了新的發展。

在經濟繁榮的大背景下，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時期重要經濟門類的借貸業也迅速發展，高利貸行業更是成為了借貸業的主流。

宋代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高利貸思想，一派以“利出一孔”為指導思想，認為國家政府應該控制高利貸；另一派則大力推崇“貧富相資”理論，認為高利貸是發展是歷史的必然，政府對高利貸應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冠絕古今的宋代經濟，讓高利貸產業在宋代發展的十分迅速，逐漸形成了官、商、地主三位一體的高利貸群體

宋代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宋代的借貸業發展的十分迅速，逐漸融入到宋朝的方方面面，而在借貸業的眾多表現形式之中，高利貸就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之一。

高利貸是指索取特別高額利息的貸款，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宋代的高利貸利息雖然有所下降，但是高利貸的利率也十分驚人，嚴重損害了債務人的經濟利益。

它產生於部落聯盟時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之中，高利貸是人與人之間信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之前，沒有完善的現代銀行制度時，民間的借貸都是利息很高的高利貸。

由於經濟的高度繁榮，使得宋代高利貸的活動非常猖獗。最初宋代的高利貸者，大多為封建地主階級，他們的放貸物件大多為底層農民。

由於宋朝的土地兼併現象嚴重，普通民眾只擁有很少的土地，一旦遭遇天災人禍，緊靠土地的微博收入根本不足以滿足民眾的日常生活。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只得透過借取高利貸來維持生存。由於底層民眾的基數十分龐大，讓地主階級透過高利貸得到了數目十分巨大的財富，在這些財富的支撐下，使得宋朝的高利貸業務發展的越來越快。

到了宋朝中後期高利貸者的足跡隨處可見，從鄉村到城市，從偏遠州縣到首善之區，到處都是高利貸活動的場所。

由於高利貸利潤豐厚，不論是官府和官員，還是寺觀和僧道，亦或者是商賈鉅富，無不從事高利貸及其相關活動。至於以典質為主要業務的“錢民”和“庫戶”等機構，在經營高利貸中就更加活躍了。在宋代私人高利貸活動中，已經形成了以“庫戶”、“錢民”等機構為中心的巨大高利貸網路。

並且宋朝的地主商人官僚透過這張網路逐漸融合，向封建勢力轉化，形成了官商地主三位一體的高利貸群體。在宋代社會經濟結構中，這一群體成為了一個重要勢力，對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王安石變法前後宋朝社會逐漸產生了兩種思想，分別為法家思想主導的主張官府控制高利貸的“利出一孔”思想和道家思想主導的認為官府對高利貸應該採取放任自由政策的“貧富相資”思想。

“利出一孔”思想希望國家政府幹預借貸，所以得到了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的大力推崇，但由於觸及了封建權貴的利益，最終只得走向沒落

最早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是春秋時期的齊國名相管仲，這種思想主張國家政府採用強制手段擠壓私人借貸的經營空間，以謀求將借貸行業收為國有，為國家服務。

透過政治權力與高利貸結合，讓政府這張無形的大手來改變國家的高利貸趨勢走向，以達到讓打壓高利貸的不良風氣以及讓高利貸為國家提供財政收入的目的。

“利出一孔”思想在以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之中廣泛流傳，主要原因是因為高利貸的獲利十分豐厚，甚至佔宋朝國民生產總值的一至兩成。並且高利貸產業的存在極大的壓縮了宋朝底層民眾的生存空間，使得民間資產大量聚集在小部分人的手中，對社會的穩定產生了極大的危害。

同時這種高利貸業務還迫使農民將自己的土地做抵押來換取貸款，在許多農民無法償還貸款的情況下使得所抵押的土地被放貸者吞併嚴重加劇了宋朝的土地兼併現象。如果國家政府能夠將這份收入收歸國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宋王朝的財政赤字，還可以改善宋王朝的社會環境，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將這種思想貫徹到了極致。宋神宗在位期間推行了王安石變法，變法之中的《青苗法》就是國家干預借貸政策的集中體現。

《青苗法》將宋王朝的救濟政策改成了借貸形式並常態化開展，這種政策形式的利率比民間的高利貸低得多，並且不需要用土地進行抵押，大大的減少了民間高利貸的受眾群體，擠壓了私人借貸的經營空間，對民間高利貸群體驚醒了沉重的打擊。

