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了，這場劃時代的歷史事件不僅史影響了法國和西方世界的歷史，對世界的其他地方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法國大革命前法國完全是男性的世界，除了“聖女貞德”和極少數比較有能力的王后和寵妃之外，男性都將婦女婦女視為異類，政治權利更是與他們無關。在法國大革命的特殊環境中，人們對自由平等的追求也使得婦女的心靈得到了共振和激盪。婦女也紛紛開始參與到鬥爭運動中來，想要爭取那一份理應屬於他們的自由與平等，可以說婦女運動與整個大革命是基本同步的。

法國大革命引發了女權運動

當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說出女人和男人一樣屬於共同的人類，讓幾千年來受到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主流意識的極力貶低。汙衊的女人們一夜之間成為了眾多思想家們肯定和讚美的物件。儘管法國大革命晚於啟蒙運動很久，但是啟蒙運動的思想還是深深影響著法國大革命，這也為女權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

在1788年的時候，婦女問題已經被輿論界所認識，但是婦女們爭取權益的途徑只有委託全國三級會議備忘錄的編輯們，但是他們只關心一些比較表面的悲慘處境，比如貧困，賣淫等問題，但是對於婚姻，政治平等，工作權利等根本性問題始終不予理會，當婦女們看到這條路行不通的時候，就決定要親自出面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1789年7月24日，巴黎的市民攻佔了巴士底獄，街上的一些女性商販都紛紛拿起武器，提起裙襬，加入了攻佔巴士底獄的大軍。自此，一場席捲世界的人權運動就正式拉開了序幕，各階層的婦女們也都聚集在一起，同他們父兄、丈夫一起為自己的利益和戰鬥。但是在男人們獲得了政治權利的時候，卻不願意通曾經並肩戰鬥過的女性分享勝利的果實。

1789年8月，制憲議會通過了《人權宣言》，但是性別歧視這個舊社會的意識毒瘤還盤根錯節的潛伏在社會之中。《人權宣言》雖然宣佈了公民的權利，但是對於女性是否能享有公民權利和選舉權的問題在議會中卻引發了激烈的討論。絕大部分議員表示，婦女就是天生的弱者，她們缺乏逐漸，感情用事，她們只能作為一種交換物件，一種財產而存在。否定了婦女的獨立身份和獨立人格，拒絕讓他們參與到公共政治事務的治理中，甚至連“婦女沒有理性的天賦，只有少數傑出的婦女能夠享有權利。”這種提案也被否決。

女權運動的深化

於是當男女之間的距離再一次拉開的時候，在人權鬥爭中的婦女發出了抗爭的吶喊：男人和女人應當享有一樣自由平等的權利。1791年9月《婦女和女公民權利宣言》發表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地反抗性別歧視，提出婦女應該擁有政治權利的文獻。在《婦女和女公民權利宣言中》，作者瑪麗·古茲向全體法國婦女發出了呼籲：“婦女們，覺醒吧！男人們在受奴役時曾經求助於你們砸碎鐐銬，獲得自由後他們便不公正地對待你們，婦女們，你們何時能擦亮眼睛！”《婦女和女公民權利宣言》的發表，標誌著世界上第一次女權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強烈和深遠的影響。

從1790年起，法國婦女就開始參加政治團體，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憲法保衛者俱樂部”，雅各賓友愛會“等等，都有婦女的加入，在一些城市還出現了女性單獨組織的俱樂部。1792年，婦女們根據《人權宣言》的規定，好幾次要求獲得組織女國民自衛軍的權利，。1792年和1793年巴黎的婦女們首次攜帶武器，參加了軍事遊行，在在對外戰爭爆發後，想方設法入伍作戰保衛祖國，在激烈的戰鬥中，出現了很多與男子一起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的婦女。

1793年，法國婦女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更加高漲，婦女們用自己的理論將自己融入到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她們經常會強調是與男人一起生活在一個共和國中，所以所有成員都應該在公共事務中達成協作。婦女有“協助共同利益”的義務，因為共和國是一個互利的空間，婦女應該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

