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前期，中國知識界有位德高望重、領袖群倫的人物，被讚譽為“胸襟豁達而又虛心的讀書人”， 他看上去沉靜如水，卻以一人之力領導一所大學，讓一個時代，乃至一個民族的教育發生鉅變，他就是“北大之父”蔡元培。

（1868。1。11-1940。3。5）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後又任中國教育會會長、愛國學社總理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辛亥革命後，歷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

受困八股卻投身新思想

蔡元培出生的時候，八股仍然大行其道。4歲時，蔡元培進入了私塾學習，他讀書的天賦很高，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27歲得授職翰林院編修。也正是27歲這一年，蔡元培接觸到了當時最新的西方思想，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其中就包括開始反省自己與結髮妻子的關係，他覺得封建社會中的男女關係是極其不合理的，所以他經過思考後想出了一個關於新式夫妻關係的方案，稱為《夫妻公約》。

蔡元培一生有三次婚姻，《夫妻公約》是他在第一段婚姻中寫下的，不僅影響了他的婚姻觀，在今天看來，仍具現實意義。

1889年，21歲的蔡元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父母包辦下迎娶了妻子王昭。婚前，他和妻子連面都沒見過，更別提互相瞭解了。婚後，兩人感情遇到了問題，夫妻之間不和睦，經常發生爭吵。儒生蔡元培從小接受的是舊式教育，對三從四德、三綱五常深信不疑，堅信妻子必須無條件服從丈夫，絕對不能和丈夫頂嘴。偏偏妻子王昭和他性格差異極大，雙方矛盾與日俱增，令蔡元培十分煩惱。在最初的幾年裡，蔡元培幾乎難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別提愛她了，婚姻的契約只讓他義務性地呆在妻子身邊，艱難的維持著這段婚姻。

1894年，隨著甲午戰爭爆發，蔡元培開始接觸新思想和新教育。經過戊戌變法後，蔡元培因對清廷徹底失望，放棄仕途回到了老家。此時，接觸過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潮的蔡元培漸漸有了女權意識，他認識到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從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他親自向妻子道歉，並寫出了著名的《夫妻公約》。

蔡元培一家

在《夫妻公約》中，蔡元培詳細地說明男女關係分目交體交與心交，特重心交。所謂心交，指的是夫婦同心，兩情融合。並強調重新調整夫妻關係，力求男女的人格平等，讓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蔡元培的不斷努力下，妻子王昭也慢慢理解了公約的意義，不再纏足，也破除了對鬼神的迷信。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復感情的裂痕。從此兩人真正擁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為“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

儘管蔡元培的《夫妻公約》過去了一個世紀，但對於現在的婚姻生活仍具有借鑑意義。夫妻之間有矛盾是常事，關鍵在於互相理解和尊重。如果總是指責對方的錯誤，放大對方的缺點，只會陷入婚姻的怪圈，徒增煩惱。一個世紀以前的蔡元培能夠主動檢討自己，改掉“舊道德”，理解並尊重妻子，今天的夫妻更應該重溫《夫妻公約》，站在平等的角度，多為對方著想，如此，才能做到夫妻關係融洽，家庭幸福和睦。

在蔡元培34歲的時候，他開始了新式學校校長的生涯，執掌上海代理澄衷學堂，做了一名高中的校長。第二年，蔡元培決心宣傳新思想，於是便創辦了很多機構組織，比如愛國學社等。在舉辦這些機構的時候，蔡元培逐漸地引起了政府當局的注意，為了躲避追捕並且更好地宣傳思想，他準備前往國外學習。在他出國前的一段時間，蔡元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且成為同盟會上海地區的領導。蔡元培終於如願來到了德國，並在多個領域開始學習。

蔡元培1908年在德國

出國是為謀救國。蔡元培咬定留德目標，源於他所抱的教育救國理想。

在他看來，德國是當時哲學、教育學最發達的國家，“救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在給學部的留德申請呈文中，蔡元培這樣寫道：“竊職素有志教育之學，以我國現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為德國海爾伯脫派。且幼稚園創於德人佛羅比爾。而強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國行之最先。……歐美各國，無能媲者。爰有遊學德國之志，……至少以五年為期。冀歸國以後，或能效壤流之助於教育界。”

