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高祖九年（前一九八）十一月，為了安定東方，劉邦命令齊、楚兩國的舊貴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與田氏舉家遷徙，定居關中。第二年，齊國臨淄一位名字叫“闌”的獄史被捕，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從諸侯來誘”。

闌的工作，是押送齊國田氏入關。臨淄到長安漫長的路途中，闌與田氏女子田南相愛，娶她為妻。然而，這段旅程的終點是分別。闌想與田南一起回到齊國，為此他鋌而走險，讓田南佯裝生病、臥於車中，計劃借用他人的通關憑證東出函谷關。他們沒有成功。

田南本與闌同是齊人。當她被徙至關中，便成了“漢民”，闌則身份未變，仍是齊吏。漢初法律規定，諸侯王國人與漢民不得通婚，漢民無事不得往來諸侯王國，反之亦然。闌被控的“從諸侯來誘”之罪，就指他作為諸侯王國人，引誘漢人田南離開漢地，最高將處以死刑。田南和闌的故事，被記錄在張家山漢簡的案例彙總《奏讞書》中，成為這嚴峻法律的註腳。闌最終逃過了極刑，被“黥為城旦”，即刺字勞作。田南的下落，則不在《奏讞書》關心的範疇中，無從得知。

西漢年間刑罰殘酷，種類繁多。江村大墓K27考古現場出土的西漢刑徒俑，展示了刑具、砍足、髡刑（剃髮）

即便對漢代歷史毫無瞭解，也不難透過這個故事發現，漢初諸侯王國與中央直轄的漢地懸隔，如有天塹。在古代統一王朝的歷史上，這是相當罕有的狀況。西漢初年這極為特殊的一段時期，包囊於李開元所總結的“後戰國時代”中。後者大約從秦朝滅亡開始，到漢景帝時為止。西漢承秦，建立了以皇帝為首腦的郡縣制統一國家。“後戰國”，描述的則是政治與文化上的規則與風氣。《漢興》所寫的，就是漢帝國與“後戰國”磨合、生長的五十年。

循著李開元的描述，在西漢初年的政治中可以找到三個關鍵詞：“有限皇權”、郡國分治、功臣政治。三者相互交纏，調出了西漢早期歷史的底色。

李開元所謂的“有限皇權”，指皇帝讓渡一部分權力給功臣集團，達到一種“共天下”的狀態。這種理解，是相對於秦的絕對皇權而言，總結雖然未必十分精確，但可以看作考察漢初政治秩序乃至社會風貌的切入點。

西漢郡國並行制度極其複雜，劉邦死後，出現“七國之亂”（來源：dashangu。com）

所謂“有限皇權”，首先可以從空間上理解，這就是“郡國並行”。秦楚之際，效仿戰國，分封列國諸侯。輔佐劉邦平定天下的大將，如韓信、彭越、英布、臧荼等人，戰爭時期均已獲得王號。劉邦即位後，這一秩序得以沿用，函谷關以東皆為諸侯王國。至高祖朝末尾，異姓諸侯王清理殆盡，東方諸侯國盡封予劉氏。同姓諸侯王國依然相當獨立，不用漢法、擁有鑄幣權，在人員管理上與漢王朝隔離。漢初文獻凡提及“漢”，往往不包括東方王國。與後代的藩王相比，漢初的諸侯國的確更近於戰國。

“有限皇權”的第二個層面，是西漢君臣間的關係，即史家常稱的“任俠”。增淵龍夫在《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中提出，春秋以來，隨著國家組織方式的變化，人與人結合的方式也有所改變。權貴養士，遊俠結交，形成諸多獨立的團體。這些團體內部，另有一套倫理規則，重然諾，輕國法。在這種風氣之下，“約”與“誓”，往往比法律條文更具有約束力，集團內部的秩序，也比官爵更為重要。劉邦和與他同定天下的夥伴，在連年征戰中以這種方式結成共同體。

漢王朝建立後，共同體的執行方式又進入了君臣關係。在劉邦和他的功臣之間，存在著制度以外的聯結方式。其最顯著的體現，就是“白馬之盟”。據說，劉邦曾與群臣殺白馬盟誓，“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這一約定，以盟誓的方式達成。而保證這一誓約被遵守的關鍵性因素，就是參與者處在同一任俠集團中，都認同“約束”的效力。毫不意外，如果身在集團之外，約定的效力也將煙消雲散。

