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前時期墓葬中隨葬豬下頜骨是一種比較常見而又特殊的葬俗，據統計，全國有隨葬豬下頜骨現象的史前遺址多達70餘處，主要分佈於黃河與長江流域。陶寺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使用豬下頜骨隨葬最典型的一處遺址，學者們對於陶寺墓葬中這種突然盛行的葬俗雖然有所述及，但多是在論述整個黃河流域甚至全國範圍內該現象時提到，或者只是作為墓葬葬豬的一部分予以分析，缺乏對陶寺墓葬隨葬豬下頜骨現象的專題研究，本文嘗試對此作一專門、系統、深入的分析。

一 豬下頜骨隨葬情況

迄今為止，陶寺遺址有35座墓葬隨葬豬下頜骨，多達562個個體，最少者1例，最多者達132例。（表一）這些單獨有意的豬下頜骨隨葬與陶寺大型墓中M3015、M3016、M3072、M3073、M3002以及M2001近足端墓底中被肢解後的豬頭、脊椎、肋排、肩胛、蹄腿以及下頜骨等豬骸不同。

表一 陶寺遺址隨葬豬下頜骨墓葬情況表

陶寺墓地早年發掘了1309座墓葬，明視訊記憶體在大、中、小的等級差別，發掘者將可供等級劃分的770座墓葬規格分為由高到低的六類。從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等級或規格看，最高等級的一類墓只有M22，二類墓葬最多，共有11座，三類墓葬11座，四類墓葬未見，五類墓葬10座，六類墓葬未見。可見，豬下頜骨發現於不同等級的墓葬，但比較多地出土於二、三類中型墓葬，大型墓多見整豬隨葬，罕見單獨隨葬豬下頜骨者。數量達302座的六類小型墓中未見1例隨葬。值得注意的是，屬於二類墓葬的數量並不多，共30座，而其中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竟有11座，佔三分之一餘，此類墓葬盛行該葬俗可窺一斑。三類墓葬中也多是在三類甲型墓中隨葬，而三類甲型墓葬在等級上接近二類墓葬。

從墓主性別與年齡看，35座墓葬中男性26座，女性2座，另有6座不能鑑定性別。雖然男女均有，但顯然以男性為主，且多是30至45歲的壯年。

從隨葬位置看，豬下頜骨多放置在墓主人的頭、足兩端，其中放置足端的有19例，頭端的12例。頭端者常見在頭部墓室掏出一個壁龕，放入豬下頜骨，這類在頭龕內放置豬下頜骨的墓葬達到8例，且是單純放置豬下頜骨而未見其他如陶器、玉石器等隨葬品。墓主人左右兩側放置豬下頜骨的僅有3例。此外，還有3例位置雖然是足端，但卻是放置在二層臺上。還有兩例特殊的位置，一個是位於大型墓M22墓室東壁中央，此處並無壁龕之類遺蹟，推測應該是懸掛。另一個是M2087，墓室填土中分三層埋葬74個豬下頜骨個體。

從隨葬豬下頜骨數量看，多少不一，一般多見1個個體，最多的M2200達132個個體。雖然M2087填土中埋葬74個，但其墓室中也僅見頭龕內1個個體。可以肯定的是，等級較高的二類墓葬隨葬數量比較多，而低於此類的墓葬隨葬數量多見1個體。

從墓葬早晚歷時變化來看，陶寺文化早、中、晚均見有隨葬豬下頜骨現象。陶寺文化早期多見於規格較高的二類墓葬中，二類以下等級罕見隨葬；陶寺文化中期限於材料，僅有大型墓M22；陶寺文化晚期，低等級墓葬中也多見隨葬。陶寺文化早期隨葬豬下頜骨的12座墓葬出土了410個個體，晚期9座墓葬中，如果排除M2087填土75個，僅有14個個體，且8座墓葬均為頭龕中1個個體，也就是說豬下頜骨隨葬這種葬俗在陶寺文化早期時盛行於較高等級的墓葬中，至陶寺文化晚期時，等級低的小型墓葬中也較多出現，而且似乎形成一定的固定規制，即墓室專開頭龕，並放置1副豬下頜骨。

