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尉字形義變化

“尉”字始見於戰國文字，古文從仁、又持火。其異體字“熨”依然保留了尉的篆體字的基本寫法。從戰國文字來看，尉字本義應該為持類似火斗之類的工具使衣服平整。睡虎地秦簡上的尉字依稀還能看到“火”的痕跡，但是已經和現代尉字差不多了。尉字字形變化主要是在書寫中為了提高書寫速度，筆畫開始逐漸簡化。同時“尉”字的用法從以本義為主發展到引申義的變化中，和“火”相關的熨燙衣物的含義被逐漸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民間俗用的“火斗謂之”熨“。體現到字形上的變化就是作為官職名的”尉“從篆體脫離出來，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甚至連《說文》上所稱”自上按（案）下“的引申義也被逐漸棄用。

睡虎地秦簡1

睡虎地秦簡2

傳抄古文字1

傳抄古文字2

小篆尉字

”尉“原本表達的燙平布帛的意思被”熨“代替，但沒有足夠的文獻證明其變化，《中華源流詞典》認為”熨“字本義是用藥熱敷治病，熨燙衣物為其引申義，但就其篆體字形和金文字形來看，”尉“字和”熨“應當為一字分化。在字形分化後，”熨“除了本身用藥熱敷治病的意思外，又兼有了原本屬於”尉“的熨燙衣物的意思。而”尉“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被廣泛運用到軍職名稱中。

二、”尉“字引申義用於官名

”尉“字用做官名始見於《禮記 月令篇》。《禮記》對於太尉一職的解釋為”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這和秦漢太尉為執掌全國軍事的最高武官的傳統觀點有較大出入。在春秋時代仍然維持了奴隸制社會的基本政治形態，但是卿大夫等中高層貴族勢力的崛起，使選拔官員成為了維持政局平衡的重要手段。但是承自商周的軍事貴族體系使得春秋時期軍政之官不分，進而使本來作為選拔人才之官名的”尉“逐漸走進軍隊，直到今天仍然能從中國現行軍銜制度看到”尉“字的殘留痕跡。

《史記 趙世家》中荀欣”選練賢能、任官使能”，被趙烈侯任命為“中尉”。此時的中尉仍然是負責選拔官吏，而不是軍事長官。“中尉”更不是秦漢時代令列侯貴族聞風喪膽的主管京師治安的九卿之一。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春秋時代晉國三軍都設有“尉”這一官職。有的學者類比秦在戰國時期所設邦尉，將其理解為軍中的高階軍事參謀官，但綜合考察趙國時中尉和《禮記》所載太尉之職責，此時中尉應該是“發眾使民”，承擔著幫助軍事主官徵召士兵的職責。考慮到春秋時期兵農不分，此時的“尉”依然是協助主君管理和選拔貴族平民，文職特點更加明顯。相較之下，受到三晉影響的秦國官名中尉，可能已經成為了高階軍事參謀官。按《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秦惠文王是議伐蜀時就有“司馬錯、中尉田真黃”。秦封泥之中大量可見中尉之印。然而中尉屬官的寺工、武庫都曾屬於少府。即使在戰國中後期，帶“尉”字名的官職依然有著強烈的文職色彩。但是從商鞅時代開始，邦尉等軍職在戰爭中的頻繁出現說明了在這一時期，“尉”在軍事體系中的功能已經從開始從“協助”走向“統領”。作為官職名的“尉”也開始逐漸取代“自上而按下”的“尉”。

三、 國尉、太尉之變遷

國尉、太尉之爭由來已久，但二者並不等同。《商君書·境內篇》中記載

“其攻城圍邑，國司空······，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

“陷隊之士，面十八人······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為木，與國正監，與（正）【王】御史參望之。”

從此處的記載可以判斷，邦尉是負有“攻城圍邑”任務的野戰部隊的中級軍官。可能只在戰時設立，戰後即廢。但是《商君書·境內篇》中還有另外一段記載；

“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白。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國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千人。”

此處的國尉已經有了常備軍的軍職雛形，考慮到戰國時期的將通常為戰時主帥，此時的國尉還保留著戰時參謀官的形態，依附於軍事長官，沒有形成獨立的軍職。但是隨著白起等大將擔任國尉一職開始，國尉逐漸從參謀官非常設軍職，向軍事主官常設軍職發展。

戰國前中期，各國或縣大於郡，或有縣無郡。隨著秦始皇統一天下，郡縣制逐漸完善，國尉這一軍職也隨之發生變化。從傳世文獻來看，秦代沒有明確記載誰擔任過太尉。所以秦制三公太尉為全國最高軍事長官為無稽之談。但是從秦封泥可以斷定太尉確實為秦官。而此時國尉這一位於將軍之下的軍職，不再適合同時作為全軍統帥的佐官或中高階軍官。因此，太尉應該取代了國尉的高階軍事參謀官的作用，成為了皇帝的軍事助手而不是軍事長官，而從國到郡的變化使國尉變為郡尉，徹底地成為地方軍事長官。從秦的高度專制和對軍權的牢牢掌握，及戰爭時期的軍職變為常設武職的演變情況來看，國尉或者太尉不可能越過將軍直接成為最高軍事統帥，統治者也不可能允許設立一個掌有全國實際軍權的官職。到此時，“尉”也就完全脫離其引申義，連其所代表的官職名稱也隨著政治軍事體制的變化在內涵上發生了重大改變。

參考文獻

1。 陳治國、韓鳳《秦漢國尉太尉考辯》， 西安：咸陽師範學院報 2008年5月。

2。 周建英《趙國官職考》 ，河北：衡水師專學報 1999年12月。

3。 孫文博《秦漢軍制演變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