1793年6月，在對《共和元年憲法》進行全民表決的時候，婦女雖然沒有權利出席初級的會議，但是因為實行了普遍投票的制度，很多婦女仍然和男性分開行使了投票表決的權利。因此在1793年的夏季和秋季，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全新的趨勢，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女性的政治地位，並且開始趨向於一種全新的認識，即婦女是政治主題範圍內的女公民。

在1793年8月10日的節日計劃中，設計者路易·達維徳設計了不同於往日母親和配偶寓意的女性形象，女性作為人民運動的主題：革命群眾出現。在這種趨勢下，9月21日，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婦女和男人一樣，佩戴共和主義的三色徽記，它標誌著圍繞公民身份要求的一系列推理的延伸：婦女屬於人民，人民又被宣佈為主人，所以婦女和男人一樣都是國家的主人。

女性運動被扼殺

但是好景不長，馬上政府就開始扼殺女權運動，用新的鎖鏈將婦女重新束縛起來，讓婦女所爭取到的一些權利瞬間化為烏有。主要的起因是“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樂部”與巴黎中心市場賣菜婦女的矛盾衝突。以限價和打擊投機為主要內容的“九月法令”頒佈之後，“共和派女公民俱樂部”的激進主義行為激發了市場婦女的反抗。所以在10月29日，國民公會門前就 出現了請願者，他們指責“正是這些娘兒們才讓法蘭西受苦遭罪的”，並且要求關閉所有的婦女社團。10月30日，安德烈·阿瑪爾就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向國民公會做出了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告。

1793年10月政府開始下令封閉，將各種婦女團體解散並禁止婦女參加公眾活動，還將婦女參加政治活動當作叛逆罪來處理，並且下令全體婦女回到自己家裡等待新的命令。革命初期作為中堅力量的婦女不僅被趕回了家，有些甚至被送上了斷頭臺。從此一切成為了過去式，婦女被迫呆在家中，一切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

1793年10月29日，一群女性戴著象徵解放的紅帽子出現在了民國大會上，為改善現狀，她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並且拿出了一封請願書，但是希望再次破滅了，她們的訴求不僅沒有得到解決，這次的行動還為大會提供了一個藉口來全面限制婦女參加政治活動。大會當即通過了一項新的法令：不論性別，任何人有自由選擇其著裝和服飾的權利，任何人不得擾亂公共秩序，否則將會被當作嫌疑犯進行懲罰。

不停的有政要官員出來批評和謾罵婦女主義，在他們看來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就像是潑婦在街上亂逛，受到制裁都是罪有應得，各種所謂的革命家也表達不能理解和支援婦女運動。等到了拿破崙時期，對於婦女的權利問題更是沒有人敢出來發聲了，他頒佈的法典確立了丈夫具有“一家之長”的身份，是絕對的權威。

女性運動的失敗，女性沒有取得自己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其次她們在經濟上也缺乏自主權，家庭財產都是由丈夫管理，妻子對於財產的任何行為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許可，但是丈夫在支配財產的時候並不用得到妻子的許可，甚至是妻子的工資，都必須由丈夫管理。再次，妻子在生活中並沒有獨立的人格，她們一直作為丈夫的附屬品而存在，再結婚的時候就喪失了自己的姓氏，如果離婚了，也不能再使用前夫的姓。

針對這些不公平的對待，仍然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在抗議在鬥爭，比如《女士中學報》的女編輯，但是這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處於資產階級地位的婦女還是比較謹慎的，不敢跟隨這些女編輯走上反抗的道路，二十儘量去貼合男人們希望她們成為的樣子，於是這場女權運動隨著大革命的興起而爆發，又伴隨著大革命的結束而失敗了。

其實將婦女完全排斥在合法公民身份之外的法律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從來沒有被修改過，所以很多人會認為大革命期間執政的派別在對待婦女的態度和立場上似乎是沒有區別的，但是這種區別還是存在的。1791年到1793年的上半年，男人的世界裡雖然是限制了婦女的公民身份，但是斐揚派和吉倫特派都默認了婦女的政治性言論，默認了女權運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