此外，陶寺遺址在早年發掘的簡報中公佈了幾座墓葬，其中編號M271的墓穴東南端（頭端）墓口外坑中埋豬下頜骨1副。根據墓葬形制結構、隨葬品以及情況描述，結合近年出版的大報告，可以斷定M271即是大報告墓地Ⅰ區M1271，所述豬下頜骨為其頭龕的一個個體。編號M282頭端小淺坑中也埋有豬下頜骨，同樣的M282實為大報告中的M1282，即頭龕中的1副。但簡報中提及的M282、M286、M288墓葬外圍小坑中的多副豬下頜骨可能是單獨的遺蹟，不同於墓室中隨葬的豬下頜骨。

豬下頜骨隨葬的習俗在今天一些少數民族習俗中也能見到，海南的黎族會把宰殺的牛或豬的下頜骨連同其他隨葬品一起放置在墓內的棺上。雲南永寧的納西族也隨葬豬下頜骨，直到今天，他們還把平時吃剩下的豬下頜骨懸掛在室內的牆上收藏起來，作為財富的標誌。

二 隨葬豬下頜骨墓葬的墓主

陶寺遺址墓葬中雖然有35座墓葬隨葬有豬下頜骨，但這與已發掘的1300多座墓葬相比仍是少數，陶寺墓葬隨葬豬下頜骨不是十分普遍的埋葬現象。

屬於陶寺文化的另一處臨汾下靳村墓地，由兩次大規模的發掘情況推測，墓地原來面積約6000平方米，墓葬總數可達1500座以上，是一處大規模的墓地。下靳墓地已發掘墓葬562座，材料公佈211座，從公開資料看，無論是小型墓，還是規模最大的墓葬M51以及較大型墓葬M32、M37、M58和M78等，均未見到有豬下頜骨隨葬。在陶寺常見壁龕尤其頭龕中放置豬下頜骨，下靳這些較大型墓葬雖也有壁龕，卻未見壁龕中有一例放置。

陶寺文化中期墓地雖然發掘數量有限，目前也有7座墓葬，除前述大墓M22的一例豬下頜骨外，屬於中型墓葬的M26、M28、M31、M32，雖經陶寺文化晚期盜擾破壞，但也出土一定數量的銅器、玉石器、骨器、蚌器、彩繪陶器等各類隨葬品，卻未見有任何豬下頜骨。小型墓葬M27與M33中同樣未見豬下頜骨隨葬。

陶寺遺址經過44年的考古發掘，學界一般認為它是一處都邑性的遺址。因此，從目前材料看，陶寺文化中隨葬豬下頜骨的葬俗僅僅出現在都城這一最高等級的聚落中，這似乎與陶寺作為當時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地位是相適應的，和陶寺文化高度的複雜與多樣性反映的不同地方族群或集團參與其社會運營與儀式的狀況是一致的。

陶寺文化早期時，大型墓葬中多見整豬的隨葬而罕見單純的豬下頜骨隨葬，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基本是屬於二類的中型墓葬，因此可以說這些墓主人不是大型墓所代表的“王者”，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是當時社會的部分貴族階層。而至陶寺文化晚期時，早期貴族中盛行的這種葬俗發生較大變化，常見於規格屬於三類和五類等級的墓葬，這些豬下頜骨為社會的下等貴族和平民所隨葬。

