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國家之一，其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 000年代 。公元前332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征服埃及，結束了埃及歷史上近3 000年的所謂“ 法老時代”。由於希臘文化的滲入，有關古代埃及的知識逐漸湮滅。

只是在19世紀20年代埃及學誕生之後，古代埃及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才重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埃及學開創初期的情況如何？埃及學是怎樣成長與發展起來的？這些問題是埃及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1790—1832年）對羅塞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釋讀成功，標誌 著埃及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誕生。［1］（P11）作為一門研究古代埃及歷史與文化的綜合性學 科，埃及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大批歐洲人湧入埃及，把埃及看成 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千方百計地去挖掘和蒐集。

商博良

當時由於科學的埃及考古學尚未確立 ，埃及政府也沒有頒佈相應的法令將自己國土上的文物置於法律保護之下，致使祖先的 遺產遭到無情的破壞，尼羅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場所。

歐洲人最初在埃及的發掘十分野蠻、粗暴，往往比公開的掠奪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 物被隨意販賣，流失國外。例如，一個名叫德羅韋蒂（1775—1852年）的法籍義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擔任過法國駐埃及領事，利用其領事身份在埃及各地蒐集和販賣 大批珍貴文物，先後三次以高價分別賣給了義大利、法國和德國。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 物，後來構成了都靈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和柏林博物館陳列品的主要部分。

至於其他 歐洲國家駐埃及的外交官中，披著領事外衣從事盜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國 駐埃及總領事薩爾特（1780—1827年），同樣熱衷於此事。從1816年起，薩爾特僱用意大 利人貝爾佐尼（1778—1823年）為他蒐集、發掘古物。

貝爾佐尼在埃及

貝爾佐尼在埃及發掘的手段實在野 蠻，竟使用攻城槌開路，闖入各埃及古墓，並說他“每邁出一步，都踩碎一個木乃伊的 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幹沙儲存了數千年的古物，頃刻之間就被輕率地毀壞 了。尤為不幸的是，有許多古物無可挽救地毀滅了。貝爾佐尼在埃及的發掘，實際上就 是明目張膽的盜墓行徑。

但以德國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為首的一批嚴肅的埃及學家，他們的目的是將考 古作為了解古代埃及歷史的手段，而不是為了儘快弄到值錢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 修斯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贊助，率領普魯士考察團赴埃及、努比亞調查各種古蹟， 發掘埃及古王國時期（包括第3—6王朝，約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頂斜坡墓130座之多，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學家們所忽略的古蹟。

德國的列普修斯

列普修斯最先測量過埃及的王陵谷地 ，大量蒐集神廟浮雕和銘文拓本，並獲得古埃及紙草紙檔案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 果，展現於1849—1859年間問世的12卷本《埃及與衣索比亞古物志》。［3］（P10）這是最早介紹埃及古蹟的詳實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價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 博物館埃及館館長。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根據公元前3世紀曼涅託的《埃及史 》王朝體系，將古代埃及的歷史劃分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大時期，這一分期法 至今仍為埃及學界所使用。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學者研究埃及學主要是蒐集材料，大量記錄並臨摹銘刻、浮雕與 繪畫，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國的列普修斯外，還有一位英國學者威爾金森（1797—1 875年）。1821年，威爾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發掘了10餘年，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 址都留下了這位臨摹專家的足跡。

威爾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風俗習慣》，這是 他費時12年撰述的一部權威性埃及學著作，於1837—1841年間相繼出版。這部著作附有 文獻複本和出色的插圖，內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藝術、宗教等方面， 描寫了法老時代埃及農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間生活為主題的著作。威爾 金森對英國早期埃及學的貢獻甚大，被譽為英國埃及學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學開創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國學者馬裡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馬 裡埃特任職於盧浮宮博物館埃及部，並於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紀 時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慘遭劫掠，感到這樣任意掠奪會使許 多珍貴文物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決心儘快採取保護措施，改變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 途。至於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丟置於腦後了。

1850年的一次偶然機會，馬裡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發現埋在沙中的獅身人面像，便立即招來工人進行發掘。兩年 後出土了141座獅身人面像列隊的大道和薩拉匹斯神廟，廟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 伊，並有大批註明日期的銘文，因而具有編年史價值。這一重大的發現，從此改變了馬裡埃特後半生的命運，使他由一個以前默默無聞的普通博物館館員一躍而成為享譽國際 的學者，從此他與埃及考古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埃及野蠻考古發掘的終結者——馬裡埃特