《青苗法》在打擊了民間高利貸的同時，也讓宋代的高利貸行業的體系不斷完善，讓宋代的高利貸行業變得更加規範。

不過由於王安石變法觸及了宋朝頂層權貴的根本利益，在宋神宗去世之後王安石變法所推行的諸多法律全部被廢除。隨著變法的失敗，盛極一時的“利出一孔”思想流派也逐漸走向沒落。

“貧富相資”思想對王安石變法加以批判，使它成為民間高利貸群體用來攻擊王安石變法的輿論武器

“貧富相資”思想與“利出一孔”思想是完全對立的兩種思想，“貧富相資”的思想主張國家不干涉借貸，反對政府運用政治手段與打壓私營借貸。

這種思想學說在北宋以蘇轍，司馬光，韓琦等反變法派為代表，他們認為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認為上至下於對於借貸不同的做法是造成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貧富差別、貧富相保是歷史的常態，國家不應該用強制手段去改變社會走向。

毫無疑問，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是好的，他們用老莊思想來讓社會自然發展，以求達到天下大同的目的。同時這種思想也體現出了民間高利貸與官營借貸相比的優勢，這種思想強調私營借貸的確存在更為靈活優勢，借貸雙方交易成本比官營借貸要低，所以他們認為官府不應控制借貸業，而應讓民間借貸 業自由發展。

但是，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推行，民間傳統的高利貸行業在受到了嚴重衝擊之後，為了尋求自保，開始在輿論方面譴責此次變法。

由於“貧富相資”思想完全符合民間高利貸者的經濟利益，並它的支持者們大多在根本上反對王安石變法，這讓許多高利貸產業者大肆宣揚“貧富相資”的思想，以求站在輿論的制高點來譴責王安石變法之中打擊民間高利貸產業的法律條文。並希望這種做法可以引起宋神宗的重視，終止王安石變法。

隨著這些人的宣揚，使得最終呈現在世人眼中的“貧富相資”思想有了一些不一樣的味道，逐漸成為了民間高利貸群體的道德武器，成為了他們的保護傘。並且，這種思想完全符合宋朝頂級權貴的根本利益，被這些權貴大加推崇，這也就讓王安石變法在輿論上完全處於下風。

隨著宋神宗的駕崩，王安石變法也面臨著失敗的局面，在新法被廢除之後，民間高利貸者對“貧富相資”思想的傳播並沒有停止，這也讓它在後世的思想中逐漸成為主流，佔據了宋朝思想的主導地位。

兩種思想的不斷爭鬥，導致宋朝的高利貸行業重新洗牌，出現了商業、農業、官方三大借貸體系

“利出一孔”與“貧富相資”兩大思想流派的不斷爭論，給高利貸產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兩大思想流派爭論的過程中，許多民間高利者遭受了巨大損失，一些資本並不雄厚的放貸人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沒有經受住打壓而無奈破產。

他們的破產讓宋朝的高利貸群體進行了一次洗牌，官商農三位一體的高利貸體系崩塌，逐漸使宋朝的高利貸的產業分化成為商業借貸、農業借貸和官貸三種借貸體系。

同時，由於破產的小型放貸人大多活躍於普通縣城以及農村地區，他們的破產使得這些地區的高利貸產業變成了空白。為了迅速填補這一空白，宋朝的高利貸行業的利率逐漸下調，並出現了抵押借貸、租賃借貸、典當借貸等多種借貸方式。

他們的出現不僅填補了高利貸產業的空白，還讓高利貸產業的形勢更加多樣，進一步推動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

宋朝經濟冠絕古今，它一改前朝之風，不以農業為立國之本，而是大力發展商業，用商業締造出了一個盤踞在東方之上的巨龍。

不過繁榮的商業也給宋朝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前後“利出一孔”和“貧富相資” 派主張形成針鋒相對的對立局面，“利出一孔”的 主張成為政府施政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經濟實踐之中幾十年的時間。

南宋時，“貧富相資”的思想逐漸佔據了主流地位。兩種高利貸思想的對立不僅僅是雙方角色認知上的不同，更多的是中國傳統哲學中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對立，分別吸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儒家內部的治國理政理論的爭論。

這兩種相互對立高利貸思想是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就存在的自由與管制經濟思想對立的縮影。細細研讀兩種思想我們不僅能從看到宋朝經濟產業所取得的輝煌成績，還可以透過這種輝煌看見當年宋王朝繁盛的政治經濟文化。

參考文獻：《宋史》、《管子》、《周官新義》、《四庫全書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