隨葬豬下頜骨墓葬的墓地空間佈局十分值得我們深思。根據勘探，陶寺墓地面積在4萬平方米以上，發掘區被分為Ⅰ、Ⅱ、Ⅲ三個區，其中Ⅱ、Ⅲ區相連，Ⅰ區與之相隔一定距離。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在三個區都有發現，Ⅰ區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所在區域沒有統一的平面圖，墓葬整體的空間佈局不得詳知，但11座墓葬中除了M1111外，其他墓葬均分佈於相連的探方T1201、T1202、T1215與T1211中，相對比較集中分佈。Ⅱ、Ⅲ區有較為詳細的墓葬分佈平面圖，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同樣，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在Ⅱ、Ⅲ區都有分佈，但明顯比較集中地分佈在Ⅱ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M2135、M2053、M2063、M2256、M2200為同一排，M2103、M2168、M2172、M2180、M2035也為同一排。可見，在陶寺文化早期時，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呈現同一排集中分佈的形態。（圖一）陶寺墓地埋葬形態不僅聚族而葬，而且成排成列整齊佈局，這種基於血緣關係成排埋在一起的墓葬很可能代表了一個家族或小的宗族。再結合這些墓葬墓主性別看，兩排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竟然均是成年男性，屬於傳統上認為的典型父權制家族。

圖一 陶寺文化早期Ⅱ、Ⅲ區隨葬豬下頜骨墓葬分佈圖

以上兩排墓葬中又各有一座規模明顯大於其他的墓葬，即M2200與M2172。單就墓葬大小而言，M2200墓口長3。7米，寬2。93米，深3。45米，是陶寺墓地發掘的1309座墓葬中墓壙規模最大者；M2172墓口長3。3米，寬2。89米，存深1。88米，墓壙規模顯然也大於墓地中五座“王級”大墓，只是隨葬品略少於這些大型墓。因此，這類墓葬規格或等級最接近一類大型墓，應是各自家族中地位最高者。

此外，M2200除了頭頂1件簡單的頭飾和顯示“武力”的18根箭外，最顯眼的就是墓地唯一的1根塗朱圓木杆。何駑先生認為這件木杆很可能就是代表古代天文科技以觀測日影的圭表之“表”。M2200墓室中未見其他同類墓葬中常見的木器、彩繪陶器、玉石器等，如果此類隨葬品代表墓主生前日常所用之物，則很可能表明其沒有“私產”而為“大眾”服務。墓室中隨葬的完整而又數量巨大的豬下頜骨被有意分成13組，並有序依次擺放在二層臺上，應是不同家庭或擴大家庭送葬群體的助葬之物（詳見後文），這些都反映了墓主生前特殊的身份與地位。因此，推測M2200是一位擁有知識技術併為大眾工作的某一大家族的尊崇者，也是當時整個陶寺社會的一位十分重要人物。M2172有著較多的隨葬品，其中右臂橫置的玉鉞顯示了“杖黃鉞”式的軍權或武力。墓室內顯著位置放置的木“桶形器”以及木勺很有可能是測定水平的儀器。M2172二層臺殘存有5組58副豬下頜骨，按照對稱排放的原則，實際上原有數應該在百副以上，同樣的這種超乎尋常多的豬下頜骨有意分組並依次規律放置，反映的是不同家庭甚至家族對墓主的助葬與送葬行為。可見，M2172也是擁有知識技術併為大家族和整個社會所尊的重量級人物。

