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南明是明朝都城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後，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政權，從1644年至1662年，歷經弘光、隆武及永曆等政權，共計18年。

在這18年間，南明一直處於一個國家不斷捱打、領土不斷萎縮及君主不斷更迭的狀態，用苟延殘喘形容絲毫不過分。

而歷史上同樣偏安的南宋卻從1123年延續至1279年，足足挺過了一個半世紀，同樣是正統漢人政權，同樣是倚仗長江天險，為什麼差距如此之大？在小編來看，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聯虜平寇的錯誤戰略

1644年3月，陝北農民軍領袖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北京，大勢已去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懷著滿心的絕望自縊在煤山上，延續276年的大明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中華大地發生了兩件大事：

一是盤踞在東北的滿清政權在明朝降將吳三桂的引領下，攻入山海關，趕跑李自成，成為京師新的主人。

二是在清軍入關後，大量明朝宗室和朝廷文武南遷，在鳳陽督師馬士英等地方軍閥的擁立下，福王朱由崧於1644年5月在南京繼位，是為弘光，南明正式建立。

這樣一來，華夏中土由明朝與李自成大順政權的較量變為清朝、大順和南明三足鼎立。

清初割據形勢

此時的南明佔據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且在廣大士民眼裡，弘光政權才是明朝的合法繼承者。

所以弘光政權必須確立正確對外戰略才能保證自身長治久安，尤其是大順軍和清兵都可能雙雙南下，對南京形成威脅。

只可惜弘光政權仍把對付大順軍作為當務之急，大學士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馬士英則認為，坐視大順軍和清兵兩虎相鬥才是上策。

總之，史可法和馬士英這對政敵在對外策略上反倒保持一致。

在弘光集團看來，滿洲八旗不過區區十萬，且是關外蠻夷，佔領北京頂多是搶完就走，坐不住江山。

只有李自成才是真正的威脅，畢竟千百年來王朝的更迭不都是農民起義造成的嘛。

因此弘光政權制定了聯合清朝消滅農民軍的決策，這個方針就是所謂“聯虜滅寇”。

弘光帝還派遣使者詔諭清朝，稱順治為清國可汗，並在詔書中提出四個要求：

一是安葬崇禎帝及其皇后，二是以山海關為界，關外土地給予清朝，三是每年十萬歲幣，四是犒金千兩、銀十萬兩、絲緞萬匹、犒銀三萬兩。

從以上內容可知，南明無非是在效仿南宋，以金錢歲幣換取偏安江南，

只可惜清朝不是金國，八旗鐵騎和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清統治集團無論是手段還是野心，都要比他們的完顏前輩強得多。

而南明也不是南宋，空有百萬大軍，卻各自為戰，沒有強大的水師，也沒有戰鬥力彪悍的岳家軍。

清朝早已看出南明外強中乾，使者左懋第到北京不久就被囚禁，使事失敗。

不過鎮守江北四鎮的史可法卻依然迂腐的執行聯虜國策，當清軍全力圍剿李自成時，幕僚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西征復河南，不聽，勸稍留徐州，又不聽，一味退保揚州為上策。

史可法畫像

而多爾袞致書史可法，揚言“聯闖平南”時，史可法卻只是為弘光繼統的合法進行辯解，沒有拿出對付清軍的辦法。

南明在錯誤的戰略下越走越遠，眼睜睜看著李自成被清軍打敗，隨著大順政權的垮臺，清軍很快戰略東移。

1645年4月，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兵敗揚州，後清軍大肆屠城，史稱“揚州十日”，揚州百姓慘死者80餘萬。

隨後清軍渡過長江，攻克南京，5月22日，弘光帝被俘獲，送往北京，弘光政權僅一年就宣告垮臺，南明在失去長江天險後，整個南方腹地暴露在八旗鐵騎面前。

從此只能陷入被動挨打逃跑的境地，而這一切源於“聯虜平寇”的錯誤戰略，這就是所謂一步錯，步步錯。

二、黨爭和內鬥成為消耗南明肌體的毒瘤

如果說“聯虜平寇”是南明快速滅亡的加速器，那無盡的黨爭和內耗則是根本因素。

在朱由檢自縊後，在南京很快展開一場擁立新帝的鬥爭，主要競爭圍繞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展開。

朱由崧的支持者以鳳陽總督馬士英、江北總兵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地方督撫和軍隊大員為主。