高句麗壁畫狩獵圖（來源：sohu。com）

這種“任俠”的結合方式，就是漢初功臣政治的基本原則。其運轉方式，不妨以人所共知的故事來做個說明。《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在人生的最後一場戰鬥中為流矢所中，傷勢沉重。呂后於病榻前詢問後事：“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劉邦答以曹參。呂后復問曹參身後如何，劉邦答以王陵，又補充說，王陵為人戇直，需以陳平輔之。周勃略無文采，卻能安劉氏，可為太尉。當呂后再問接下來的人選，劉邦便回答：“此後亦非爾所知也。”這故事不宜泛泛視之。可與之相對應的，是記錄在《史記•曹相國世家》中的故事：惠帝二年，聽聞蕭何去世，正在齊國為相的曹參催促舍人收拾行裝，他說，“吾將入相”。這並非曹參未卜先知或過於自信，而正來自漢初君臣的共識。

劉邦平定天下，論功行賞，大封列侯，功臣皆有位次。單純按照軍功排序，排名第一的應為曹參，然而劉邦心屬蕭何，賴安平侯鄂千秋一番解說，最後排定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曹參以軍功第一而屈居其次，蕭何身後的丞相人選，也因此除曹參外不作第二人想。不過，軍功所排定的是封賞的厚薄，任職的高低又不全以軍功為據。劉邦的功臣中，功最高者有二十餘人，三公九卿的人選，多本此而來。而曹參以下的王陵、陳平、周勃等人，雖大致不出此列，卻不再嚴格按照功次排序。單憑軍功，陳平遠在後列，周勃又在王陵之前。而劉邦的排序是王陵先任，周勃又後於陳平。這種排序，綜合了軍功、個人才性，以及任俠集團中與劉邦的親疏關係。如非在劉邦生前已達成默契，恐怕難以順利交接。

劉邦畫像（來源：baike。baidu。com）

這個故事中第二個關鍵的細節，是提問者呂后。呂后以“剛毅”聞名，於惠帝時即參與朝政，惠帝去世後更是大權獨攬，以太后稱制七年。直至呂后去世，功臣才誅殺呂祿、呂產，將權力歸於劉氏。太后稱制多見於後代，史家往往以“外戚秉政”目之。然而，後代外戚所擁有的一切權力，均自皇帝而來。呂后的權力，卻既不來自惠帝、少帝，甚至也不完全來自劉邦，而是來自她與她的家人在秦楚之際立下的功勳。

劉邦即位後，呂后宣召淮陰侯韓信，斬之於長樂鍾室。梁王彭越找呂后求情，呂后卻令舍人告其謀反，最終以法誅之。姑不論史書敘述中是否有為劉邦開脫的用意。誅殺兩員驍將，呂后未假他人之手，甚至無須預先告知劉邦。呂后在高祖時代即擁有相當的權力，應是實情。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呂后本人就是功臣集團中的一員。因為婚姻關係與性別，她無法進入功臣序列，卻並不意味著她在這一秩序中缺乏權威。

在秩序之中，即受秩序所制。惠帝去世後，呂后悲痛卻不能流淚。張良之子張闢彊時任侍中，他勸說當時的丞相王陵，呂后不能哭泣，是因為“畏君等”。所謂“君等”，當然指王陵、陳平、周勃等功臣。張闢彊又說，如果王陵能夠及時處理這一情況，拜諸呂為王，或能“幸得脫禍”。張闢彊的措辭微妙，似乎說明，呂后同樣有控制甚至威脅功臣安危的能力。當時諸呂無一人手握兵權，功臣集團佔據所有重要職位。單從實力對比而言，功臣集團遠壓呂氏。

但是，他們仍選擇順從呂后的意志，將軍權交給諸呂。其原因在於，劉邦集團中的秩序與默契，維持著重臣之間的平衡。如果打亂其中任何一環，其他的安排也可能被破壞。呂后的權威一旦遭到侵害，也意味著軍功重臣的權威將受到挑戰。若有人不得不取代呂后的位置輔佐少帝，則將打破功臣之間的平衡，結果難以預料。此即張闢彊所說之“禍”。因此，對整個功臣集團來說，維持現狀最為穩妥。

