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光武時，清官輩出，形成了光武清官叢集，為後世樹立了“賢德愛民，克己奉公，執法公正，清廉勤慎”的清官懿範。

光武朝湧現的清官叢集是賢德、賢能、愛民、為民制產的懿範。如杜詩擔任侍御史（六百石的縣級官員）時冒死誅殺姦淫殺掠的將軍蕭廣，擔任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省愛民役，修治陂池，廣拓土田”，他還有兩件在科技史上重要的發明——“水排”和“水力鼓風機”，這兩件器物提高了冶鐵效率和農耕效能，使南陽郡內“比室殷足”，後經推廣而惠及九州。鍾離意任會稽督郵時，郡內暴發瘟疫。他精通醫藥，孤身入疫區，治辦醫藥物資，撫卹救治災民，活人無數，救助百姓渡過了這場災難。還有任延，他在任職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時，九真人尚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又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夫婦之道。任延教授當地人製作農具和耕種，百姓學會農耕後，不再饑荒；他又為當地人立婚嫁等禮法，九真人始知種姓。

“克己奉公”成語即源自光武“雲臺二十八將”之九的祭遵。祭遵立下赫赫戰功，拜將封侯，一生清廉守法，極為簡樸，和夫人布衣粗裳，得到賞賜都分給士卒，不治產業，家無餘財，史評其“克己奉公”。

光武時官員多清廉勤慎。大敗匈奴並締造“漁陽惠政”的張堪一生清廉如水，平定西南時任蜀郡太守，負責接收公孫述堆積如山的宮儲珍寶，毫無所取，離職時“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前文提到的杜詩，造福一方惠及萬民，自家卻無房無地無產業，病卒於任上，竟然“喪無所歸”，還是鮑永上報朝廷，朝廷才得知訊息。光武帝下詔在其郡邸為杜詩治喪，並賻絹千匹。

經新莽戰亂，漢光武帝再統一中國時，西漢末年的7000萬人口已十存其二，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饑荒災疫並生，社會秩序混亂；外部有匈奴、西羌及依附匈奴的盧芳等割據勢力的威脅侵擾。內憂外患，都要求新建的東漢政權勵精圖治，儘快復興經濟，外御強敵。東漢初年的光武帝及其群臣確實把握了機遇，共同創造了中興局面。當時產生了這樣的清官叢集，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原因。

統治集團較高的文化水平與素質。光武帝自身就是太學生，稱帝后也學習不懈。在東漢開國的功臣中，不惟文臣多碩儒，帶兵的將領也多是飽學之士。如“雲臺二十八將”中，鄧禹、賈復、耿弇、馮異、寇恂、祭遵、朱祐、李忠等，皆修習《尚書》《道德經》《春秋》《禮記》《詩經》等經典，有的還治學有成。劉秀選用的儒，是志美行厲的真儒，而非尋章摘句的腐儒、言煌行穢的小人之儒。以兩位被儒門稱為聖童的人物為例：張堪少時將先父遺產數百萬讓與族人，自己精心勵志到長安求學；任延12歲即明《詩》《易》《春秋》，19歲被拜為會稽都尉，薪俸用於賑濟貧孝。這樣的人為官，便多能遵其所學，治國治民先治身，成為用人格修養去影響他人和社會的清官。

進步的執政理念。光武朝廷固為劉氏家天下，但認為國家須“以元元為首”，即以民眾為第一位；光武帝又長於民間，頗達情偽，知道稼穡艱難，百姓疾苦，他的功臣集團和選用的官員也大多起自民間乃至底層，能廣求民瘼，在一定程度上施政為民。曾為傭工的衛颯去做桂陽太守，見一些地區民眾仍居於深山溪谷，道路不通，便鑿山通道500餘里，郡民得以交通往來。茨充繼任太守，見郡民還缺衣少穿，赤足天寒剖裂十分痛苦，便教郡民種植桑拓麻紵、養蠶織履（麻鞋），使民眾能夠穿衣避寒。

東漢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劉秀穿粗帛衣，宮殿無重彩，手不持珠玉之玩，屢次下詔禁止郡國進獻珍寶美食，慎終如始。因此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光武帝不搞政績工程，臣下有奏報祥瑞、歌功頌德的，一律不納。如任延剛正，光武帝也曾出於愛惜而勸誡他：“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任延卻說：“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輕刑簡政，輕賦薄役。光武帝大力簡政以減輕百姓負擔，裁併了400餘縣和若干郡國，官吏數量減少近一半。地方政府只有郡縣兩級。官級少，郡守或國相與中央九卿平級，內徵外調靈活，官員肯安心行政，務實為民制產。文書也務從寡簡，乃至減少了十分之九。光武帝吸取西漢武帝和新莽“法網嚴密、國無廉士、家無完行”的教訓，下詔廢除了漢武帝和王莽時的嚴苛刑法，以寬刑輕法代之。輕刑簡政，輕賦薄役，務求安靜與民休息，加之較嚴謹的監察和政績考核制度，便少予蠹蟲貪腐之機而多生清廉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