朱常淓的支持者為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及原禮部侍郎錢謙益等東林黨朝臣。

幾經博弈後，朱由崧在馬士英等的擁立下進入南京繼位，不過在統一政權的表象下，一場以馬士英和東林黨之間的暗戰開始展開。

很快史可法被排擠出決策層，以兵部尚書的名義前往揚州總領江北四鎮進行防禦，只可惜史可法空有督師之名，卻無實權。

劉澤清、劉良佐等江北軍隊首腦無一人聽從指揮，在清軍攻打西北李自成時，江北各軍內鬥不斷，沿途燒殺搶掠只為一己私慾，始終未能建立起堅實的防線。

1645年3月，多爾袞將軍事重心東移，命多鐸移師南征之際，弘光政權內部爆發太子案，黨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起因是一名叫王之明的少年，詐稱自己是皇太子朱慈烺，於是一批對朱由崧政權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佈謠言。

一場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南明社會中掀起軒然大波，駐守在武昌的南寧侯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順長江東下爭奪南明政權，企圖剷除馬士英黨羽。

馬士英急令江北軍隊南下佈防，而面對清軍的江淮防線陷入空虛，致使多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連續攻破徐州、亳州，迅速向南推進，勢如破竹，兵臨揚州城下。

史可法要求各鎮赴援，均無響應，劉澤清、劉良佐等人不思抗敵，反而以入衛南京為名，率部南逃，其餘總兵將領紛紛投降，史可法孤身一人率領揚州城軍民頑強抵抗，最終英勇就義。

1645年5月清軍渡長江入南京，弘光皇帝本人被俘虜送往北京，只可惜在南京政權垮臺前夕，各派勢力還在圍繞太子案進行鬥爭。

1645年6月，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等人的擁立下，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並得到南方各省承認。

然而在其監國僅四十天，魯王朱以海也在紹興監國，東南地區一下子出現兩王並立的局面。

這時南方各地士族百姓因為反對清廷剃髮令，開始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進行聲勢浩大的起義，清軍南征的腳步暫時停下。

只可惜隆武政權與魯王政權不但沒有利用這種有利形勢，團結一致發展抗清鬥爭，反而彼此之間為爭奪正統地位勾心鬥角，互相挖牆腳，雙方關係形同水火。

1646年5月，清朝騰出手來派大軍征討浙東，進逼紹興，魯王政權根本無心戀戰，前方防線瞬間土崩瓦解，大批朝臣叛明降清，朱以海經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魯王政權被消滅後，清軍繼續南下進至福建邊界，朱聿鍵雖名為皇帝，但實權被福建總督鄭芝龍掌握，鄭芝龍出身商人，是一個精明的投機主義者。

早在1646年初，鄭芝龍已看出南明敗亡苗頭，即與福建同鄉，已投降清朝的洪承疇聯絡，在得到清朝將廣東管轄權交與他的允諾後，鄭芝龍從隆武輔政大臣，搖身一變成為清廷內應。

1646年6月清軍兵分兩路由仙霞關、分水關進攻福建，事先得到訊息的鄭芝龍將部隊全部南撤，致使兩大險要關口無一人把守，清軍迅速透過，一路上未見隆武一兵一卒，輕輕鬆鬆佔領福州。

可憐的隆武皇帝在汀州被清軍射殺，而鄭芝龍降清後不僅沒得到清廷許諾的利益，反而被清軍押送北京軟禁，並於1661年被斬首。

隆武帝被害後，桂王朱由榔於當年10月在廣東肇慶稱帝，是為永曆。

雖然在此後的十年間，永曆掀起幾次反清鬥爭高潮，統轄範圍恢復到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兩省大部，以及廣東、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

但在一片形勢大好之際，永曆內部再次發生分裂，大將孫可望嫉妒李定國的功績，密謀篡位，引發南明內訌。

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孫可望降清並將西南軍事情報全部告知清廷，滇黔虛實全部暴露。

1658年，清軍主力從湖南、四川、廣西三路進攻貴州，第二年吳三桂率軍攻入昆明，永曆被迫逃亡緬甸。

然而僅僅兩年，緬王受到清廷壓力，將朱由榔送交清軍帶回昆明，

1662年朱由榔被吳三桂絞死，至此轟轟烈烈、內部紛爭不斷的南明宣告滅亡，清朝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得以確立。

三、地緣政治決定南明無法香火延續

除了戰略失誤以及黨爭內耗，南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糟糕的地緣，這種劣勢主要在南京失守以後。

弘光時期，如果南明能夠同仇敵愾，加緊發展水師江防，可以倚仗長江天險自守，然而隨著清軍南渡，南明地理優勢不再。

浙江福建是東南腹地，雖多山地丘陵，但不足以自衛，且與其他省份有漫長的邊界線，根本無法抵禦清軍強大的八旗鐵騎。

而永曆長期固守的雲貴雖易守難攻，但腹地狹小，土地貧瘠，無法支撐一個龐大政權的運轉，不似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有群山環繞，自給自足。

歷史上也沒有任何正統政權長期割據雲南，所以永曆朝滅亡不過是或早或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