漢高祖和皇后呂雉合葬墓出土的“皇后之璽”，是目前發現的等級最高且唯一的一枚漢代皇后玉璽

呂后二年，她下詔重新確認列侯的次序。這一排序鄭而重之地被藏於高廟。這正說明，對作為軍功集團一員的呂后最有利的，就是強調劉邦時代定立的秩序，這是她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為了自固，呂后廣封諸呂、壓制劉姓諸侯王，違背了“非劉氏不王”的約定。不過，她的內外策略，仍遵循高祖時代的原則。直到文帝即位後，功臣政治運作的方式才又經歷了一次調整。

呂后死後，功臣集團迅速反撲，誅殺呂氏全族。隨後，功臣們討論皇子中誰可繼任大統，最後選中了代王劉恆。此時的大功臣們清君側、行廢立，權勢如日中天。深受劉恆信任的郎中令張武曾評價他們，“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即暗示功臣集團有奪取帝位的能力和可能性。對於周勃、陳平等前朝功臣，文帝深為忌憚。在即位當年，他就益封高祖功臣，再次強調過去的秩序。但是，文帝遠從代國而來，功臣集團的秩序畢竟打破了，曾經的默契逐漸鬆動。文帝很快下詔，要求列侯不得久居長安，應回到自己的封地。文帝三年，他免除絳侯周勃的相位，令他作為表率，回到自己的侯國。文帝十一年，周勃去世。

西漢虎符。虎符是調動軍隊的憑證，兩半虎符對合無誤，方可發兵。虎符象徵了君臣之間權力秩序的授予與制衡

此時，終於可以回到“呂后問身後事”故事的第三個細節，劉邦最終的回答是“此後亦非爾所知也”。這並非敷衍，不妨理解為，臨終前的劉邦感受到了人力的界限。無論如何思慮萬千、安排周詳，人有無法抗拒的命運，那就是死亡。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提出問題的呂后，回答問題的劉邦，都將面對生命的盡頭。周勃身後如何，超出了這一輩人能夠預料的範圍。曾經堅不可摧的秩序，將隨著一群人的消逝而動搖。功臣的後人仍將倚靠前輩的功勳而獲得優渥的生活，卻不再能夠獲得同樣的權威。劉邦、呂后均是當世英雄，“非爾所知”四字，是生命給他們的限制，也是任何一種秩序天然的終點。

時代如何結束，時代如何開始？政治上的改朝換代發生在一夜之間，然而無論如何除錯與遷就，文化、習俗、記憶漫長的迴音久久拖曳不散。在西漢，戰國的餘響所持續的時間，接近六十年，它附著在代際之上，周勃身後，猶縈繞未絕。原來丈量歷史的尺度，是人的生命。那些巨大的轉折，往往發生在重要人物離去之後。一代人的凋謝，宣告著文化風氣的徹底轉移。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一切歷史分期都將失去它的意義。

《漢興》，李開元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來源：cul。china。com。cn）

二〇一七年，尚曉嵐曾提問：“歷史學家為什麼忘記了人？”在《秦崩》《楚亡》與《漢興》中，李開元則試圖回答，歷史敘述中應當有人。這提問與回答都不容易，它們的背後隱含著太多未曾言說的問題。比如，歷史研究是否與歷史寫作徹底分離？比如，傳記是否永遠從學術研究中脫落了？更要緊的是，如果材料只允許細述帝王與功臣的故事，我們對時代的理解是否還能夠前進？在時間的洪流中，個人的生命應當置於何處？

如果曾不得不與所愛之人分離，就不難理解田南和闌。這是跨越時空的人類情感的共振。如果能理解是何種力量最終造成了田南與闌的分離，便跨越了自身的處境，理解了異時異地的人類經驗。這理解毫無用處，卻使人的心智變得更加豐富與複雜。歷史寫作所呈現的，就是這種豐富與複雜。它無法改變歷史，卻能改變我們自己。最終，我們以自身生命的長度度量歷史，並用在其中尋找到的聯結支撐自身。在這個意義上，宏觀派和微觀派也許都可以緩解幾分焦慮。作為人類，我們如何能擺脫自己？作為人類，我們何必擺脫自己。

歷史以死亡迭代，以記憶延續。輪迴其中，是我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