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的周天子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國有確切紀年的開始。這一年前後發生的事件，誕生了“共和”這個舉足輕重的詞。在此之前，周厲王因行政暴虐，遭國人驅逐，出逃到“彘”。厲王出奔後，太子年幼，朝中出現了長達14年沒有國君在位的局面。此間，大臣聯合行政，維持了政治秩序的穩定。這就是著名的“共和行政”。

但就是這樣一個著名的事件，史書記載卻出現巨大的衝突，導致疑點重重，成了一樁千年懸案。

一、共和行政的三個版本

今天我們瞭解“共和行政”其事，主要是從兩本經典的史書開始的。一本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本則是晉國、魏國的官修史書古本《竹書紀年》。可是，兩書本對這件事的記載完全不同。

先看《史記》的描述，在這樁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只有召公、周公兩人。在太子被圍攻時，召公更是以自己的兒子代替了太子，太子才得以脫身。此後的14年間，就一直是召公和周公聯合行政。14年後，周厲王在一個叫“彘”的地方去世，太子姬靜被周、召二相重新立為周王。簡單來說，司馬遷認為的共和行政，是召公、周公的“

二相共和

”

。

《漢武大帝》中的司馬遷

再看古本《竹書紀年》，在《史記》的周公、召公“二相”之外，又參與進來第三個人——

共伯和

。

真相撲朔迷離。

首先，《史記索引》中引用的《竹書紀年》“

共伯和幹王位

”，就是說共伯和乘機篡位。《清華簡》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共伯和立

”。14年後，姬靜成年，共伯和在眾人的逼迫下，將王位還給了姬靜。

竹書紀年

晉人束晳在引用《竹書紀年》時卻有了另外的說法，共伯和只是“

攝行天子事

”。戰國文獻《魯連子》中亦有類似記載“

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

”。這裡的“攝天子事”，和篡奪王位大不相同，周宣王姬靜的擁立更是共伯和的功勞。可見，後世在引用《竹書紀年》的內容時，便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原本的內容是怎樣的，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

影視劇中的西周大臣

同一件事有了三個版本：第一種如同《史記》記載，共和行政是周公、召公的二相行政。第二種是共伯和乘機篡奪了厲王的王位。第三種則是共伯和暫時攝行王政，而並未被立為王。

《史記》的記載似乎是一處孤證，“共和”二字更無法解釋，所以不被大眾採納。但在國君缺位時，由公卿執政卻是有先例的，例如伊尹放逐太甲後執政、魯昭公出逃後三桓共同執政。

第二種篡奪王位的說法，雖然給它打call的文獻較多，但仔細分析似乎也有不妥。周代嚴格的繼承製度下，共伯和不是王位的繼承人，他如何能夠篡奪王位？周公召公既然可以保護太子，又為何不阻止這種篡逆之舉？於情於理，第二種說法似乎也站不住腳。

第三種說法也很奇怪，共伯和攝行王政，是否改元共和呢？三桓執政之時，並沒有改變魯昭公之號，如果共伯和只是攝行王政，沒有改元，那這段歷史為什麼又被稱為“共和行政”？

三種說法，各有道理，但也各有疑點，又都沒有絕對的說服力。

那真相是什麼呢？

清華簡

二、共伯和是誰

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們就得知道共伯和是誰。與“共和行政”一樣，共伯和的身份也有兩個版本，同樣迷霧重重。

一種說法是，共伯和就是衛武公。首先，衛武公的名字就叫和。其次，衛武公的兄長被稱為“共伯余”，所以衛武公也可以被叫作“共伯和”。最後，便是《魯連子》中所說“

共伯和復歸國於衛

”，似乎更加證明了共伯和就是衛武公。

但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衛武公與共伯和不是一個人。衛武公活到95歲，去世時是周平王十三年（前758年），也就是說，共和元年（前841年）時，衛武公才十二三歲。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怎麼會讓一個小孩參與呢？

再有，衛武公的兄長的確被稱為“共伯余”，但“共伯”是他的諡號，兄弟兩人共用一個諡號似乎說不過去。所以可以斷定，共伯和與衛武公是兩個人。

還有一個說法，共伯和是共伯國的國君，“伯”是他的爵位，“和”是他的名字。那麼共伯國在哪呢？這個國家就在河南省輝縣，漢唐以來這裡一直被稱為“共縣”，今天這裡還有共城的城牆遺址。共伯國原本是周王室的畿內國，但因靠近衛國，加上週王室逐步衰落，後來就被衛國吞併，成為一個別邑。

今日共城遺址

關於共伯國的國君的記載比較少，那他為什麼能參與這麼重要的政治事件呢？主要還得看人品。共伯和是一位有修養的國君，又有名望，周厲王的暴虐更突顯了他的仁義賢德。厲王是國人暴動而出奔到彘，共伯國又是畿內的諸侯國，國人找到國內的一位長者來執政，是順理成章的事兒。更何況，其他諸侯國也都認可共伯和的人品，支援他執政，否則以共伯國的實力很難參與周朝大事。

三、真相是什麼？或許是這樣

周厲王重用榮夷公、衛巫等人，施政遭到了國人的不滿。國人暴動更有公卿大夫的參與，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厲王不得已被流放到彘。國內無君，而太子又年少，恰逢共伯和名聲享譽內外，於是被推舉為三公中的首席執政，代行王政。

厲王止謗

在此期間，厲王的地位與名號較為敏感。雖然仍然沿用厲王的年號，但政命已經不由厲王發出，當時的青銅器上的冊命頒佈都是用“

唯王元年”

、“

伯龢父（即共伯和）若曰

”等開頭。

14年後，厲王去世，太子姬靜也已經成年，共伯和代行王政的基礎已經失去，便帶領群臣擁立太子姬靜為王，自己則回到共伯國，逍遙於共山之上。歷時14年的共和行政，以和平交接權力的方式結束。

周宣王

共伯和入朝為首席執政，更多地是順應國人與諸侯意見的權宜之計。共伯和扮演的是一個溫和中立的角色，他的權力或許並不如周公、召公，只是因其名望而獲得代行王政的地位。

既然如此，司馬遷為什麼不在《史記》中記載三卿共同執政呢？

司馬遷看到了共和行政的本質，但由於他尊周的立場，三卿共同執政便被有所取捨地改為周公、召公聯合執政。相應地，厲王被流放到彘，也被他說成是主動逃到彘。這是司馬遷的判斷與取捨，更是他“

成一家之言

”的“

春秋筆法

”。

司馬遷雕像

相反，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就簡單得多，一句“

共伯和幹王位

”，體現的是成書於戰國的古本《竹書紀年》的價值取向。在“

陪臣執國命

”，權移與公卿的戰國時代，臣下攝行王政便被放大成了篡奪王位。《竹書紀年》是魏國官修史書，趙、魏、韓三家分晉的歷史就在眼前，對周王室內政的這種描述，就是對自己的一種辯護。所以諸子中的《魯連子》所說“

行天子事

”，似乎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文史君說

歷史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我們想看到的歷史。在探尋不可重演的歷史時，我們總會有所選擇，有所傾向。歷史事件是複雜多樣的，任何迥異的記載，都只能體現出歷史的狹窄一面。雖然不能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今天所看到的歷史，無一不是前人與今人選擇、判斷與描述的結果。而在這些紛繁複雜的各種說法之間，透過仔細的比對取捨，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也正是史家的責任。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

杜勇：《西周“共和行政”歷史真相新探》，《人文雜誌》2019年第9期。

王紅亮：《由清華簡〈系年〉論“共和行政”的相關問題》，《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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