在埃及發掘4年後，馬裡埃特回國就 任盧浮宮博物館館長。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請，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長 。任職期間，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護條令，制止隨意發掘、蒐集和販賣出土文物。 在埃及政府的支援下，初步制止了對埃及境內古墓和寺廟的大規模掠奪，使亂盜亂販文 物之風得以控制。

1863年，奧斯曼帝國駐埃及總督接受了馬裡埃特的建議，在開羅附近 的布拉格建立了近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家博物館，成為今天埃及開羅博物館的前身，這是 馬裡埃特在埃及考古學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開羅博物館，擁有10萬件以 上的藏品，為世界之冠，馬裡埃特的貢獻，功不可沒。1881年，馬裡埃特在開羅病逝， 葬於開羅博物館門前的花園中，這位傑出的法國埃及學家從此就長眠在他為之獻身的埃 及國土上。

馬裡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發掘工作達30年之久，發掘了30多處重要的大型遺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為埃及考古學的創始人。但他決不是完善得無可厚非。他一生主 持過規模浩大的發掘工程，卻未能及時整理、發表他的大部分發掘成果，這一缺憾便由 他的繼任者馬斯伯樂（1846—1916年）補償。

1869年，馬斯伯樂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講授埃及語，1874年受聘為法蘭西學院埃及學教授，後率領法國官方考察團赴埃及，該團後來 成為法國東方考古學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馬裡埃特擔任埃及文物局局長 ，繼續組織考古發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

馬斯伯樂

在此5年期間，馬斯伯樂調查了薩卡拉墓 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發現古王國時期的宗教經文，1894年用《薩卡 拉金字塔銘文》一名發表。1881年因懷疑王陵被盜而捕獲一盜墓賊，並椐其供詞而發現 戴爾·巴哈里附近懸崖上隱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歷史上赫赫有名 的法老塞提一世、圖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殮於鐫刻文字的石棺內，其中裝飾品和隨葬品亦極豐富。

馬斯伯樂對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發表於所著 《戴爾·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書中。［4］（P279）1886—1889年，馬斯伯樂回到巴黎， 重返大學講授埃及學。後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發掘工作，並開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馬 裡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個博物館內的大量古物，這些古物後來成為開羅博物館的核心 藏品。

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東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 紀所能看到的一切資料，第一次將古代埃及的歷史納入古典東方歷史發展的廣闊範圍之 中。他詳細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語言和藝術，確定了古埃及宗教與藝術發展的主要 階段。

馬斯伯樂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間，進一步規範了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阻止文物的 非法交易活動，他當之無愧地繼承了馬裡埃特所開創的埃及考古事業。

到了19世紀80年代，埃及學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蠻發掘的誤區，逐漸朝著有計劃的科學 勘察、搶救與保護文物的方向發展，埃及學的新紀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現代考古學標準，馬裡埃特和他的後繼者馬斯伯樂在發掘埃及重要遺址時也嫌過於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來到之後，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軌，他就是第一個用嚴謹科學方法在埃及進行發掘的英國學者皮特里（1853—1 942年）。

皮特里幼時因體弱多病，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就由私人教師授業，但他很早就對考古 學發生興趣，尤傾心於埃及學。

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著手勘察併發掘基澤大 金字塔，從此開始了他長達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發掘壟斷 法令，歐洲各國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擁而來，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發掘。

英國學者皮特里（1853—1 942年）

1882年，英國 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會（後更名為埃及勘察學協會），在該基金會的贊助下，皮特里幾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1884—1886年，他在尼羅河三角洲進行了一系列 的發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轉向法尤姆地區，發掘了埃及中王國時期（包括第11—1 2王朝，約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遺址。

此後，他發掘的重點專案中還有阿卑多斯第 1、2王朝（約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時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達、巴拉斯和狄奧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遺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國，任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繼續發掘，1933年退休後，定居於耶路撒冷的美國東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這位考古學泰斗一直活躍於學術界，將他長壽的一生獻給了埃及考古學事業。

埃赫塔吞遺址

皮特里對埃及學的貢獻，首先在於他對埃及王朝時期和前王朝時期（即埃及考古學上的 銅石並用時代，約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他在阿卑多斯的發掘，使 古埃及第1、2王朝為數眾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見天日。他在涅伽達總共發現了3 000多 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墳墓。這一巨大的發現揭開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將古代埃及文 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他在埃及學上的 第二大貢獻是對考古技術和方法的創新。皮特里把有節制的、科學記錄的發掘技術介紹 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進。