前文已言，目前陶寺文化分佈範圍內僅陶寺遺址見有隨葬豬下頜骨，同屬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以外與之大體同時期的清涼寺墓地M76有一例豬骨隨葬。羅運兵先生敏銳地觀察到這例豬下頜骨屬於雄性野豬，且其第三臼齒後增生有畸形齒，相當罕見，推測這件下頜骨所屬的雄性野豬很可能是死者生前獵獲品，因其特異，所以葬入。因此，與陶寺常見的家豬下頜骨隨葬顯然不同。此外，清涼寺７座墓單純隨葬豬犬齒210件，目的可能是為了辟邪，這種豬牙隨葬現象絕不見於陶寺墓地。晉南周邊地區的晉陝高原石峁文化寨山遺址廟墕地點墓地中有些墓葬壁龕內放置豬下頜骨，多者10件，少者1件，這些現象與陶寺遺址十分接近，只是壁龕多在左側而非頭部。需要注意的是，寨山遺址墓葬有關年代的材料並未公佈，但廟墕地點居址材料有所發表，發掘者認為屬於石峁文化中期階段，絕對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簡報中言及墓葬是打破居址的，因此墓葬年代還應晚於居址。陶寺文化早期要遠遠早於該年代，所以陶寺隨葬豬下頜骨來源於石峁文化寨山遺址或受到其影響的可能性很小，而更應是反之。這樣一來，陶寺文化隨葬豬下頜骨的現象在晉南僅見陶寺遺址，周邊區域零星隨葬很可能是受陶寺的影響或傳播的結果。加之，晉南地區仰韶時代至龍山早期向無豬牲隨葬的習俗，而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十分盛行豬下頜骨隨葬，且二者有驚人相似之處，學者們認為陶寺墓地葬豬習俗源於海岱地區。一般認為大汶口文化在距今4500年左右結束，而陶寺墓地隨葬豬下頜骨的M2168、M2172、M2180等墓葬的測年資料推斷為公元前2400年—前2300年，這些墓葬也並非分期中最早的，陶寺墓地最早的年代在距今4400年以上，甚至不排除接近於距今4500年的可能性。因此，陶寺文化與大汶口文化隨葬豬下頜骨習俗在年代上存在一廢一興的現象。更為重要的是，不僅僅是隨葬豬下頜骨這種習俗，陶寺文化中還存在著大量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的因素，基本是學術界的共識，包括隨葬豬下頜骨的M2063與M2103出土彩繪陶盆上的圓點紋、菱形紋，M2035出土陶豆、尊與M2180出土陶豆、壺、尊上的條帶紋，M2168出土折腹盆下腹上四葉紋或花瓣紋等等，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彩繪陶紋飾中十分常見。

總之，陶寺墓葬隨葬豬下頜骨者，情況並不簡單，不僅僅是墓主生前所有，還有與墓主有一定關係的不同群體送葬人的助葬品。還有墓主使用豬下頜骨體現的等級規格在陶寺文化早、晚期歷時上的變化。尤其陶寺文化早期，這類墓葬呈現出少數的某些家族所特有的情景，而且這類墓葬更具來自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東方因素”，甚至不排除這些家族源自海岱地區的可能性。

三 隨葬豬下頜骨的原因

關於史前墓葬中葬豬的原因或者功用含義，羅運兵有過系統的論述，認為可概括為“護身符”“戰利品”“豬靈崇拜或圖騰”“肉食”四種說法，並辨析了隨葬豬頭、下頜骨的“避邪說”“財富說”“辟邪—財富說”，提出了隨葬豬骨同樣體現的是“事死如事生”思想，最基本的原因是為死者提供肉食。近幾年，孫丹著重考察了史前時期黃、淮河流域隨葬的豬下頜骨，贊同“肉食（祭品）”說，認為豬下頜骨是在葬儀中獻祭給墓主享用的。她在分析史前長江流域隨葬豬下頜骨習俗時，認為其更多的是彰顯財富與社會地位，且存在從距今7000年到3800年逐漸變強後再漸弱的變化與趨勢。也有學者專門探討了漢水中下游新石器時代豬骨隨葬，認同這一地區葬豬為“肉食說”。中國史前葬豬歷時長、空間廣且多樣複雜，在研究中應該注意以下三點，第一，區分不同的豬骸遺存隨葬的不同情景，整豬、豬頭、豬牙、豬下頜骨很可能存在不同的含義和目的，不能以一概全；第二，因地域差別、習俗傳統、文化差異，史前不同區域用豬下頜骨隨葬的原因很可能是不同的，海岱地區、漢水中游地區、甘青地區與晉南地區應該存在一定的差別；第三，同一區域在史前不同階段隨葬豬下頜骨的原因或功用是存在各種歷時變化的。從最早僅僅是肉食，隨著飼養數量增加逐漸成為財富，進而炫耀財富，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地位和等級的標識物之一，甚至發展成為以“宴饗”為部分內涵的葬儀或禮儀。有鑑於此，晉南地區龍山時代的陶寺遺址墓葬隨葬豬下頜骨有著獨特而又複雜的原因。

