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轉型發展的歷史經驗（十四）：促進商貿城市的產生和發展

崔滿紅等

明清時期是中國商業的迅速發展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江南、華北等各地的文化風貌、民眾的日常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商業活動和商業群體的勃興，在其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晉商在揚州等地對當時的城市園林、戲曲、飲食、娛樂、書籍印刷等各個方面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說，正是因為商業和商人的作用，才促進了明清時期城鎮的發展。

一、 包頭：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包頭，被譽為鹿城，晉商曾在這裡艱苦創業，這其中又以祁縣喬家為代表，以至於現在還流傳著“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的諺語。“復字號”就是喬家在包頭開的商號，包頭的發展離不開晉商的貢獻。山西人佔到了包頭外省人的十分之六，經營著包頭的錢業和糧業。

［1］

1919年間至1927年間，包頭有錢莊20餘家，其中山西人經營的達18家，而錢莊的股東祁縣人佔到70％以上。

［2］

包頭的金融業就是由山西人經營發展起來的。

［3］

山西人在包頭經商的同時，也把山西本地的飲食文化帶到了包頭，如包頭中市街的剔魚館子，就是專門經營山西面食剔魚子，“品嚐者往來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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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歸化：旅蒙商的商貿中心

歸化，也就是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呼和浩特。歸化曾是晉商商道上的重要城市，明清時期，這裡曾留下了晉商的身影，是旅蒙商的商貿中心。光緒初年，祁縣喬家就曾在歸化上棚子街開設德興糧店，太谷孫家也投資設立匯豐店。

［5］

光緒時期到民國初年，晉商基本上操縱了歸化城的糧食市場。除糧店外，晉商還經營著歸化城的“面鋪、碾房”，晉商把與“稻粱菽麥黍稷”相關的作坊稱為“六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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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恰克圖：中俄邊貿城

恰克圖，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南部城市，俄語意為“有茶的地方”，是晉商推動發展的重要城鎮之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規定雙方可以在此地進行貿易。隨後，恰克圖逐漸繁榮起來。中國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織品和毛織品。在1852年，茶葉銷售達到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貨。

［7］

恰克圖商業的繁榮，帶動了城鎮的發展。1840年，俄國人就有人認為“一個恰克圖抵得上三個省”。

［8］

每逢中國傳統春節，恰克圖的晉商都要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把濃郁的山西地方文化帶給俄羅斯商人，如山西梆子就會在這時候上演。

［9］

恰克圖由於在中俄路上貿易的重要性，甚至被人稱為“沙漠威尼斯”。

四、張家口：商貿東口重鎮

張家口位於河北省，是晉商商路重要的城市據點，與殺虎口東西相應，也被稱為“東口”。明朝時期，山西人已經在張家口經商。在清初，八大皇商就是在張家口興起。“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八家主之。”

［10］

張家口最大的企業是山西祁縣商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張家口城在清代的發展，是同晉商對蒙貿易緊密相連的，張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錦生泉巷，就是山西貨幣商人建立起來的，並是以票號、銀號來命名的。

［11］

由於晉商的聚集，晉劇也在張家口廣為流行，甚至一些商人在張家口組建戲班。

［12］

五、北京：晉商都一處

北京在明清兩代一直是政治中心，也是晉商活動的重要區域。明清時期，晉商在北京修建了許多地方會館。山西人最早在北京建立會館約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

［13］

山西人在北京的會館數量僅次於江西省，何炳棣先生認為“山西郡邑在京會館較多，似與晉商的活動無不關係”。

［14］

山西人不僅在北京會館眾多，而且在一些行業具有幾乎壟斷性地地位。如北京的油鹽店就多系山西人開設，而且山西人很會做買賣，對同行、顧客很講信用，標榜“以義為利”。

［15］

現在北京的一些老字號，如著名的都一處、六必居都是由晉商開設。北京的票號、皮貨、乾果也基本上是由山西人經營。清人夏仁虎曾說北京的“匯兌銀號、皮貨、乾果諸鋪皆山西人”。

［16］

六、其他城市：晉商無處不在

晉商除包頭、歸化等城市外，對其他城市的發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天津的山西幫商人是很有名的。早年天津商業中心的票號、銀號、當鋪、顏料莊、棧房，有很多是山西人開的。晉商王益孫對近代天津的教育事業多有貢獻。王家的家塾是南開小學、南開中學、南開大學重要的淵源之一。晉商的商業貿易活動是加速天津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17］

在廣州，票號在金融界有重要地位。

光緒二十六年（1900）山西票號設立的城市有：北京、張家口、天津、奉天、濟南、揚州、江寧、蘇州、蕪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廣州、長沙、常德、湘潭、漢口、沙市、重慶、成都、西安、三原、開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營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貴陽、鎮江、巴塘、裡塘、打箭爐、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寧、解縣、新絳、介休、曲沃、煙臺、包頭、蘭州、肅州、歸化、周村、張蘭、寧夏、潮州、文水、汾陽、萬縣、雅安、康定、正陽關、通州、賒旗、興化鎮、禹縣（今河南禹州）、博愛、清化、懷慶、壽陽、交城、喇嘛廟、涼州、盂縣、庫倫、吉林、長春、黑龍江、錦州、安東、安慶、運城、徐州、亳州、道口、濟寧、獲鹿、承德、多倫、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幫除在國內設立票號外，還在國外如朝鮮新義州、韓國仁川和日本大販、神戶、橫濱、東京以及俄羅斯的莫斯科等地同樣設有票號的分支機構。

（本部分的參與者是李芳副教授和張靜博士）

［1］《綏遠通志稿》（卷二十七），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第614頁。

［2］渠自安口述，劉靜山整理：《包頭的錢行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3年12月，第169頁。

［3］潘子宜：《包頭金融業簡述》，《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3年12月，第183頁。

［4］榮相如，劉耀：《包頭的食店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9輯：內蒙古工商史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0年12月，第136頁。

［5］賈漢卿：《歸化城糧店史話》，《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9輯：內蒙古工商史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0年12月，第2頁。

［6］賈漢卿：《歸化城的六陳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9輯：內蒙古工商史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0年12月，第19頁。

［7］卡·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7頁。

［8］瓦西里·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第136頁。

［9］渠紹淼：《清代恰克圖中俄春節聯歡》

［10］《萬全縣志》，道光版，卷十一。

［11］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江地主編：《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1頁。

［12］劉文峰：《山陝商人與梆子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第206頁。

［13］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第16頁；到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調查統計，北京現存會館391所，其中山西會館38所，位居各省前列，參見胡春煥、白鶴群：《北京的會館》，轉引自劉文峰：《山陝商人與梆子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第216頁。

［14］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第33頁。

［15］常人春：《舊京油鹽店》，《北京文史資料第48輯》，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02頁。

［16］夏仁虎：《舊京瑣記》（卷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頁。

［17］宋美雲：《近代天津山西商人活動略述》，《中國晉商研究》，張正明、孫麗萍、白雷主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4、526、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