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句話出於明朝學者曹學佺。相傳在天啟二年，曹學佺被起用為廣西右參議，當時桂林的皇親宗室非常驕橫，常常當街縱犬行兇，以此為樂。

有一次，皇親的奴才們又在街上縱犬逐人為樂。有一秀才奔跑不及，撲倒在地，眼看就要命喪犬口的時候，路邊一屠夫縱身上前，一刀砍死兇犬，救下秀才。

奴才們大怒，把屠夫與秀才一起綁去送官，要求懲治殺犬之罪。當時曹學佺正好審理此案，他為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又哪裡會給皇室宗親面子，直接判了屠夫無罪，更判皇親賠償給秀才醫藥費。

皇親不服，又奈何不得曹學佺，便暗中收買秀才，令其改口翻供。再次審理的時候，秀才果然改口說自己只是在與群犬嬉戲，並無危險，而屠夫不由分說便殺了鬥犬，分明是惡意生事，藐視宗親。

曹學佺一聽拍案而起，大怒道：“人證物證俱在，你還要顛倒是非黑白。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報，反要致他於死地。與狗相好，認狗為友，簡直天理不容！”說完便令衙役杖擊秀才，秀才挨不過，終於招認是皇親用重金利誘他做假口供。

曹學佺十分憤懣，覺得讀書人應當明事理，有正氣，結果反不如一個大字不識的屠夫仗義，於是在案卷上憤而寫下“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千古名句。

相必曹學佺當時也是心存疑惑的，他只是看多了這樣的怪誕現象，卻無法弄明白這現象之下的內因：為何屠狗之輩尚能夠施行義舉，而接受“仁義禮”教育的讀書人，反倒忘恩負義？

解讀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明白什麼是“義”？

義，最早見於《管子》“禮義廉恥”。義者，宜也，本意是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那什麼才算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呢？各家的說法都不一樣。

道家認為，不違背自然規律的，才是適宜的；儒家認為，符合禮儀規範的、符合倫理道德的，才是適宜的；墨家認為，大家互相都能得利的，才是適宜的。

墨家最直接，無論兼愛還是仁義都從利益出發，他們的理念宣講大概是這樣的：要愛人，你愛人別人也會愛你，你愛人的父母別人也會愛你的父母；你愛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個人來愛你。你愛人人，就能得到人人愛你，一本而萬利，為什麼不去做呢？

簡單的道理往往更容易深入人心，特別是在底層人群。所以墨家很快就有了一大群擁躉，而且是誓死相從，死不旋踵的那種。相比之下，儒家的“義”，就顯得複雜而高階得多了。

儒墨二家，天生理念不合，一直針鋒相對。特別是孟子，更是痛罵墨子“無父”，如同禽獸。於是在“恥於談利”的孟子發揚下，義和利變成了相對關係，講義就別得利，得利就別談義。在孟子眼中，野蠻的強盜才談利益：“何必曰利，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因此在儒家掌握了話語權之後，“義”逐漸變成了“奉獻”的代名詞。從“義薄雲天”、“義無反顧”、“大義凜然”、“義不容辭”等後世成語中也能看出，“義”具備超高的要求與極度的律己性。因為在極端情況下，為行義舉甚至連命都要捨去——“捨生取義”。而又有多少人敢於直面死亡呢？

所以，義在剔除了利益、私心、名聲等現實的成份之後，也就逐漸演變成一種精神追求，一種信仰，一種道德高度。而可以被道德高度所禁錮的，卻恰好是那些市井小民，不是讀書人。因為讀書人是玩弄道德，建立高度的。

如電影《鹿鼎記》中陳近南與韋小寶的一段對話，令人印象深刻。

陳近南意味深長地說：“小寶，你是個聰明人，我可以用聰明的方法和你說話，外面的人就不行。”

韋小寶茫然道：“不理解。”

陳近南：“小寶，你知道，現在聰明的人大多數已經在清廷裡當官了，所以，如果我天地會要同清廷對抗，就只能用一些蠢人了。對於那些蠢人，絕對不可以對他們說真話，只能用宗教的形式來催眠他們，使他們覺得所做的事情都是對的。所以反清復明只不過是一句口號，跟阿彌陀佛其實是一樣的。”

陳近南所說的聰明人，便是讀過書明事理的人；而蠢人，便是沒讀過書的“屠狗”之輩。從古到今，最容易被催眠的，往往是這些沒讀過書的“蠢人”，恰如白蓮教堅信“刀槍不入”而敢拿身體試洋槍的狂信之徒。

所以不論是墨家的“交相利”之“義”，還是儒家的“捨生”之“義”，能切實奉行並貫徹到底的，也基本就是市井的“屠狗輩”了。指望清高而又無信仰的讀書人仗義，你大概是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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