就隨葬豬骸而言，陶寺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僅隨葬豬下頜骨，另一類是除了隨葬豬下頜骨以外，還見有豬頭、豬排、豬蹄、豬腿等豬的其他部位骨骸。M2172除了隨葬殘存的58副豬下頜骨外，還隨葬有部位齊全的豬頭、豬肋、豬腿、蹄骨等（圖二），但並非像大墓中的整豬隨葬。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墓壙中豬下頜骨與其他豬骨有意分開放置，下頜骨擺放在二層臺上，而其他豬骨擺放在二層臺下的墓主人身旁一側，二者有意區分開來；第二，其他豬骨多置於木俎之上，且和廚具如廚刀等放在一起，這與大型墓中情形相同，顯然屬於肉食之用。M2168僅有的1副豬下頜骨與木器上的豬骨、木俎及廚刀旁的豬腿骨以及豬頭，展現的應該都是用於死後的肉食。M2103的僅有的1副下頜骨與豬肋骨表達含義也應與之相同。因此，隨葬豬下頜骨有表達肉食之用的，也有數量眾多集中有意擺放他處，表達其他含義或功能的。

圖二 M2172平面圖 21。豬頭骨 22。豬肋骨 23。豬腿骨 24。廚刀 25。木俎

就隨葬豬下頜骨數量而言，明顯多少不一，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僅隨葬1副。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隨葬1副者，多同時見有其他豬骸遺存，如前文言及的M2168、M2103等。陶寺文化中期墓葬M22隨葬1副豬下頜骨，置於墓室東壁中央，與兩側分別掛置的3件玉石兵器形成明顯的組合，顯示的是武力，為文獻中的“豶豕之牙”，表達了盛而不擴與不戰而勝的和合思想。陶寺文化晚期隨葬豬下頜骨的墓葬比較統一，常見1副置於頭龕中。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下頜骨無一例外均可見發育的獠牙，都是經過專門挑選的雄性個體，這些豬下頜骨隨葬主要是為了鎮墓辟邪，在某種程度上起到死者護身符的作用。

第二種是數量在100件以上的。主要有兩座墓葬，即M2172和M2200，它們有著以下特點。一是隨葬數量極多，如此之多的下頜骨顯然不可能是為這次埋葬臨時殺掉100頭以上的豬，再單單去掉下頜骨放入，應是已經剝去皮肉或是風乾的下頜骨，屬於事前就有所收藏的下頜骨。二是豬下頜骨在墓室中有特定的空間，即二層臺上，並非散落於墓室中不同空間，可以推定在葬儀中是一種有秩序的擺放行為。三是隨葬的豬下頜骨有明顯分組，M2200分為13組，M2172殘留5組，甚至M2172的5組中的4組數量都是固定的13副，另一組殘存了6副，不排除原也是13副的可能。M2200右側第1組為9副，左側第13組為13副（圖三），其餘各組均10副。雖然各組數量有差別，但儘可能每組同數，似有規制。四是M2172組與組之間有明顯的間隔，或是有意交錯疊置，也就是說不同組在葬儀中放置是有先後順序的。五是每一組下頜骨都碼放整齊，方向一致，葬儀中的莊重、嚴肅、規矩可見一斑。可見，這兩座墓葬在埋葬中存在明顯的規制性葬儀，豬下頜骨為事前收藏之物，不同分組且先後交錯碼放，因此可以推斷葬儀中不同家庭或大家庭人員拿上收藏的有定數的豬下頜骨，按照一定的先後順序依次放在二層臺上，表達與墓主人關係和對墓主人的哀悼。所以，豬下頜骨是葬儀中送葬人的助葬之物，這反映的正是商周時期以及後世的賵賻制度，不排除早在龍山時代已經有了“賵賻”的萌芽。

