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VS羅馬？

很久沒有寫古典時期的東西了，雖然是任務篇，但是這個題目比較好玩一點，就寫一下。

兩個文明對比，在很多認為歷史不能假設的人看來是很荒謬的。另外一些則喜歡搞出一些冷兵器的模擬，來說明羅馬比漢更強云云；支援漢朝的則往往提出匈奴不等式，即漢打敗了匈奴，匈奴的一支匈人又打敗了羅馬，所以羅馬就不如漢。冷兵器時代不存在不對稱的裝備優勢，所以戰爭其實就是比較三要素：訓練、戰略和後勤。而這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各自的政治體制、執行結構相關，所以與其比較相差並無大異的兵器，不如比較政體的永續性、高效性。唯有政體持久、高效，打持久戰時維持運轉的能力。

與產業經濟不同，古代的實業，或者說帶動經濟宏觀增長的動力是農業。這是由生產的分散性所決定的——諸個體之間並沒有形成聯絡，而相應的，構成城市商業消費的資金，無論是城居弟煮和由此轉化而來的商人，還是財政徵收，本質上都僅僅是財富的一種轉移，並不會帶來收入的普遍增長，也不會帶來需求的普遍增長，所以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並不會發生，而且，在這個體系中生產者的收入被透過地租或者稅收的方式降低，所以實際上沒有自發的產業經濟出現之前，商業本身的繁榮就長期而言是一種內耗（以羅馬為例淺談內耗型商業繁榮與產業增值型商業繁榮的本質區別）；因此，商業的繁榮在前產業經濟時期並不是什麼好事。從經濟本身的發展上說，內耗的發展，最後必然導致科爾伯式的衰退——透過消耗或損害動力產業來維持繁榮，內卷的受害者是整個經濟體；從政治上來說，這個君主不主要依靠地租，卻依靠商稅過活，只能說明他對於本土的弟煮等實力派根本控制不了，所以才退而求其次的“重商”。經濟上內耗，政治上君權弱小，實質上僅僅是一個傭兵首領。絲綢之路上眾多商業城邦才是維繫中古時期東西方遠端貿易的動力，因為他們的財政不能透過直接徵稅滿足，所以才出現一種“政治重商主義”。

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沒有透過階層躍升出現生產商品的產業經濟的勃興，就不可能連帶產生子業倒灌母業的情形（羅馬尼亞農村調查第二則：工業、金融對於農村的吸收和改良能力、用自由主義經濟邏輯分析殖民地鐵路為什麼是帝國主義吸血網），也就不可能形成現代經濟增長模式。而這種階層躍升的轉向的前提，就是政治上集權的形成。西歐的絕對君主制和宋制都是這種集權的體現。羅馬帝國為什麼會出現3世紀危機？蒙元帝國為什麼會被趕回漠北？根本原因是一樣的——都是用一部分農業實業經濟體來供養一個商業傾向濃厚的寄生部分，而當這種供養關係受到前者精英的反對與後者實力衰減的影響時，矛盾重重的兩部分就會解體。羅馬的西部被東部拋棄，蒙元的漠北被漢地拋棄，都是一個道理。

而且被拋棄的部分，內部很快就分崩離析了。寄生經濟的崩潰，就在於此。戰爭對羅馬帝國短期看是有利的，因為他們（軍隊和皇帝）能從中獲得販奴的巨利；但是長期並非好事。因為長期戰爭並不能保障他們必然獲得最終勝利，卻肯定會加大對於糧食等農產的需求，而這一切不僅會對財政產生負擔，而且會加劇社會精英與皇帝之間的矛盾，而軍隊就可以隨時選取最利於己的時機做掉皇帝這個可憐蟲。即便我們不考慮更換王朝的問題，就是將利益主體定位為整個軍隊，也會帶來嚴重的危機。必然加重的東西矛盾與停供奴隸後生產成本急劇升高、甚至斷炊的奴隸經濟，都使得軍隊越來越面臨內外因合一的“下克上”危機，和軍隊整體的財政補給困難。也就是說，羅馬結構最大的敵人不是外部的軍事壓力，而是內部難以穩定的脆弱平衡。

漢唐則是一種危機輸出。為什麼這麼說？拜占庭的馬其頓王朝也是小農兵體制。小農兵體制下王朝的弟煮兼併週期律，一般來說大致在70年左右，但是王朝卻維持了近200年才垮掉，為什麼？因為在精英階層躍升的主要模式，沒有從充分集權前的軍事叛亂改變為經濟積累或做官之前，弟煮的積累對於小農兵體制是一種瓦解的因素。小農兵體制對於戰爭動員所消耗的鉅額財富，看似是一種浪費，實際上是抑制兼併威脅的重要辦法。宋制確立起絕對集權後，弟煮再怎麼積累，也難以成功叛亂，才有的“不抑兼併”政策。弟煮積累才從威脅變為產業經濟形成的物質基礎，因此宋之前的兼併才是一種危機。漢唐的運轉雖然比羅馬強一些，但是在週期律中如果沒有處理好，也會逐步地走向衰亡。所以說漢與羅馬，中間沒有恆久的不倒翁贏家，只有去世的先後有所不同。直到拜占庭與宋“對決”，才會有一輸一贏的局面出現，那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