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的一天，沈定一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他們是李成虎、李成蛟兄弟。他們來找沈定一的目的是想讓沈出面幫忙要回被安昌奸商賒去的油菜籽錢。這個奸商一共欠了當地六戶農民的錢，而這六戶農民又急需這筆錢去投資種地。

雖然住得近，但他倆和沈定一真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所以李成蛟事先還請自己的田主向沈定一請託這件事。最終，錢沒有要回來，沈定一拿出了自己的錢，交給李氏兄弟。

他說：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還是你們種我的地還來的租，就是你們農人自己的血汗。

讓李成虎想不到的是，他請沈定一幫忙討錢的偶然行為，成為沈定一多年來對中國農村社會問題深層思考的燃點，並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李成虎更沒有想到，幾個月後，60多歲的他，將以主角的身份與他所景仰的三先生沈定一起，被銘記於黨的史冊。

早在1920年，沈定一就參加了上海黨小組的活動。據蘇聯方面的資料，他是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在上海會晤的七個人之一。這七個人是：

沈定一、戴季陶、陳望道、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和陳獨秀。

沈定一從什麼時候開始思考解決中國農村農民問題，已無從考證，但從在雲南廣通縣當知縣開始，他就已是一個同情革命的官員。

沈定一的家鄉衙前坎山一帶，有很大一段是錢塘江灘塗，稱為南沙。錢塘江衝擊平原雖有大量土地，也有坍江的災難。一旦坍江，土地大量沖毀，蕭紹農民與地主簽訂的先交租後種地模式將使農民血本無歸，而地主旱澇保收。這也是李成虎兄弟不得不請沈定一出面向奸商收回賒去的油菜籽錢的原因所在，因他們要用這筆錢先交上這一年的租。

因此沈定一提醒農民，一定要成立農民協會團結起來和地主鬥爭。

他說：一根麻桿容易折斷，一捆麻桿就折不斷。

在農會成立時，沈定一撰寫的農會宣言裡有這樣一段：

農民在鋤頭柄上傳播氣力，才用得著土地。所以我們該認定：“土地是農民傳播力氣來養活人類的工具。”那麼這種工具不該歸農民所組織的團體保管分配麼？

將土地還給農民，是沈定一認定的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然而，將土地分給農民，分的卻是包括沈氏在內的地主的地。有記載沈氏當時的盛況：沈家是蕭山縣最大的富豪之一，擁有盛產棉花、稻米和黃麻的大片富庶沙地，佃農大量的租金源源不斷流入他家的金庫。依大運河而建的沈家大院有著石圍牆，雄偉的大臺門上方鐫刻著三個表明這座古老宅第地位的大字：光祿第。臺門前豎立的精雕細琢的石旗杆上，掛著象徵帝制時代最高功名的三角旗：進士第。

所以沈定一四處演講，動員農民成立農會，減租減息時總要說上這樣一段：

我是一個資本家，講這些話，並不是荷葉包刺菱——裡戳出。我已明白了我吃的穿的住的一切享受的東西，都是勞動者底血汗，我再也不能把我的良心泯滅了。

一些地主認為沈定一腦子出了問題，大地主汪元洪就曾在沈定一演講時向他發起挑戰，

他說：三先生是個呆頭，瘋瘋癲癲。

事實上，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像沈定一一樣，出身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家的革命先驅還有很多。比如彭湃也像沈定一一樣，出身於工商業大地主家庭，他曾自述家庭情況說：

“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

然而革命者就是有不怕革自己命的勇氣，也只有有了這樣的勇氣，才能把群眾團結起來。在衙前農民運動被鎮壓的當天，李成虎並沒有當場被捕，他的兒子建議老父親外出躲過風頭，但被這位六十多歲的農民拒絕，在被上門來的警察帶到縣政府後，他非但沒有下跪，反而鄭重宣佈：

我是衙前農民協會底議事員，我是主張組織農民協會的，我是三折還租的提議者。

沈定一與李成虎的組合，是我黨革命的典型模式，在最發達的城市獲得最先進的思想，在最艱苦的農村獲得最堅定的戰士。沈定一在成為一名中共黨員時，他的革命理想也不僅止於農民運動。但兩個革命者的故事，在李成虎犧牲後，發生了出人意料的演變，不過沈定一當初的革命情懷永遠令人景仰。而沈定一在剩下短短八年的有生之年裡，信仰與實踐的轉變，卻也令人惋惜更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