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被心理醫生診斷為人格失調症，那說明這個人逃避責任的程度已經相當嚴重。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逃避責任的傾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在 30歲時，幸運地得到了麥克-貝吉里的指點，才克服了輕度的人格失調傾向。當時，貝吉里擔任精神科門診部主任，我在他的部門工作，跟其他醫生輪班接診患者。或許是我責任心太強，工作日程表總是排得滿滿的，工作量遠遠多於其他同事。別的醫生每週接待一次患者，我每週則要接待兩三次，結果可想而知：別的醫生每天下午四點半陸續下班回家，而我要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點鐘。

這使我心懷不滿，疲勞感與日俱增。我意識到必須改變這種局面，不然我肯定會崩潰的。我去找貝吉里主任反映情況，希望他給我安排幾個星期的假期，不再接待新的患者。我暗自揣測：“他應該會同意的，對吧？他是否有別的解決辦法呢？”在貝吉里主任的辦公室裡，他耐心地聽我抱怨，一次也沒有打斷我。我說完後，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對我說：“哦，我看得出來，你確實有問題。”

他的關心和體諒讓我很是感激。“謝謝您！那麼，您認為我應該怎麼辦呢？”

他回答說：“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斯科特，你有問題。”

這是什麼回答啊，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完全不符合我期待的，我多少有些不悅。“是的，”我再次問道，“您說得沒錯，我知道我有問題，所以才來找您的。您認為我該怎麼辦呢？”

他說：“斯科特，很明顯你沒弄懂我的意思。我聽了你的想法，也理解你的狀況，你現在的確有問題。”

“好啦，好啦，我知道我有問題，我來這裡之前就知道了！

可問題在於，我究竟該怎麼辦呢？”

“斯科特，認真聽好，我再說一遍：我同意你的話。你現在確實有問題！說得再清楚些，你的問題和時間有關。是你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這不是我的問題，是你的問題。你，斯科特·派克，在時間管理方面出了問題。我就說這麼多。”

我氣得要命，轉身就走。一連三個月時間，我滿肚子都是火氣。我堅信他患有嚴重的人格失調症，不然怎麼可能對我的問題漠然置之呢？我態度謙虛地請他幫助，可這個該死的傢伙，不肯承擔起他的責任，哪裡還有資格做門診部主任！作為門診部主任，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到底還能做什麼呢？

智比完個月過後，我漸漸意識到貝吉里主任沒有錯，患有人格失調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時間是我的責任。是我，只有我，能決定怎麼安排和利用我的時間。是我自己想要比其他同事花更多的時間治療患者，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應該承擔這個選擇的後果。看到同事們每天比我早兩三個鐘頭回家，令我感到難受，而妻子抱怨我越來越不顧家，同樣令我感到難過和憤懣，但這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嗎？我的負擔沉重，並不是命運造成的結果，不是這份職業本身的殘酷，也不是上司的壓榨逼迫而是我自己選擇的方式。

同事們選擇了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心懷不滿，這實在毫無道理，因為我完全可以像他們那樣安排時間。憎恨他們的自由自在，其實是憎恨我自己的選擇，可是這本是我引以為榮的一個選擇。想通了這一切之後，對於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心懷嫉恨。雖然我還是像以前那樣工作，但心態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喜裡為個人行為承擔責任，難處在於它會帶來痛苦，而我們卻想要躲開這種痛苦。我請求貝吉里主任替我安排時間，其實是為了逃避長時間工作的痛苦，而這正是我選擇努力工作的必然後果。我向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權力。我是在請求他：“為我負責吧，既然你是我的上司！”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或是組織，就意味著我們甘願處於附屬地位，把自由和權力拱手交給命運、社會、政府、獨裁者和上司。

埃裡克·弗洛姆把他討論納粹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專著命名為《逃避自由》，可謂恰如其分。為了躲開責任帶來的痛苦，數不清的人甘願放棄權力，實則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個熟人，他頭腦聰明，卻鬱鬱寡歡。他經常抱怨社會上壓迫性的力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缺乏人性的企業軍事化管理。他對鄉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長髮，更是感到不滿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應當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賴父母，當然情有可原，如果父母獨斷專行，孩子也沒有選擇的餘地。頭腦清醒的成年人則可不受限制，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誠然，選擇也不意味著沒有痛苦，但至少可以“兩害相權取其輕”。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壓迫性的力量，可是我們有足夠的自由與之對抗。

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長髮的鄉下，卻又堅持要留長髮，那麼他可以搬到城市居住（那裡對於留長髮應該更加寬容）或索性剪掉長髮；他甚至可以為捍衛留長髮的權利，參加警長職位的競選。奇怪的是，他卻沒意識到他擁有上述選擇的自由。他哀嘆自己缺少政治影響力，卻從未承認個人的選擇力。他口口聲聲說他熱愛自由，但與其說強制性的力量讓他受到傷害，不如說是他主動放棄自由和權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滿選擇而牢騷不斷，不再終日與煩惱、憂愁、憤怒和沮喪為伴。

希爾德·布魯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學研究》前言部分解釋了一般人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感覺自己不能夠‘應付’或者改變現狀，因此產生恐懼、無助感和自我懷疑。”大多數患者力不從心的根源，在於他們總想逃避自由，不去為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他們感到乏力，是因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療，他們就會知道，作為成年人，他們一生都充滿選擇和決定的機會。

接受這一事實，就會變成自由的人；無法接受這種事實，就會永遠覺得自己是個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