1885年，他根據在埃及發掘的經驗，總結出四條原則：

第一，照顧到被髮掘的古蹟，尊重將來的考察者和發掘者的方法；

第二，謹慎小心地進 行發掘，收集所有發現的東西，並做出說明；

第三，一切遺址古蹟和發掘過程都要繪製 出準確的圖紙；

第四，儘快地整理發表發掘報告。［6］（P169）這四條原則，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礎。

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會採用了皮特里的這些原則，推 動了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從而使埃及的考古發掘更加規範化。皮特里對埃及考古學直接面臨的問題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和新穎的解決方案，創立了我們現在稱之為“順序年代法”的處理手段，這是一種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關係的基本技術。

“順序年代法 ”的基本原理是根據出土陶器發展水平與特點，將其分類、排序，藉以觀察陶器隨著地 層之變異而出現的型別差別，以數字表示它們的相對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將這 一技術推廣，用於鑑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歷史可以根據古文化遺址不同層位的 陶片的比較得以恢復。

皮特里的“順序年代法”至今仍為埃及史前考古學家所襲用，作 為劃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據之一。皮特里培養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 這是他對埃及學的第三大貢獻，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為了培養 專門的研究人才，他在倫敦創辦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發展為英國考古學院，從這所學 院訓練出了下一代優秀的考古學家。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如魁伯爾（1867—1935年），就 是19—20世紀初英國的一位傑出的埃及考古學家。

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紀30年代曾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得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留英 期間，夏鼐先生隨同英國調查團赴埃及、巴勒斯坦進行實地考察，並謁見當時已退休定 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這位埃及考古學大師的直接教導。

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中，幾乎每年都要出一本發掘成果的書， 他撰寫的考古發掘報告、著作、論文和評論大約有1 000種。［4］（P330）其中，影響較大 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 是埃及學界公認的經典著作。皮特里開創了埃及學的新時代，這意味著從19世紀80年代 起，埃及學已步入了科學、規範的發展軌道。

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學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學家納維爾（1844— 1926年）也都在埃及從事過發掘工作。當埃及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得以明顯改進、新的 發掘成果不斷湧現之時，古代埃及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入，並取得很大成就 。在這一領域，英國的伯奇（1813—1885年）是繼商博良之後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獻編定者和翻譯者。他的簡明而珍貴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於1867年問世，被德國埃及學家布魯格施（1827—1894年）擴編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體字典》（1—4 卷，1867—1868年；附錄5—7卷，1880—1882年）。

世俗體

這部辭書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價 值。布魯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後一位很有影響的德國埃及學家，他的主要貢獻是對古埃 及世俗體文字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堪稱為釋讀世俗體文字的先驅（《世俗體文法》，185 5年）。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1864年創辦了《埃及語言學和考古學雜誌》，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重要學術刊物。

在法國，德魯熱（1811—1872年）是一位傑出 的象形文字翻譯家。古代埃及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兩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從 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譯過來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體象形文字元號編目》（1851年） 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選》（1867—1876年）等。

19世紀80年代初，關於古代埃及語言的知識才真正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1880 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新埃及語語法》，作者埃爾曼（1854—1937年）是19 世紀稍晚一輩的德國最著名的埃及學家。

《埃及語詞典》

他的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國時期（包括第1 8—20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訂。1894年，埃爾曼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埃及語語法》，這是每個初學古埃及語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導書 。1897年，由德國科學院發起，埃爾曼和他的同事開始編纂《埃及語詞典》，儘量收集 當時已知的銘文和文獻中的全部詞彙。《埃及語詞典》的編纂是當時埃及學界的一件大 事，這是一項龐大而艱鉅的工程，學者們從許多不同的國家來參加這項工作。

但是，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須在柏林集中編纂，德國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學家必然做不到，直接 編纂的重擔就落在埃爾曼和他的德國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們根據各國 埃及學家提供的豐富資料編成了這部巨帙埃及語辭書，材料的收集總計超過了150萬條 。［8］（P17）

5卷本《埃及語詞典》（1926—1931年）的問世，是19世紀以來埃及語言學研 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學習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基本工具書。埃爾曼的另一重要貢獻 是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埃及學家，他的學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躍在20 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埃及學家。

19世紀末，由於古代埃及碑銘和紙草紙文獻的大量發現，歐洲各國埃及學家以現代語 言學理論分析古代埃及的語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語法體系，確立了作為學術性學科的 埃及學。隨著埃及學的成長，歐洲湧現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學家，他們的辛勤勞 動，大大地推動了埃及學的發展，使埃及學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完全確立起來了。

經過幾代埃及學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學的研究成果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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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003年02期

令狐若明(1946-)，男，山西平陸人，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