圖三 M2200平面圖 1。牙飾 2。塗朱木杆 3。箭桿及骨鏃

需要深思的是，這些豬下頜骨是周代意義上的“賵賻”嗎？換言之，僅僅是送葬人的助葬贈送之物嗎？那為什麼不見豬下頜骨之外其他隨葬品為賵賻，甚至M2200如此規格的墓葬，沒有常見的陶器、玉石器等，卻有大量的豬下頜骨。豬下頜骨在此應該還有更深的含義。前文已言，不同組的豬下頜骨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家庭，而M2200與M2172都是大家族中的地位最高者，這種葬儀中把自己收藏的豬下頜骨放入其中，表示與之屬於同一大家族或宗族，表明血緣關係與世系關係，尊崇祖先。這種葬儀也同時增強了族群凝聚力。“家”字本身從“宀”從“豕”，豕或豬與“家”之間的關係反映了飼養的豬意味著“家”或“家庭”的本意。民族學材料上也有所反映，四川黑水縣色爾古藏寨150多戶，數十戶門楣上首懸掛有豬下頜骨，稱之為“年輪”，世系之意。一塊豬下頜骨代表一代，這些豬下頜骨必須是沒有被閹割過的公豬，代表以父系為主。色爾古藏寨歷史上有地位的土司、頭人等門楣上首均懸掛豬下頜骨。白金特家是土司的後人，門楣上首懸掛兩排38塊“豬下頜骨”（圖四），表明白金特是第38代傳人。白英鋼的祖先是色爾古藏寨的頭人，他家門楣上掛有6塊豬下頜骨，表明他家族可記憶的世系有6代，他是第6代。因此，豬下頜骨表達的是血親家族、尊崇祖先、世系傳承之意。

圖四 四川黑水縣色爾古藏寨白金特家門楣上首懸掛的豬下頜骨

第三種是隨葬多副或數十副，對於這一類也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其中數量明顯較多且有分組跡象者，也不排除是“賵賻”的可能性。如M1111墓室右角殘留29副豬下頜骨，似可以分組，如果墓室不是被大部分破壞掉的話，數量應該更多。M2053足端23副豬下頜骨，可以分為3組；M2063足端有限的空間中雖然集中擺放86副豬下頜骨，但明顯分排擺放，疊壓錯落有序，且豬下頜骨方向有別，也應是分組先後依次放置行為的反映。而僅僅隨葬數副者，我們不能輕易斷定屬於“賵賻”，很有可能表示的是死後肉享。

此外，還有一些雖然不屬於墓室中的隨葬品或嚴格意義上的隨葬品，卻也是墓葬埋葬過程中形成的。如M2087，墓室頭龕隨葬1副豬下頜骨，但填土中分三層埋葬豬下頜骨74個個體，其中下層67個，中層4個，上層3個，這些應是下葬回填過程中的一種祭祀行為，祭祀物件極有可能並非墓主人，而是其他神祗如地母。

陶寺文化早期墓葬隨葬豬下頜骨在基本的肉食或財富基礎上，與顯示身份地位的功用結合在一起，並增加了表達血緣關係與家族世系的內涵；到了陶寺文化中期時，大墓中隨葬甚至表達了盛而不擴的“和合”理念；至陶寺文化晚期，社會下層人也開始隨葬，這時豬下頜骨更多的成了“辟邪護身”之用。

總之，陶寺遺址墓葬中存在著隨葬豬下頜骨這種特殊的葬俗，在陶寺文化所在的晉南地區目前僅見於陶寺遺址中。隨葬豬下頜骨者一般都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等級，這在陶寺文化早期表現得最為明顯。隨葬豬下頜骨充滿了儀式感，這類墓葬文化因素具有來自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東方因素”。用豬下頜骨隨葬不僅僅是為了死後的肉食，數量眾多者很可能是送葬人表達與墓主之間的血緣關係和家族世系。此外，隨著歷時的變化，陶寺社會晚期底層人也隨葬豬下頜骨，表達的更多是辟邪護身，當然也包括豬下頜骨代表“尊崇祖先”而帶來的祖先庇護。

作者：夏宏茹（襄汾縣博物館）、高江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中原文物》202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