1906年底，蔡元培獲悉清廷將公派幾名翰林院編檢出國，抱之數年的留德夢想又被激起，他立即從故鄉紹興趕到京城，但當時“願赴歐美者人數太少，而政府又拙於經費，悉改派赴日，孑民不願”。蔡元培一直認為“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於是決定放下翰林學士的身份自費赴德。

任北大校長開啟新風尚

辛亥革命爆發後，遠在德國的蔡元培收到了國內有關人士的信件，要求蔡元培回去為國出力。於是，蔡元培帶著滿腹的經綸回來了，並被任命為國家的教育總長。但他憤懣於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不願意與他們為伍，於是蔡元培請辭，再次前往法國留學。後來，蔡元培應黎元洪之邀出任北大校長。彼時的北大，已走馬燈似地換了幾任校長，且北大的舊遺風始終積弊難除。當時很多朋友勸蔡元培不要趟這個渾水，做不好反而會對自己的名聲有損。面對親友好意的勸阻，蔡元培以一句話應對：“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當時教師多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學生多出身於貴族官僚或豪門之家，上學堂只為升官發財。那時在學生中流行“結十兄弟”的風氣。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由10人分攤。

有的學生上課還帶著聽差。上體育課時，教員要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大人開步走”；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直奔妓院雲集的“八大胡同”。民國成立後，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但由於受到“老爺”式學堂傳統的影響，沉痾依然嚴重。

蔡元培知難而上。“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在剛就任北大校長後舉行的開學典禮上，他開宗明義明確提出自己的主張：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之地”，“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他針對北大的現狀，強調三點：“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此舉給北大吹來了最初的新風。

要整頓北大的陳腐陋習，蔡元培認為 “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1916年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當天，蔡元培便造訪因事進京的陳獨秀，極力邀請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學長。當時，陳獨秀因主辦《新青年》，為“民主”與“科學”鼓與呼，早已名動大江南北。陳獨秀白天四處奔波活動，晚上喜歡看戲，經常晚睡遲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訪陳獨秀，有時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獨秀，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即可。最初，陳獨秀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就勸他：“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最後陳獨秀終於為蔡元培的真誠感動，接受了邀請。

繼陳獨秀之後，胡適、梁漱溟、魯迅等一批飽學之士，先後被禮聘至北大，出任教職。校風的整頓和眾多開風氣之先的精英人物的加盟，為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思想和輿論的支援。

（從右到左：魯迅、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

當新任校長蔡元培踏進北大的那一刻，誰也沒有料到這會給北京大學乃至整個時代帶來怎樣的變化與深遠的影響。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作了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一開口，他就對大學的性質做了精準定位。蔡元培執掌校政，採用＂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援新文化運動，努力改變北大的混亂局面。不僅如此，蔡元培更是石破天驚，讓北大招收女生，開啟了中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不斷辭職，保持理想的特殊形式

蔡元培從51歲出任北大校長到61歲最後卸任，共在任十年，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五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而不準。蔡元培一生“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在涉及個人信仰、價值、操守方面，他毫不妥協，從未懈怠，當個人理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時，辭職成了他的利器。有人曾做過統計，說蔡元培一生辭職了24次。

1928、1929年，蔡元培幾乎月月在寫辭職信。1935年，蔡元培已是69歲的老人，同年7月他正式登報宣告，辭去本兼各職計23項，只留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

對蔡元培來說，就職、辭職，辭職、就職、再辭職，幾個月的首任民國教育總長，4年多的北大校長，十多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構建了他生命中的三段輝煌。在蔡元培堅持理想、數度辭職時，他和全家數年所堅守的清廉寒苦之生活，無人能及；個人所面臨的讒言誤解威脅迫害，也無人能及。

晚年蔡元培

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獨立，脫離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對教育的百般干擾，不惜辭職以抗爭。為此，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期間，在校時間少而離校時間多，但北大校務卻並沒有因此而陷於停頓。後來，很多人都把這歸因於蔡元培在北大確定的評議會以及教授會等制度和政策。

作為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之值得不斷追懷，在於其一舉奠定了這所大學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國，出現過無數英雄豪傑，但要講對於北大的深刻影響，至今沒有可與蔡校長比肩者。時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長北大，幾乎成為一個“神話”——個人的學識才情與時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載難求，不可復得。

蔡元培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學術制度之構建意義重大，而其在北大所進行的改革與蔡元培留學德國之背景有密切關係，留學德國對蔡元培的影響是巨大的，而蔡元培以德國大學制度為基礎的大學教育改革，則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