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法，張賢亮等人其中在巴黎痛責中國的體制和文化，得到大批西方聽眾激情的鼓掌。

就是那些自稱反思的“傷痕文學”作家們：方方、白樺、張賢亮等等。

比如這位，白樺的《苦戀》——

“我這本書在近百年內是拿不出去的，可能要在幾百年之後才能和世人見面。那時候考古學家把我這把骨頭從地底下掘出來，發現了這部手稿，

我只希望他們看完這部手稿說：‘啊！公元一九七六年能夠出現這麼一個誠實的老頭子！奇蹟！’行了！我就在黃泉之下閉上我的嘴巴，一聲不響地躺它幾萬年……”

還有這位，張賢亮——

“乾脆走他孃的，躲進小樓寫小說。你年紀輕，望好自為之。我是覺得已經束手無策了。”

看一看這字眼。充斥著怎樣的格調？

“舉世皆濁我獨清”啊。這大概是網路“清醒家”們的師祖了吧。

今天看來，這些傷痕小說所謂對“歷史真相”的揭示，實在是膚淺；

一些人鼓吹的“文學價值”，

也更多的顯現於其當時的心理調節功效，而不是它們的藝術層面上。

當然了，筆者不否認，方方為首的傷痕作家們，其單純的悲憤與眼淚雖然膚淺，但在當時也確實起到了文學心理治療的作用。

但也僅限於在當時那些年裡的“即時治療”罷了。

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有多少？

（方方）

且不說和大師們比，就比建國後：

和《紅巖》《林海雪原》《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平凡的世界》這樣真正的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比，和魏巍、趙樹理、丁玲、曲波這樣真正為人民而寫的作家比，

這才過了幾十年，方方們都成了過街老鼠了。

至於其作品，打著“被禁”的旗號，把自己的作品包裝成了乾隆打擊之下的《紅樓夢》，一群小文青和恨國黨們，連看都沒看過，就雞毛吹上天，

真正拿到你面前讓你閱讀，除了充斥著文人的酸腐和自負，還有什麼？

還上升到“捍衛中華文化的高度”，其實通篇是對自己小群體利益的“捍衛”罷了。

剛剛提到的張賢亮“望好自為之，你還年輕，我是覺得束手無策了”，這件事情的經過是什麼呢？

就是1988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法，張賢亮等人其中在巴黎痛責中國的體制和文化，得到大批西方聽眾激情的鼓掌。

有的作家痛陳，“再也不能抱著我們有優秀的傳統、了不起的文化在這個世界裡混下去了”。

本來是一次友好訪問，這些文人們，盡情把自己的牢騷添油加醋的吐出來，在西方人面前把我們國家說的一無是處，引發了西方觀眾的一片歡呼。

反倒是華裔（不是中國人）、巴黎第三大學教授徐廣存，當場起立怒斥：

“

聽了你們的發言，讓我們流淚，因為從你們的敘述裡，人們發現中國這麼渺小，這麼卑鄙。你們沒有一個人談到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對你們的影響。在你們的作品中就是揭發、揭發，已經揭發十幾年了（當時已經1988年了），還在揭發。

中國是貧窮，但中國的文化並不貧窮，應該歌頌我們的民族。不要忘記你們作為作家，應該領導中國人民前進。

”

一個華裔教授，勸解一群中國作家“應該歌頌我們的民族”，此情此景，讓我心裡十分複雜。

因此，徐廣存教授認為，這批來訪作家多數人感興趣的是政治，不是文學。

事後這個作家代表團之一的韓少功辯解道：

“剛出國門的中國人，滿腦子還是官本位、大鍋飯、鐵飯碗、冤假錯案，不發發牢騷，不冒點火氣，好像也不可能。”

你看，自己都承認自己是發牢騷了。

但是當時已經1988年了啊，已經過去十二年了。

他們這牢騷要發一輩子。

方方不就一直把牢騷發到了2020年嗎？

所謂的靈魂工程師盡是這般自憐自賤，不顧尊嚴刻意渲染凸顯家醜，得體嗎？

筆者承認，任何時代都需要反思，不斷糾錯、不斷創新。這種改革創新是需要多方面、全方位的。

但以傷痕作家們為先河的一些網民們，“反思”的僅僅是政治，始終難以擺脫狹隘的政治模式。關於歷史的理解被他們一律簡單的政治化了。

這就是“定體問”“我深思”的來源所在吧。

結果這種膚淺的理解就變異為對於歷史的強烈不滿。新中國試圖開始重新構建的無產階級歷史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好好一鍋湯就被這群人扔進了幾個蒼蠅。

搞笑的是，1988年這些代表團的作家們在蓬皮杜文化中心痛陳之後，還對不同意見的徐廣存教授批評攻擊。

（徐廣存教授）

徐廣存教授發言後，幾個作家便一個緊接一個對徐進行批駁，而且有些人嗓門很大，有的代表甚至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著徐進行詰責，含有頗濃的“集體反擊”的味道。

一些法國人士說：

這些“中國作家氣量小，氣質也差，聽不進不同意見，自己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討論問題”。

在會場採訪的法國電視一臺記者雅克琳娜·迪勃瓦當場公開表示：

她對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將放棄對他們的採訪報道。

有八位曾聽過徐講課的法國人次日集體到徐的寓所拜訪徐，

說他們不能理解這些要求別人給予自己講話自由的人為什麼不能容忍別人有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

（代表團作家之一劉賓雁）

果然啊，他們這個毛病一直持續到現在。

不僅如此，這些作家還揚言，

讓如實報道他們言行的記者撤回國內，不允許繼續報道代表團。

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一位委員說，“從這件事中使人對他們追求的新聞自由發生懷疑。”

有人得知代表團個別成員揚言要把寫這篇報道的記者撤回國去後說，幸虧這些人還沒有掌大權，否則中國人更得遭罪。

這些人的核心，說白了，就是把對歷史的背叛等同於“自我的成長和成熟”，殊不知這樣就是把自己和歷史對立了起來。

他們沒有把自己看做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的命運內涵他們壓根不承認。

然而事實上呢？每一個人都是歷史之中的，他們反對歷史也就是反對他們自己。

這些人，在對歷史的背叛和懷疑中盡情享受“自由”，但是要提到他們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作為靈魂工程師的歷史責任，他們隻字不提。

張賢亮們在巴黎露醜之後，再對比一下丁玲1981年訪美：

“每次被外國人問到她的過去時，丁玲對自己的國家，沒有說過一句批評的話。

多少個夜晚，我們在下榻的飯店閒聊時，她總是堅強地重複一句話：‘我要批評自己的祖國，也不會到外國來批評。’”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偉人果然沒錯看“文小姐“。

（丁玲）

兩下對比，因心虛而“乾脆走他孃的，躲進小樓寫小說”的告洋狀之徒張賢亮………

張賢亮、方方們除了怨恨、不滿和狐疑，什麼也沒有。

所以這群傷痕文人們，只在於眼前的算計而非長遠的分析，說什麼反思歷史，不過是計較自己的當下得失罷了。

歷經磨難者回首前塵，既不河殤，也不苦戀，依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